同年7月底，武小锋被迫离开北京回到大连老家。刚开始，他把目标定在辽宁省疾病防控中心，可一打听，编制已满，不需进人。他再退一步，把希望寄托在大连市。可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他到大连的各级医疗卫生部门进行“集中应聘”，结果每次都失败。武小锋对此深感委屈。他认为，自己现在要求很低，工作只要和自己的专业沾边，月薪1000元以上就可以。在与武小峰同班的60名学生中，除了30余名考研深造的除外，其余的多数都在大城市，像他这么惨的几乎没有。
时隔十余年，武小峰似乎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里。但在那次找工作失败后，辽宁一家医疗机构录用了他。公司一位工作人员在接到希望采访武小峰的电话时不客气地说：“你看他是反面教材，所以采访的吧？”时过境迁，当年知道此事的人依然清晰地记得，那是怎样一位彷徨青年，与他现在公司科研项目的负责人头衔相比，高考状元的辉煌早已无人知晓。
“我想过正常人的生活，不想再被媒体追逐。”33岁的武小峰坦言，自己其实并不看重高考状元，只是媒体炒得太热，自己陷进了怪圈。
与武小峰一样，在状元头衔中迷失自我的还有王宁，只不过更极端。
儿子失踪后，王新华最后悔的是此前的一通电话。“我不该说那么重的话。”
2014年2月4日晚，王宁找了个公用电话打回家。自从去年11月手机掉了后，他就没有固定的联系方式。电话里，他先是询问家人近况如何，年过得好不好，继而他说，自己在西南交大附近已经好几天了。
“我当时感觉，他又要向家里要钱了。”王新华回忆说，自从2010年王宁毕业以来，大部分时间都没有工作，所有生活开支由家里出。八年前，王宁以近650分的高分，成为凉山某县的理科状元，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四年前，王宁大学毕业，却没有找到理想的工作。他开始沉迷网络，四处流浪。多年来累积的荣誉与大学毕业后的失落所形成的巨大落差，让王新华失控了。这通电话持续了40多分钟。电话里，王新华对儿子说了重话，“我说，你简直是给家人丢脸，给整个县丢脸。你大学前，在整个县城风风光光的，现在别人问起你，我都不敢说”。之后，王新华还说：“我要对付你很简单，你的所有电话我都不接，有成都区号的电话都屏蔽。”
儿子挂断了电话。第二天，一位陌生的老人打进王新华的手机：“你儿子在学校的椅子上，已经睡了三天了，这么冷的天……”最开始接到电话时，王新华甚至想过，这是不是儿子向家中要钱的另一个办法。但很快他就否定了。2月6日，正月初七，他一早赶到成都，儿子却再次消失了。每天，王新华都去校园附近的网吧寻找，他拿出照片让网吧老板辨认，但所有人都只是摇头。
2月7日，他往儿子的银行卡上存了300元钱，第二天，他发现，卡上金额少了100元，这让他感到安心。“这说明，人是安全的，还取了钱。”通过银行查到儿子取钱的地方后，王新华又去守了半天，一无所获。
经历了5天的寻找后，王新华终于见到了儿子。
在找过数十家网吧后，56岁的王新华终于在通锦路一家网吧，找到了正埋头打游戏的儿子王宁。
26岁的王宁头发蓬乱，脸色苍白，正全神贯注盯着显示屏。王新华站在他的身后，犹豫了一秒钟，然后拍了拍他的肩膀，头发蓬乱、面孔油腻的王宁回过头，惊讶地盯着情绪略显激动的父亲，然后，他一言不发地，关掉电脑，背着书包，跟着父亲走出网吧大门。网吧老板称，最近几天，王宁常来网吧上网。上网卡里，还有已经充值的40多元钱。
在回招待所的路上，父子俩一直沉默。半晌，王新华终于开口：“中午吃饭没？”“吃了。”王宁小声地回答。
大年初六的下午，一位好心人发现，一名年轻的“流浪汉”，已经连续三天晚上躺在西南交大九里堤校区里的长椅上过夜了。他帮忙联系到“流浪汉”的家人——第二天，王新华从老家赶来，儿子却再次消失了……
父亲认为，王宁身上寄予着整个家庭的希望。成绩好，脑袋聪明，又考上了好大学，大家都觉得，他会有一个美好而远大的前途。可现在，父亲最怕亲朋好友问起他。
在老家县城，作为理科状元，王宁的现状屡屡被亲朋或当年的老师问起，每当这时，王新华都只有摆摆手：“他毕业后在安徽工作。”“都没得脸说了。”王新华无奈地说。
读大学之前，王宁一直是王新华和整个家庭的骄傲。
