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瑜，四川成都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中国建筑总公司高层建筑设计施工技术学术委员会委员，历任中建西南设计研究院副主任工程师等职，1997年起任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现任院聘总工程师。
很多年前，一位记者曾试着拨通黄宗瑜的手机。电话接通，一个听上去并不苍老的声音。说明采访意图以后，记者期待得到肯定的回答。然而，“我不想参加这种活动，你们就不要报道我了，我的人生也没有什么好回味的。”错愕中，黄宗瑜的电话已经挂断。
记者第二次拨通电话。这次电话那头的声音明显有些不耐烦：“我已经说过了不接受采访，个人还是有不接受采访的权利吧。”记者向黄宗瑜做了反复解释。“我快退休了，何必去炒作呢？我已经决定了不接受采访，你就不用过来了，就这样。”电话又断了。
记者直接闯入了中国西南建筑设计研究院黄宗瑜的办公室。对记者的突然造访，黄宗瑜友善地笑了。那位记者写道：他戴着宽边眼镜，穿着米色格子衬衫，显得很温和。他站起身，给记者泡了一杯花茶。“我昨天已经跟你说了，你们最好不要报道，我不想成为一个公众人物。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对的东西，现在不一定对，也不一定有什么值得学习的东西。”黄宗瑜说这番话的时候，不好意思地笑着，“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没有什么好采访的。”
“跟你们不一样，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是不完整的，‘文革’十年失去了很多东西。”1965年，高中毕业的黄宗瑜在成都储运公司当了一名工人，这一干就是十年。
“文革”十年是黄宗瑜人生中最苦涩的时期。十年间，黄宗瑜学会了在动荡中安慰自己，也养成了“中庸”的处世哲学。
1977年高考是黄宗瑜人生的巨大转折点，不过这个转折晚来了十年。当黄宗瑜得知自己考上清华大学的时候，已经31岁，家里有贤惠的妻子，一个两岁的儿子。
1977年8月的一天，黄宗瑜准备出发去北京。在宿舍的院子里，年仅两岁的儿子黄步瓯拉住父亲，不肯让他走。黄宗瑜带着几件衣服、几本书，踏上了北上的火车，也自此开始了改变自己命运的历程，这一去就是七年。
在清华大学的七年，黄宗瑜只回过三次家。他的成绩在班上一直排在前面。硕士研究生毕业，学校要求黄宗瑜留校，他放弃了。同年，离家七年的黄宗瑜回到四川，在中国西南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
从清华大学毕业后，黄宗瑜的生活一直很平稳，没有经历大的起起落落。他笑称自己是一个没有野心的人，对自己从来没有太高的要求，也就从来没有压力和失落。
从1985年至1996年，黄宗瑜参加了26个大中型项目的结构设计。1997年以来，他担任了20余项工程的技术审定工作，其中四川大学体育馆还获得住建部2001年优秀工程设计二等奖，重庆袁家岗奥林匹克游泳跳水馆获中建总公司优秀方案设计一等奖。
黄宗瑜的儿子黄步瓯可谓“子承父业”。在谈到父亲离家7年时，黄步瓯用平静的语调说：“我觉得一家人也不一定非要在身边，只要能够在精神上互相支持就好。我爸去清华的那几年，常常给家里写信，从那些信中，我能够感受到他的关心。”
黄步瓯还记得，小时候他吃药一定要吃一片半，着急的父亲费了好大劲才把一片药分成两半。“后来想起来，还是有点感动。他很细心。”学习方面，黄宗瑜很严厉，从北京回来以后，他常常过问黄步瓯的功课，往往亲自辅导。
同样学建筑的两代人在观念上是不一样的。“我爸希望我平稳一些，安安稳稳地工作几年把基础打扎实，多磨炼几年。”黄步瓯说，“但是，我想和朋友一起搞一个小的设计事务所。就是这方面，我爸和我意见有些分歧。”
黄步瓯说话的时候始终很平静，父子俩在这一点上很相像。黄步瓯说：“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就是这样。其实杂七杂八的琐事很多，也不一定有什么很具体的、特别感动的事。但是平平淡淡才是真。”从黄步瓯口中得知，黄宗瑜是一个非常勤奋、刻苦的人。黄宗瑜在成都储运公司工作期间，就利用业余时间自学大学课程，提升自身能力。在黄步瓯眼中，“学无止境”是父亲的一大优点。
