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稍微注意下罗伯特·戈登的分析，就不难得出美国霸权即将丧失的结论。他在书里关注经济增长过程的基本问题，并推测美国经济是否将停止增长。笔者认为西方，尤其是美国的霸权生命周期已经过了峰值，正在走下坡路。戈登和笔者在这个问题上不谋而合。戈登指出其中的某些原因：1）人口分布的不利影响加上健康保健开支和养老金及其他相关问题，2）教育程度下降，尤其提到美国现状，3）高额的主权债务和消费债务，4）全球化的影响及经济大国转到东方，再到其他地方。
最近，《华尔街日报》的艾米·霍克的一篇文章刊登在《市场观察》上，在文中他进一步分析了千禧一代。西方的经济复苏通常取决于几个关键领域的活动，比如房地产业，如果青年一代不买房，该领域就得不到恢复。令人失望的是，正如该文章指出的一样，当下的年轻一代对拥有房屋不感兴趣（现在美国的房产拥有率不足65%），他们可怜的信用记录和资金不足也使他们无法负担房产。除了学生贷款，千禧一代平均信用卡负债23332美元。这代人的失业率超过10%，甚至无法租房，他们中的很多人选择和父母住在一起。似乎“美国梦”就将断送在这“迷失的一代”身上。
美国经济霸权的终结也意味着美元地位的丧失。在二战结束后的60年里，美元作为唯一的储备货币，在便利世界贸易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2009年以来，中国一直和几个国家寻求人民币交换战略，使他们能用人民币换其本国货币。参与到此战略中的国家和机构包括，欧盟，英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韩国，甚至新西兰也加入进来。中国同时也希望获得SDR[2]，使人民币成为世界储存货币。鉴于SDR不是一种货币，只有当其通过某种方式转化成实际货币时，它才能发挥货币的作用，正如笔者在其之前的《全球经济和公共政策框架》一书中提到的那样。笔者建议，SDR的概念能维持现行的金本位。有的人也许会说，战后西方，尤其美国的增长和繁荣，只不过是一场闹剧，甚至是一种人为地虚幻。这些国家的居住成本及个人收入，从2004年开始在自由贷款的刺激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了超过40年。如果现状得不到维持，那这些国家经济的繁荣到头来只不过是人为的闹剧。这样看来，似乎保持西方的当前繁荣很困难。
发生于2007年末的信贷紧缩，及相伴而生的经济衰退并不能使人完全信服。事实上，长期的经济下滑并不是媒体所描述的“衰退”而是“瘫痪”。这可以说和美国有关，但并不完全是美国的责任。普遍影响西方和日本经济的危机，无论是否会破击全球经济环境，都预示着美国经济霸权的终结。虽然，信贷紧缩和银行业危机，比起英国，会给西欧和日本造成更大的伤害，但英国也在尽力慢慢平息这场危机。美国2007年经历和危机和日本十年前经历的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过去的十几年时间里，日本用零利率和量化宽松来清除经济中的不良因素。甚至在今天，西方仍在用同样的方法。
与此同时，自从银行业爆发危机以来，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就开始真正身处困境了。美国国库已拿不出更多的钱，总统和国会一直为提高主权债务上限，应付当前支出而争论不休。美元价值一直保持低位，且还在降低。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开始遭质疑。中国用不到十年的时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不管人民币最终是否会成为真正的储备货币，我们也许都将在未来的国际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美国和英国的国债曾被视为最安全的投资，而现在也因为风险的上升，而不再那么诱人了。
令人觉得讽刺的是，美国和英国政府用来稳定和振兴经济的措施，无外乎用刺激政策鼓励借贷基础上的大笔公共和个人支出。西方经济的管理在这里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传统的货币和货币政策都显得不那么有效了，美国、英国、日本以及欧元区的名义利率也达到了历史最低值。为刺激国民存款，政府只有调低贷款利率。如果政府不能够加大支出，那无论是美国的国债，还是英国的国债、升水债务都不再能吸引投资者。
给商业活动和消费者个人提供借贷曾经是银行的主要业务，自从危机后的清理也从银行体系里消失了。纵使国家提供了所有的刺激措施，西方的银行系统害怕再次担风险，也不愿提供贷款了。有些人会问，我们能强迫商业银行给商业活动和个人贷款吗？另一边，反对者们会想这是否会再次激发银行危机。他们认为，首先的确是贷款主导的消费和公共开支导致西方国家陷入当前困境的。
笔者认为，西方的消费者们要学习的是先如何挣钱然后花钱，而不是借钱然后花。这就是说，消费者们需要调整自己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使这些能与其收入相一致。从某种意义上说，随着消费文化的慢慢转变，这在美国和英国正在发生。但小范围的复苏可能破坏大局甚至再次触发贷款消费。一旦银行开始向从前那样提供贷款，商业活动和大众就会再次疯狂贷款。
