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生的个性不同，但也遭遇了相似的命运。他给领导当秘书的时候，写了篇关于支持市场经济的文章。当时这个提法仍然有争议，他遭到领导批评，就有了离开之念。晚上下班，他跑到灯光夜市里面，搞点兼职，卖点衣服。白天在办公厅当秘书，晚上去卖衣服。“我一天晚上能赚30块钱，但干公务员一个月，才80块钱。”
两人都开始下海，把挣钱当成是：另一条成功之路。身在广东的陈生，一边做着公务员，一边做小本生意。但在小小的关中县城，当年的文科状元几乎人尽皆知，陆步轩无处可藏。在计经委，他没有编制，分不到房子，住在一个不足六平米的门房里，工资只有正式工的一半。被迫下海，干过化工，搞过装修，都接连失败了，负债累累。他的第一次婚姻也到了尽头。前妻对外人说，当年是为了文凭才嫁给他的，但现在他让我丢尽脸面。离婚之后，陆步轩大病一场，酗酒、打麻将，做过四年的职业赌徒。当年从北大带回来的八箱书，再也没有打开过。他说绝望中，靠着喝闷酒度过。
“人的支撑，主要是精神。精神只要垮了，身体接着就垮掉了。”陆步轩把人生比喻成打麻将，他认为打麻将的规则与人生规则一样。“人的出生决定了你周围的圈子。改变太难，规则本身就不公平。”面对当年喊得最响亮的口号“知识改变命运”，陆步轩说到他那时候，知识已经无用了。但对于班上那些改变自己命运、把握自己命运的同学，陆步轩不置可否。
当时广东沿海刚刚开放，大量商机存在。尤其城市的现代化过程，让土地和房产在极短时间内，积累了巨大财富。陈生后来靠帮朋友，做房地产发家，没有一分钱的投资，在三年里挣到了一个亿。陆步轩的北大同学此时纷纷南下，也邀请过他去南方打工。
再婚之后的陆步轩，为了老婆和孩子，不得不为生存奋斗。他开过小卖部，但进的五号电池都是假货，他不好意思卖，都留下来自己用了。三个月下来，亏了将近一万块钱。走投无路之下，他妻子建议他去卖肉，因为成本低回钱快。他后来在书里回忆：肉摊上当时都是苍蝇乱飞，血水横流，肉腥气刺鼻，只能穿着短裤拖鞋站在铺里。手上是常年洗不净，后来就索性不洗的猪油。街坊没有人知道，他是北大毕业的，孩子被人叫作“卖肉娃”，他索性跟别人说他是文盲，唯一区别于其他肉贩的，就是鼻上的眼镜。
喂猪、养猪、杀猪，在陆步轩心里一直是件很低档的事。开店之初，他总想躲着熟人，然而，纸包不住火，末了，终于让乡党看见了，帮他充当起义务宣传员的角色，在村子里奔走相告：“我看见北大学生了，混得没法子，杀猪卖肉了！”此话传进老父亲的耳里，他蹒跚着两条腿，兀自找上门来。然而，父子相对，默默地吸烟，说不尽的凄惶。父亲认为，不上大学照样能卖肉，你上了大学还干这个，上学有什么用。陆步轩为父亲斟上酒，老人的流泪便止不住地淌下。但陆步轩的好处是，做事耿直、认真，卖肉时不欺压人。“咱们就卖好的，少赚一点，做的是良心的生意、不害人。”生意渐渐好了，陆步轩觉得生活，还有点滋味了。但他仍然不肯回学校，不参加同学聚会，隐姓埋名，自称“牛仔”。他开始熟悉街头的规则，工商所的所长，有一次收了他的摊，他跟人干了一仗。结果对方知道他是北大毕业的背景后，同情他，主动把罚没的东西还给了他，所长的同情让陆步轩再一次证实了自己骨子里是知识分子的本色。2003年，他被媒体发现，以《北大才子长安街头卖肉》为题被大量报道。这时广东的陈生，还在投资鸡场，刚刚遇上禽流感，失败了。在电视上，他看到了关于陆步轩的报道。一开始他有点瞧不上这个陕西“猪肉佬”。但到了2009年，认识陆步轩之后才发现，他在经营一个具体的肉摊上，比自己强多了。
陈生决定和陆步轩一起开办专门培训职业屠夫的屠夫学校，由陆步轩讲课和编辑教材。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猪肉教材。2011年12月，继北大才子、卖肉佬、公务员的身份之后，陆步轩带着自己花四个月写的《猪肉营销学》的讲义，走进广州“屠夫学校”当老师。现在，陆步轩更多的精力主要用在了“屠夫学校”上面。这所学校为陈生的“壹号土猪”各家档口连锁店输送人才。招聘来的大学生，需要经过40天的培训，包括学习猪肉分割、销售技巧、服务礼仪、烹饪等，再前往各档口工作。目前，陈生在广东已经有600多家“壹号土猪”档口。陆步轩说：“讲一句不谦虚的话，我是全国比较顶尖的猪肉专家。你可以拿教授来跟我比。”但是，从2003年起，陆步轩并没有把杀猪卖肉当成终身的职业，虽然按他卖肉的收入来看，十年下来都会是百万富翁。但是在被媒体报道之后，有一些单位找到了他，陆步轩最终选择进入体制，去长安县档案馆进行县志的编纂。“我在档案馆里干得是最好的，谁也离不了我，我研究的经济部分是最难的，也是最有成绩的。”不过，已经49岁的陆步轩，再也没有可能像当年幻想的那样在仕途上走多远了。这次，他有了编制，生意红火的猪肉铺则交给弟弟一家打理。