尽管采访并不轻松，但对黄宗瑜的形象慢慢在眼前有了轮廓。那位采访他的记者回忆道，越接近这个温和的中年男人，就越清晰地感受到他的低调和谨慎；甚至到采访最后，他仍然不想面对媒体。在希望能够拍一张照片时，黄宗瑜摇了摇头说：“就不要拍照了。”在记者多次要求下，他总算没有拒绝。在有限的几秒钟里，记者只来得及按下两次快门，黄宗瑜就礼貌地从办公桌前站了起来，准备送客。
据相关数据记载，恢复高考制度后的几年里，很多考生是从田间地头、矿山企业直接奔赴考场高考对他们来说，有着特殊的回忆。刘学红、黄宗瑜无疑是最有代表性的两位。高考，帮助他们改变命运的同时，将两人带到了一片更广阔的天地。
另类？
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曾说：“瓜子炒了以后可能是比较香的，但是别忘了，也有很多瓜子是会被炒焦的。”
这句话，放在陆步轩身上，恐怕合适至极。
陆步轩恐怕是中国最著名的屠夫。1985年陕西省长安县高考文科状元，考入北大中文系，后来在街头卖猪剁肉为生，在别人眼里，他着实是个另类状元。
背心、眼镜、叼香烟，挥刀剁肉，陆步轩，如同电影里的绝世高手，手起刀落之间，斤两分毫不差。2002年西安市长安县一处偏僻门面房，每天来眼睛肉店买肉的顾客络绎不绝，货真价实是众人对老陆所卖猪肉的由衷赞赏，但没人知道老陆除了屠夫的身份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高考状元。
2013年4月11日，北京大学迎来了两位特殊的嘉宾，一位是曾经轰动一时的，北大的屠夫状元陆步轩，另一位是他的校友陈生。面对台下的老师同学，陆步轩开场说：“我给母校丢了面，抹了黑，我是反面教材。”他的言论一经爆出，再一次引发了媒体和社会的热议。
北大毕业生，曾经的文科状元，在后来的小县城里面当了屠夫。拖鞋、短裤、当街卖肉，多年后他被请回北大向学生做演讲，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我给母校丢了脸，抹了黑。这句话引起了强烈地舆论反响，很多人批评：卖肉不丢脸，你这么想、这么说才丢脸。倡导职业平等和尊严的批评之声很必要也很正常，只不过如果一个人在演讲时，说出的是他真实的人生感受，那么恐怕简单地批评，也很难平复这20多年来的人生滋味。
“一般认为腰子的大小和屠体的大小关系不大，腰子小说明屠体健康，腰子大说明屠体不健康”，这些文字出自号称北大屠夫陆步轩的专著，《猪肉营销学》。
“以前到北大去演讲的都是很风光的人。我是一个小人物，觉得跟人家还有差距，所以说一些谦虚的话，当然，只要是凭自己勤劳致富，我觉得都是很光荣的。”这是陆步轩在北大演讲说出那番话后，面对质疑给出的答案。反对他的声音认为，他贬低了卖猪肉这个行业的尊严，好像把劳动者，分成了某些等级。受过高等教育，尤其是北大这种高等教育，来从事这种大家看来比较低级的工作，就是反差比较大。他认为大家的看法，就是社会的看法，陆步轩坦言，自己的观点在很大程度受社会的影响。
北大校长许智宏，当天在场表达，北大毕业生卖猪肉并没有什么不好。从事细微工作，并不影响这个人有崇高的理想。北大学生既可以当国家主席，也可以当科学家，也可以卖猪肉，陈生和陆步轩无疑是剑走偏锋，并且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卖猪肉竟然卖出了品牌和价值。但此话，当年的陆步轩并不信服。
实际上，从2003年他被新闻媒体报道开始，这样的争议就从未停止。在书中他曾经直接地对另一种声音做出过回应，说那些励志的漂亮话说起来并无意义。因为当屠夫，并不需要什么技术含量，一个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一样可以做，当一个人在年轻时代花了多年时间接受专业训练之后，再去杀猪卖肉，对知识和智力都是一种浪费。他甚至在书里写，如果认为北大学生卖肉完全正常的话，为什么不在北大开设屠夫系，内设屠宰专业、拔毛专业、剔皮剁骨专业，那样卖起肉来岂不更专业？
但陆步轩说，自己一直是一个真实的人，不愿意说空口号误导台下的年轻人。他说面对女儿的时候，也告诉过她，不要学文科。因为他觉得理工科，能够直接运用直接见效。“文科是软科学，像我们这种草民，你在这方面要做出成绩很难的。这跟一个人出身阶层有关系，也叫潜规则，譬如你要在学术界发一篇文章，你一个无名小辈，没人推荐的话都是很难的。”他怕女儿重蹈自己的覆辙，认为社会就是实用的社会。
