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假定两性的结合已经在自然中确立起来，家庭就马上产生了，而且人们发现有些特定的规则对于家庭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于是就马上接受了这些规则，尽管这些规则的规定不包括家庭之外的其他人。假定若干家庭结合成与其他一切家庭完全脱离的社会，那么，那些用以维持和平和秩序的规则就扩大到此社会的整个范围。但如果该规则被用于那个社会之外一步，就会变得毫无用处，因而失去其力量。如果我们再假定，若干不同的社会为了相互的方便和利益保持着一种交往，那么，正义的适用范围也就随着人们视野的扩大和相互联系力的增强而加大了。历史、经验和理性充分告诉了我们人类情感的这个自然发展的进程，并且告诉我们，随着我们对正义这种德的广泛效用的了解，我们对正义之德的关注也逐渐加强了。
第二节
如果我们考察用来指明正义和确定财产权的那些特殊法律，我们仍将看到同样的结论。人类的利益是所有这些法律和规则的唯一目的。将人的所有权划分开来不但对于社会的和平和利益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我们也可以对划分所依据的规则进行最佳设计，以便更加有助于社会的利益。
我们假设有一种生物，具有理性，但不通晓人性，如果他独自考虑何种正义和财产分配的规则最能促进公众的利益，最能在人类中建立起和平与安定，那么他最明确想到的就是最大限度地获得最广泛的德，并使每一个人都具有与其意愿相应的做善事的能力。在由一个全智的存在根据特定的意志实行统治的完全神权的国家里，这个规则肯定会有其地位，也许有助于达到最明智的目的。可是，如果人类果真施行这样一条律法，由于它本来就很含糊，又由于各人的自命不凡，所以它的价值是很不确定的，以致它从不会产生任何确定的行为规则，它的直接结果必定是社会彻底崩溃。狂热信奉这条律法的人可能会认为，统治权是建立在神恩上的，只有圣徒来继承土地。[16]可是对于这些崇高的理论家，市民的行政官会十分公正地把他们与普通的盗贼同等看待，而且在教育他们时根据的是一条最严格的戒律：一个规则想起来可能对社会是最有利的，然而可以发现，它在施行起来却完全是有害的和破坏性的。
我们由历史可知，在英国内战期间就有这种宗教狂热者存在，虽然可能因为这些原则的明显倾向在人们中激起极大的恐惧，迫使那些危险的狂热者很快放弃，或至少掩饰起他的信条。那些要求财产公平分配的平等派是一种政治的狂热者，他们是从宗教狂热者中产生出来的，并且更加公开地申明他们的主张，这些主张既对人类社会有益，本身又是可行的，因此看起来似乎更合理。
我们确实应当承认，自然对人类是很慷慨的，所以，假如它所提供的一切能在人类中平等分配，并借人类的技艺和勤奋加以改进，那么，每一个人都会享有各种生活必需品，乃至过上十分舒适的生活；他们也不会轻易生病，除非是由于身体结构有毛病而偶然引起的。我们还应当承认，只要我们违反了这种平等，那么在不平等的分配中，我们从穷人那里夺去的利益要比给富人增加的利益更多。更甚者，有人为了满足于一点无聊的虚荣心，往往不止以许多家庭的口粮，甚至要以疆土的丧失为代价。由于平等的规则是十分有用的，所以看起来它不会是完全行不通，而且至少在不太完善的程度上，已经在某些共和制国家中实行了，尤其在斯巴达，据说在那里，平等的规则带来了非常有益的后果。至于在罗马被反复要求，许多希腊城邦曾经实行过的土地法，就更不在话下了，这些法都是从这个原则的有用性这一基本概念出发的。