陆步轩认为自己是个文化人，应该从事文化事业。他眼里的文化人，表面标志戴眼镜，骨子里在某一个方面，懂的比一般人要多，能够懂得它研究的方法，然后深入地钻研下去。他在书里带一点调侃地写道，为了过把官瘾，结婚以来，我牢牢地抓住家政大权不放，家里的事我说了算。是家长制，在家里是家长。陆步轩虽然认为自己20多年前开始从事杀猪工作“并不体面”，但他对自己的选择并不后悔，认为自己“守住了道德底线”。
2013年4月12日，这堂名为“北大职业素养大讲堂”的讲座，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举行。陆步轩穿着土黄色外套，紫色条状衬衫，带着金属框架眼镜，温文尔雅，完全不是多年前被公众熟知的挥刀剁肉的“眼镜肉店”老板形象，眼角也多了许多皱纹，与此同时，他还带来了一本20万字的纪实文学《屠夫看世界》。
登台亮相演讲，面对自己即将毕业的学弟学妹们，陆步轩说完第一句话就有些哽咽，在随后不到15分钟的演讲中，陆步轩回忆了自己就业和创业的坎坷：毕业后分配不理想、几年后丢掉工作。“1993年，我没办法了，才被迫‘跳海’。”陆步轩说，学校一直有人邀请自己回来给学弟学妹们讲讲创业的故事，但一直没有实现，除了时间的原因，还有就是因为觉得自己“混得比较差”。当陆步轩说自己“给母校丢脸，是反面教材”时，一些北大学生站了起来，探头看这位手持话筒的师兄。有人甚至离开自己的座位，试图能够接近陆步轩。“这些年回母校演讲的学长很少有这么坦诚的，我想往前走走，希望会后能和他有进一步交流。”一名法学院本科生说。
除了分享自己的创业经历，陆步轩和陈生还为北大学生提出了几点忠告。比如在校期间要多读各种书，汲取各种不同的知识，坚守做人的底线，不被社会的杂音干扰等。在创业方面，陈生提出最好不要选择那些已经达成共识的赚钱行业，而是要选择那些冷门的，冷门行业机会更多，也允许你犯错。“热门行业你甚至竞争不过一个个体户。”陈生说。对此陆步轩也表示了认同。他说自己站在“北大职业素养大讲堂”，想给学弟学妹们一个忠告：毕业后不要以“北大生”自傲，不要自视太高。北大毕业只能证明曾经学习好。而社会上还有很多知识，需要在社会中不断地实践学习。
陆步轩说，现在年轻人讲究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他觉得，体面不体面是自己的感受，要看拿什么衡量。“这么多年的经历告诉我，人一辈子吃不了多少，也花不了多少，够用就好。每个人就业是需要机遇与环境的，理想与现实总会有差距，人毕竟还是要活在现实中。”
除了演讲，陆步轩还特意去北大校园转了转，他说现在北大的三角地、第一体育场等许多地方变化很大，学生的学习生活条件比自己当年好了许多。他还想去学一、学五等老食堂坐坐，吃一份饭，后终因没有餐卡只好作罢。“我还是很想常回来看看的。”陆步轩说。
当年，很多人以为，媒体报道之后成为明星的陆步轩，会有一些雄心，也曾经有北大的美国校友，提出过帮他办全国连锁经营。陆步轩也曾经对媒体说，等我做到全国第一，再回北大。但后来发现那家公司，没有这么大的实力，只是想借用一下自己的招牌。这次折腾之后，陆步轩说自己彻底放弃了做到“第一”才算“成功”的想法。“我认为，对我来说，最大的成功就是不成功。不成功挺好，成功了反倒劳累。”
说到师兄陆步轩，郭建业认为“他很对得起北大，很有勇气”。现在来看，对陆步轩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儿，“他挺神的，一般人绝对吃不消，因为非议太多了，毕竟县城都不大，都是熟人，你混得不好大家都会在背地里指指点点”。