“他成绩特别好，初中高中都是第一名。”王新华回忆说。对于这位55岁的父亲来说，儿子留给他的美好回忆似乎只剩下大学前优异的成绩。每年，他最享受的时刻，就是开家长会时。“每个老师都表扬他，谁见了都羡慕。即使现在，老师们都还能记起这个学生，每个老师见了我，都热情地打招呼。”
让王新华最引以为自豪的是2006年，王宁以近650分的高分，成为该县的理科状元，并顺利被中国科技大学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录取。“学校还因此打了很大的广告牌，宣传这件事。”王新华的语气中带着逝去的荣耀感。
而王宁高中的班主任老师也在电话里给这个学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非常聪明，学习又很刻苦，是个非常优秀的学生。（当年）高考，只差一点就上清华大学了。”
王宁身上寄予着整个家庭的希望。王新华说：“成绩好，脑袋聪明，又考上了好大学，我们都觉得，他会有一个美好而远大的前途。”
然而，残酷的现实，却击碎了王新华的美好期望。
大学毕业，王宁说想留在安徽。“毕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给他打电话，他都说，正忙着找工作。”让王新华没想到的是，“找工作”的状态竟然持续了数年。
在王新华的记忆中，王宁毕业后只干过一份仅仅持续几个月的工作。“那是在一家网络游戏公司，做网络销售和客服，干了几个月，他觉得没意思，辞职了。”曾经有一次，王宁对父亲说，“如果找不到喜欢的工作，我宁愿不工作”。
王新华心内焦灼。他难以理解，儿子毕业于名牌大学，本身能力也不弱，怎么会找不到工作？他归因为儿子没有认真找，2013年7月，他把王宁从安徽接回成都，开始“守着他”找工作。“守”了几天，王新华回到老家，之后通过电话询问儿子找工作的情况，但每次得到的答复都是“正在找”。2013年12月19日，因为房租到期又无钱续交租金，王宁离开了出租房，开始四处漂泊。
王新华发现，儿子开始沉迷网络。“他经常泡在网吧里，也不接我们的电话，没钱了，就给家里打个电话，或者干脆电话都不打，发个短信，说我没钱了。”
在此期间，王宁的全部花销由家中提供。王新华说，这些钱，有很大一部分被儿子花在网吧。王新华也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我知道钱大部分是用来上网了，给他钱是害他；但另一方面，总不能眼睁睁看他饿死吧？”现在，他只希望儿子能找一个踏踏实实的工作。
从大年初四开始，西南交通大学某校区的护卫张先生发现，一名年轻的“流浪汉”，已经连续三天躺在校园镜湖边的露天长椅上睡觉了。“他用一件衣服把下半身裹住，躺在椅子上，背一个包，提一个包。从下午五六点开始，要睡到第二天下午的五六点。脸色苍白，这么冷的天，造孽！”
住在校园内的82岁的经大爷，也发现了长椅上的这名“流浪汉”。大年初五，经大爷看见他躺在椅子上，他试图问问他的情况，但对方很拘谨，不怎么说话，经大爷把手中的零食以及矿泉水给了他；大年初六的上午，经大爷又再次见到了这名流浪汉。“这一次，他说他是大学生，和父母闹了矛盾，还给我看了毕业证和学位证。”时近中午，经大爷给了王宁十元钱，并嘱咐护卫温先生带他去食堂吃饭。温先生打完饭发现，王宁已经不见了。
当天下午，经大爷又在校园长椅上见到了王宁，这一次，他劝王宁给父母打个电话。王宁给了父亲的电话。经大爷在电话中对王新华说：“你的儿子在椅子上，已经睡了好几天了……”打完电话后，王宁又不见了。
给经大爷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王宁与他的一次对话。王宁问他：“你觉得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个深奥的问题让经大爷有些诧异，想了想，他回答说：“我觉得人生的意义在于充实和有规律。”
“从小学到中学，我的成绩都一直很不错；考进中科大的时候，带着万分之一的希望、有没有可能像爱因斯坦、霍金一样，影响整个世界；但进入大学之后，和同学们比起来也只是平凡普通的一员，而且感觉自己也没有天才的聪慧和疯狂。
“让我像大多数一样，找个工作结婚生子、挣钱养家，我觉得很无聊很没意思。如果在战争年代，我是不是会更有价值、更有作为？就好像在游戏里带领伙伴们过关斩将，会得到他们的认同。”