陈生和陆步轩，20年来，从“北大学子”到“屠夫”，他们分别经历了什么？
陆步轩出生在陕西省长安县农村。母亲早逝、家境贫寒，家里的书，只有一本《毛泽东语录》，他说自己天性适合做学问，喜欢刨根问底。一件事情，总要探索出来龙去脉，在学习上有天赋。中学时，他的考试成绩，常常比别的同学领先100多分。
中学同学说陆步轩在读中学时，因为学习成绩好，性格上是一个很狂妄的人。高中毕业，他往讲桌上一坐，各项水平超过老师。“数学老师跟我考数学，考不过我；英语老师跟我考英语，也考不过我。”因而，陆步轩的外号叫“夜郎”。
那一年，陆步轩考上了西安师范大学。他撕掉了录取通知书，横下心要上北大。他眼里的北大，是最高学府，陆步轩想做一名科学家、文学家，或在某一领域有造诣。成为一个“家”，而不是一个“匠”。他说，“家”是富有创造性的，“匠”是干活的。
考上北大那年，陕西的陆步轩骑着自行车挨个告诉每一个认识的人，“我成功了”。一向一分钱都要掰成两半花的父亲，为了儿子大摆宴席，这种情况持续最起码十天左右。乡亲们交口称赞：“了不得、了不得。真是文曲星下凡。”高中状元、金榜题名几乎是大多数读书人的终极梦想，在家国同构，讲究宗族礼法的农村，考上状元意味着迈入仕途，上达天听。在他们心里，考上北大意味着将来高官厚禄，平步青云。陆步轩说，他当时心里也有这点想法。
第一位也被称为“北大猪肉佬”，后来当上猪肉企业董事长的陈生。比陆步轩早四届，出生在广东湛江农村，父亲早逝，母亲勉强拉扯五个孩子长大，经常顾不上他。陈生晚上常常就在庙里睡，学习成绩一直中等偏下，第一次高考的时候，成绩也差得离谱，但是上了北大之后，陈生还好，陆步轩却发现天外有天。无论是学习成绩还是见识上，他都掉到了中下游的水平。这是信仰的时期，也是怀疑的时期，年轻人面前应有尽有，却也一无所有，80年代的中国，如同伊甸园，这些青春写满脸上的高才生，围坐在草地上，未名湖边，弹琴写诗彻夜不眠，那个时代的青年似乎都热爱诗歌，喜欢谈论哲学，面对周围同样来自各地的高考状元，农村出来的陆步轩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面对弗洛伊德、尼采等陌生的名字，他产生了莫名的自卑。“那个时候农村基本上没什么书，什么书都看也没有多少，到大学以后发现同学谈论这个不知道，那个不知道，所以开始读的书比较多，我们在图书馆一次可以借五本书，拿借书证借书，业余时间就看，反正什么都涉及。”
大学四年，他不参加社会活动，不去周末舞会，没有跟女生约会过。据陆步轩的同学描述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看到他把烟夹在耳朵上，盘腿坐着，以为他是送人上学的农村亲戚。对他的印象，都是在自己身上“包着一层厚厚的壳”。沉默的外表下，他的自尊发展得更加强烈。毕业分配时，陆步轩的性格依然倔强桀骜，他认为自己不管是从政还是经商，干什么都一定会成功。当时曾经有一个省级的钢铁企业学校让他试讲，他觉得人家傲慢，掉头就走。“一个企业的学校，我们北大毕业的肯定姿态比较高。他考试什么的，乱七八糟，我才懒得理你这些事。”现在，陆步轩有点后悔，“因为大环境下应该夹着尾巴做人”。
毕业分配形势不好，以前是“皇帝女儿不愁嫁”，后来“凡事靠关系”。家里八辈子务农，没有任何背景。陆步轩也从来不知道领导的家门在哪里，甚至忍受不了送礼的时候，心里做贼的感觉。而陈生被分配到了广州教育学院。但他不想去，于是想了一个办法，不但没去教育学院，而且去了广州市办公厅。
北方的陆步轩，沿袭着在北大得到的“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气质。一气之下主动要求回长安县，去了县计委，但没有编制。一个在学校里，懵懵懂懂中度过了四年的年轻人，对中国正在发生的巨变还毫无感知。他不知道计划经济的全面控制已经走到了尽头，他所在的单位很快就将失去过去的大量资源。
当时在广东，进入体制内的陈生也有相似的期待。两个年轻人都进入体制之中，都靠着在北大学习的文字经验，给领导当了秘书。不过有一次，陆步轩写的文章得了奖，因为有领导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他之前，他就把获奖证书撕掉了，因为不能接受说假话。“迂腐，太较真，我一直是这样的，不想改变，我要活出一个真实的自我。”说着，陆步轩脸上露出了得意的微笑，像极了当年那位乡亲们口口相传的“北大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