美国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预计美国政府的社会保障福利支出超过1万亿美元。虽然自从2013年起当前赤字似乎得到控制，但危机结束后，财政赤字继续攀升高达14000美元，也使政府也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欧洲大陆国家（欧盟主要成员国）过高的所得税和一种叫做增值税的间接消费税，曾一度支撑着不断增加的公共支出和奢侈浪费的生活方式，直到最近才停止。欧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的当前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预定的3%，某些经济稍微疲软的经济体2011年到2012年的这一值超过10%，比如希腊。
说大多数欧盟成员国对税收的不断依赖已经变成一种经济衰退也不无道理。纳税人近来对交高额税变得越来越抵触，甚至不情愿。与此同时，美国、英国、甚至日本等其他传统低税收的国家，发现如果继续保持税收低位将很难应付日益增加的公共支出。私人或公司养老金体系将公共服务私有化似乎是个选择。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即使征收高额所得税，近期的公共服务仍然为几十年来最糟糕。有人也许会说，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现状比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更糟。经济分化导致日益严重的社会分化是西方社会当前面临的一个问题。一些欧元区国家的失业率在经济危机以后超过20%，这又进一步加剧了经济两级分化。
据说一些国家的青年失业率超过40%。这诱发了欧元区内部国家的移民潮，因此也给区内的部分发达国家制造了大量问题。通常，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移民因处于劳动力体系最低端，会被鄙视，但由于社会变革和经济结构的改变（包括低端付费服务业地位的上升），他们在帮助几个发达国家恢复经济方面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欧洲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欧洲平均失业率超过10%，希腊的26.5%为该区最高，其次为葡萄牙（15.2%），意大利（12.7%）。
简而言之，千禧年的最后一个世纪即将终结，但并不像福山·弗朗西斯预想的那样。同样对于有些人来说，这意味着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终结。西方国家不断成熟的经济和不断恶化的主权债务问题，以及相伴而生的人均寿命增长和养老金收入赤字等问题，会使政治家和决策们思考对此是否有解决办法？如果有，何时能解决？这似乎是个十足的挑战，崭新千禧年的新世纪也在迫使我们用创新思维，富有远见和勇气的去思考，当前公共支出的高水平是否会持续，近乎失效的公共服务体系是否将得到完善。
笔者在本书中提出了发达国家在公共服务提供方面的问题，以及在提出创新且根本性的政策措施以前，新世纪里管理国家经济将面临的挑战。本书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上，其中尤其关注美国和英国。笔者坚信，自由企业市场经济没有消亡，只是需要一些创新的措施使其继续发展。最后，是国家管理市场，而不是市场来管理国家经济。
主要经济政策问题
发达国家需要解决一些经济及相关公共政策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关乎国家经济的管理、公共服务的提供，而且关乎其他领域：比如为私营经济创造机会，给其提供便利很显然就是一种选择。国家不可能凡事集中管理，尤其那些需要每天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国家更不可能亲力亲为。
从根本上说，国家的首要职责在于高效的管理经济，进而为全体国民提供平等的机会，以实现国家繁荣；以合理的成本为国民提供均等的基本商品和服务。然而，今天的全球化对政治领导人和决策者来说仍然是个巨大的挑战。再者，无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选择市场经济模式都是另外一个挑战。近期我们都见证了发达经济体能衰退到什么程度。
当下盛行的经济危机，伴随着如山的主权债务以及巨额当前赤字，使大多数发达国家都面临着公共政策制定带来的几个严重问题。这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是税收收入的减少和财政政策管理带来的挑战。这也引出了第二个问题，那就是管理当前预算和借贷的同时，将不断增加的主权债务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同时，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基本服务的质量也受紧缩政策的影响，如果没有这些措施，国家将被迫贷款更多以平衡当前预算。另一个问题是，竞争主导的市场经济，基于持续的个人借贷使商品和服务的消费一直处于不可持续的状态。发达国家，尤其英国和美国需要解决国家养老金体系的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这个巨大的庞氏骗局将会像个泡沫一样随时破裂。