下午6点，从网吧出来的王宁和父亲一起坐在宾馆的床上。他穿着一件深色的外套，一条牛仔裤沾满油污。由于在网吧待的时间较长，他的皮肤显得有些苍白。
王宁的未来何去何从，恐怕才是公众最关注的问题。可当年的状元头衔，早已无人问津。
当高考状元从顶端回归正常，当满足社会期待回到尊重自我的选择，当人们以后不再讨论高考状元时，也许教育才能回归它的本真，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我们看到的是尊重人的现实选择，尊重个性和创造，唯分数论，唯状元论也终将成为历史。
移民？
“高考状元，有一部分是真正考出来的。有一部分是‘买’来的。”北京一所重点高中的老师向我透露，全国很多学校深谙此事，深知高考状元出自哪所学校，其背后所带来的巨大效益，不可计数。
2012年8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多家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对于被社会广泛关注的“异地高考”政策提出明确规定，给各地定出最晚时间线。同时，该通知还特意强调北京、上海等流动人口集中的地区防止“高考移民”。
然而，为什么要推行异地高考？人口流动是很重要的原因。随着市场经济带来的人口自由流动，几十年如一日地待在一个地方并不现实：一个人的户籍在湖南，但他却很有可能在北京工作，如果他有子女，那么他的子女是在哪个地方参加高考合适？从便利的角度而言，当然是在北京好。
但仅仅因为人口流动的增加还不足以解释此问题。反驳他的理由是，此次主张“异地高考”的组织大都在北京和上海等地活动，而在其他流动人口输入大省却鲜有类似组织。据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2年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1》显示，截至2010年10月1日，全国流动人口估算数为2.21亿，在跨省流入人口中，广东占30.62%，浙江占23.61%、江苏占9.72%、上海占9.51%、北京占9.07%、福建占4.27%，六省（市）跨省流入人口占全国总数的86.80%。如果按照人口计算，主张异地高考的组织和机构应该在广东和浙江这两个流动人口输入大省活跃才对。为什么他们只是在京沪一带活动？
所以更为合理的解释是，异地高考的呼声之所以在北京和上海更加强烈是和目前高考录取人数的配额紧密相关。由于历史等种种原因，北京和上海的高考升学率较其他省份而言都要高。据报道，2012年北京市高考录取率为86%，而人口大省河南高考录取率则为76%。如果再考虑名牌大学的录取名额，两者的差距将会进一步拉大：2012年北京大学文科在河南省投放招生名额为37名，而在北京则为92名。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京沪两地非户籍人口的家长为何会如此积极推动异地高考，因为北京和上海属于高考分数洼地，他们的子女在原来的省份可能上不了重点大学，但是到了京沪则可能上了一本线；或者说原来只能上一般的重点大学，但是到了京沪则可能上名牌大学。换言之，公平获得教育权的背后实际上是不为人知的“套利”。
在这样巨大利益的吸引之下，异地高考就成为这个群体非常正常的选择。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国务院文件中还特意提到：“对不符合在流入地参加升学考试条件的随迁子女，流出地和流入地要积极配合，做好政策衔接，保障考生能够回流出地参加升学考试；经流出地和流入地协商，有条件的流入地可提供借考服务。各地要加强对考生报考资格的审查，严格规范、公开透明地执行随迁子女升学考试政策，防止‘高考移民’。”
高考移民现象，对流入地省份来说当然不尽公平：因为不断增加的高考人数会增加当地高考的竞争难度。但是，“高考移民”会因为“加强考生包括资格审查”而得以解决吗？显而易见地，各个省份高考的竞争激烈程度不尽一致，自有高考制度开始，高考移民就一直存在，很多家长通过各种手段将子女移民至录取分数低的省份，海南省就发生过高考状元是“高考移民”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