但是历史学家，甚至常识则会告诉我们，不管完全平等的概念看上去多么合理，实际上它们归根结底是行不通。而假如真的实行起来，也会对人类社会产生极大的危害。即使我们让人们的占有物完全相等，但由于人们的技艺、关注点和勤劳的程度不同，这种平等也很快被打破。而如果你压制人们在技艺、关注点和勤劳方面的特点，你又会使社会陷入极度的贫困，你不但不能防止少数人缺吃少穿沦为乞丐，而且会使整个社会都不免于此。要使每一不平等现象刚一出现就能看到，还必须有最严密的调查。要对不平等进行惩罚和纠正，还必须有最严厉的司法。可是，另一方面，这个庞大的权力必定会很快堕落为暴政，并滥施不公。这种情况下，谁能拥有这个权力呢？占有上的完全平等破坏了一切从属关系，因而极大地削弱了行政长官的权威，而且肯定会把财产权以及一切权力都降低到差不多同一个水平上。
因此我们可以作出结论，为了建立规定财产权的法律，我们必须了解人的本性和状况，必须排除貌似合理而可能虚假的表象，必须寻找那些总体上最有用、最有益的规则。要做到这一点，人们只要不屈从于过分利己的贪婪，不屈从于过度的狂热，仅凭普通的感觉和少许的经验就足够了。
例如，凡是一个人用技艺或勤奋所创造和改进的东西，应当永远确保是属于他的，以鼓励这样有用的习惯和技能；为了同样有用的目的，一个人的财产权也应当遗留给他的子女和亲属；为了创造对人类社会十分有益的商业交往，财产权可以经同意而转让；人们的互相信赖非常有助于促进人类的普遍利益，为了使这种信赖得到保证，应当认真履行一切契约和承诺。对于以上种种道理，又有谁会不知道呢？
如果你去考察自然法学家，你将总是发现，不论他们提出什么样的原理，他们的著述最终必定以人类的便利和生活的必需作为归宿，并把它们当做他们所确立的一切规则的最终理由。这样迫不得已的让步尽管与其体系相反，但它比这些体系的实行过程中再来让步具有更大的权威性。
自然是不听命于任何人的，既然它肯定未把物品分成你的和我的，那么为什么这件东西应当是我的，那件东西应当是你的呢？对此那些作家究竟能提出什么其他理由呢？我们用你的、我的来称呼的那些东西本身和我们并无关系，它们和我们是全然分开的，只有普遍的社会利益可以把我们和它们联系起来。
有时，社会利益可能需要一个特殊情况下的正义规则，但是，人们无法在全部同样有益的若干规则中确定出任何特殊的规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对这些规则作最细致的类比，以防止它们模糊不清，因为这是引起长期争论的根源。于是，我们认为，只有独自的占有和原始的占有才带来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先行要求的财产权。律师们所作的许多推理都具有这种类比的性质，并且依赖于想象中的非常细小的关联。
在特殊情况下，完全不顾个人的私有财产，为了公众的利益而牺牲原本就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而确定的财产划分，这样做难道还有什么人会犹豫不决吗？人民的安全是最高的法律，其他一切特殊法律都是从属于它、依赖于它的。而如果在事物发展的一般过程中，人们遵守并尊重这些特殊的法律，那只是因为，公众的安全和利益通常需要这样平等公正的安排。
有时，不管是效用还是类比都不能用作根据，因而使正义的法律完全处于不确定状态。这时根据使用时效或长期占有来决定财产权就是非常必要的了，可是，多少天，多少月，多少年才是足以用来决定财产权的期限呢？对此单靠理性是无法确定的。在这里，民法代替了自然法典，它根据立法者提出的不同的效用性，给长期占有的时效规定了不同的期限。按照大多数国家的法律，汇票、期票的有效期要比比较正式的债券、抵押契据、契约短一些。
我们一般可以说，一切关于财产权的问题都是服从于民法的，民法根据每个社区特殊的便利条件对自然的正义规则进行扩充、限制、修正和改变。法律与每一社会的政府构成，生活方式、风尚、宗教、商业、社会状况等有永恒的关系，或应当有这种关系。一位已故的博学而天才的作家曾详尽地谈到这个问题，并从这些原则出发建立起一个政治知识的体系，这个体系充满了机智而光辉的思想，而且不乏可靠性。[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