由于不断减少的税收收入，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面临着经常账户赤字的问题，这也给公共服务增加了成本压力。当政府试图增加所得税、企业税、增值税时，政府满脑子都装的是各种政治意图。无论政府增加的是何种税收，当前所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包括西方，尤其欧洲国家）国民的纳税压力之大，使之濒临崩溃。同时，成员国的公共支出平均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5-50%。在贫穷国家征收个人所得税极其困难，所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一般通过增值税或者其他个人税种和税收挂钩。然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鼓动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着手规范与个人收入相关的征税流程。
再者，西方发达国家不能再无视现行陈旧的社会保障体系（英国称为国民保险）本身的低效和缺陷，该体系的初衷是为退休人员提供国家养老金。国家能给国民在多大程度上提供安全网，市场体系又能否高效保证这张安全网的实施呢？没有公司之间的竞争市场经济没法运行，企业不交税国家经济同样不能运转。
在过去很多年，甚至很多世纪里，企业税收结构和规则都变得极其复杂，在大多数市场经济体里都几乎难以理解了。然而，企业通常想法设法，利用法律漏洞和巧妙账目避税甚至逃税，还打耗时的官司以获得减税。在这方面，美国是个很好的例子——经济危机期间，美国的企业所得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不到3%。
一些支持市场经济的国家，比如美国，当前的公共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预计低于40%，但在经济衰退期这些经济也许会回暖。然而，法国及另外一些国家的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通常较高，甚至超过45%。日本2014年的公共债务预计占GDP的250%，其中近50%的税收收入用来偿还贷款。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国家的长期国债似乎一直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单单每年的还本付息就足以严重毁坏这个国家的经济，还不算养老金和福利。
一些混合经济的发达国家公共服务的成本如此之高，主要由于服务业的低效和其官僚的本质。政府缺乏有效的管理技巧，且少了政治介入，也进一步降低了公共服务的效率。对这些发达国家来说，今天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资金问题，为此实行紧缩政策。因此，资金不足，预算吃紧，公共服务资源不足，今天都影响着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公共和基本服务的有效性和充足性。资源分配效率低下，资源管理不到位，政府在提供这些服务的时候同样需要多次权衡，三思而行。
大多数的发达国家已经转向将基本服务私有化，但私营经济的学习曲线和竞争政策的低效，使得他们很难给终端用户提供价格合理的服务。20年前英国将铁路运输等公共服务私有化的例子，对其他跃跃欲试的国家来说仍然有警醒作用。
对国家来说，发放养老金和其他福利是惯例，但发达国家当下的经济状态需要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一些国家已经进行了公共服务私有化的尝试，但大多失败。发达国家的经济日趋成熟，退休人员数量不断增加，养老金问题在未来仍会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公共支出和当前预算
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国民仍希望国家能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包括基本服务，比如卫生保健。及时的法律和秩序，有效的卫生保健，均等的教育和培训都是最重要的公共服务。然而，普通公民不会知道的是占国家收入巨大比重的公共服务的开支，来源于各种形式的税收收入。近乎每个国家都时常没能产生足量的税收收入，公共支出因此常常超过总收入。甚至对西方发达国家来说，也是如此。盈余预算对西方国家来说并不常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