回到那次演讲中引起争议的开场白。如果能够看完那几十分钟完整的演讲，会理解陆步轩、陈生两位不是自我贬低。他们对自己当下的状态，都很满意。只是想把这20多年来，扎扎实实的人生和教训，完整地说给年轻的学弟学妹听。能上北大只能证明你学习比别人好，脑瓜比较聪明，在学习上有天赋。其他不能证明什么，社会上知识还很多，需要你在实践中，不停地去摸索去学习。而这段话，陆步轩说自己最起码用了10年时间去理解。
选择是一种权利，从无到有，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状元不再是最高标准，高考只是选择之一。
高考，你可以把它的价值意义无限扩大化，它决定你的人生，但决定人生的不仅是高考。没必要将高考状元的意义无限扩大化，充其量就是一次考试而已，而考试只不过是人生要经历的众多游戏规则中的一项游戏而已。
当今中国处于飞速变革中，互联网时代，一根光纤贯通北京和纽约，风投、IPA、天使基金、创业板、纳斯达克，每天都有大量的新词汇诞生，高科技欣欣向荣，在每个人为食品安全担惊受怕的当下，北大两位状元打着绿色安全口号的土猪让人安心，陆步轩和陈生，将这个张飞的生意做出了北大水平。
与陆步轩、陈生有着类似经历的，还有北大校友武小峰。
这位曾以普兰店市高考理科状元身份走进北京大学的高才生，毕业后却因找不到工作，每天务农在家串糖葫芦卖。
数年前的寒冬腊月，早上5点，普兰店市安波镇邓屯。
一阵寒风袭来，庄稼院里纸糊的窗棂被吹得哗哗作响。武小锋麻利地穿好衣服，小心翼翼地将一大盆山楂从院子里的小房搬到炕上，小心地挑拣、挖核，然后将七八个大小不等的山楂熟练地穿在准备好的竹签上。
他要赶在早上7点之前，尽可能多地把山楂穿好，以备父亲在集市上多卖一些。
此时，距离武小锋家200米的一户人家，武小锋的中学同学，23岁的张华也在炕上做着同样的活儿。
武小锋不敢相信，若干年后，他竟会和张华干同样的活。张华，中学没读完就务农在家，而武小锋，曾是普兰店市的高考状元，北京大学的才子。
提起邓屯的武家，普兰店市安波镇的村民几乎无人不知。十年前，武家最小的儿子武小锋在高考中一举成为普兰店市的理科状元，考上了北京大学。
“那是我们方圆几百里的骄傲啊，考上北大那还了得，毕业还不得上国务院工作啊？”安波镇刘大爷的这种说法在庄稼院里曾风靡当时。
事实上，被村民们颇为羡慕的武小锋家一直是村里的贫困户。武小锋出生在1982年，上面还有哥哥姐姐，家里主要是靠几亩薄地为生，生活非常拮据。
贫穷造就了武小锋坚韧的性格，也让他深感自卑。
据武小锋高中时的班主任证实，高中时代的他异常努力，成绩在全年级数一数二。“但他太内向，也不善于与人交流，这大概和他自卑的心理有关。”老师认为，试图改变贫困的命运是武小锋刻苦学习的原动力。只是他太偏重学习，“在为人处世上很是欠缺”。
武小锋认为，北大就是金字招牌，进了北大，就意味着将来可以离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在大城市里谋份好工作。但几万元的巨额学费让武家大伤脑筋。武小锋的母亲回忆，当年他们家甚至产生了让儿子放弃学业的想法。但媒体帮了武小锋的忙，消息发布后，大连一些企业承担了他在北大的全部费用。
武小锋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学习的是五年制的预防医学专业。从进入北大时起，他就从未为自己的未来担忧过。那时的武小锋和许许多多的北大学子一样，都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毕业后脚下会很自然地有一条金光大道。
大学期间，武小锋一如既往地勤奋。大五时，他所学的专业向两个就业方向发展，一是预防医学，二是卫生事业管理。他选择了后者。
2005年7月，武小锋顺利从北大毕业，获得了北大医学学士学位。
早在毕业前，他和其他同学一样，把就业目标锁定在北京。毕业实习时，他在北大第一医院从事成本核算工作。遗憾的是，武小锋虽然表现良好，却未能留在实习的医院。
即便如此，武小锋依然对未来很乐观：“北大毕业找不到工作，这怎么可能？”现实很残酷，他陆续跑了北京市多家卫生医疗单位，却因没有北京户口而未能如愿。为了留京，武小锋到一些小的医疗卫生单位求职，结果还是屡次遭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