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正义对社会是有益的，因此，它的部分价值至少应从这种考虑中产生出来，对此要进行证明是多余的。社会功利是正义的唯一源泉，对这种德所产生的有益后果的思考，是其价值的唯一根据。这个命题比较新颖和重要，因此更值得我们进行考察和探讨。
我们假设自然给了人类一切丰富的外部便利条件，以致我们不需要任何操心和劳作，人人都可以毫无疑问地充分得到最渴望或最奢想得到的一切东西。那么，我们将设想，在那个时候，人的自然美会压倒一切后来获得的装饰美。四季常温的气候使一切衣物铺盖毫无用处，天然的植物为人提供了最美味的食品，清澈的泉水是最丰润的饮料。任何劳苦的工作都是不需要的：不需要耕作，不需要出海航行。吟歌赋诗和沉思冥想是唯一的事业；谈论、说笑和交友是唯一的消遣。
似乎很明显，在这样的幸福国度里，其他一切社会美德都会盛行起来，并获得十倍的发展，而需要小心谨慎对待的正义这种德却连一次也不会被人梦想到。因为如果每个人都已获得了充足的物品，对物品进行分配还有何意义呢？如果任何侵害行为都不可能发生，为什么还要确立财产权呢？如果某件物品被人拿走了，我只需伸手就可以得到价值相同的物品，那我为什么还要称这件物品是我的呢？在上述情况下，正义是毫无用处的，它乃是一种空洞的礼仪，不能被列入德的项目之内。
我们知道，即使在人类当前贫困的条件下，如果自然无限充足地提供了任何便利，我们也总是把这便利共同地留给全人类，不会再对它做出权利和财产方面的划分。水和生物尽管是一切生物最必需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能要求把它们作为个人财产；任何人都不会因为大量耗用和享受这些天赐之物而行不义。在沃土无垠、人口稀少的国家，人们对土地持有同样的看法。那些主张海域自由通行的人最极力支持的一个论点就是海洋可以无穷无尽地用于航行。可是，由航行获得的利益却不是无穷无尽的，因为这种利益若真是无穷尽的，持那种推理的人就没有任何论敌需要反驳了，也不会有任何海洋独占的要求被提出来。
在某些国家和某些时期，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土地十分辽阔，超过了居民所使用的数量，而水十分匮乏，难以找到，于是水就被确认为是财产，而土地不是。[13]
我们还可以假设：虽然人类必需的生活条件仍和现在所说的一样，但是人的思想大大开阔了，充满了友谊和慷慨之情，以致每个人都非常体贴他人，都感到关心同伴的利益与关心自己的利益是一样的，那么似乎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有了如此广泛的慈善，正义就不再有用了，人们也从不会想到对财产和责任做出划分和限制。如果我知道别人已经在那种强烈倾向的驱使下为我谋福利，而且他自动从事我所希望的服务，只要他因此付出的代价不大于我多得的利益，那我为什么要用契约或允诺来约束那个人，让他给我以任何帮助呢？在那种情况下，他知道，由于我天生的仁慈和友情，我应当是最反对他轻率做出慷慨行为的人。如果我从心里没有把我和邻人的利益划分开来，而是与他同样强烈和深切地共享悲欢，就好像那原本就是我自己的悲欢一样，那么，我为什么要在我和邻人的土地之间立起一块界碑呢？按照这个设想，每个人都是他人的心腹之交，因此每个人都会把自己的全部利益托付给他人任意处置，这里没有任何妒忌，也不需做任何利益的分割和区分。于是，全人类组成了唯一的一个家庭。在这个家庭里，一切物品都是公共的，人人都可以自由使用，与任何财产权无关。而对于各人的必需品也要给予认真而充分的考虑，就像最密切地关心我们自己的利益一样。
在目前人类心灵的素质中，也许很难找到这种博爱的完美事例，但我们仍然可以注意到，家庭的情况是与此相近的，而且家庭各个成员之间互相的慈善之心越强烈，就越接近于那种博爱，直至他们之间的一切财产划分在很大程度上消失或混同起来了。根据法律，夫妻之间的情谊结合被认为是非常牢固的，以致可以取消夫妻之间的一切财产划分，而且，这种结合实际上也常常具有归之于它的那种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在由此新产生的狂热气氛中，当各种原则都被鼓吹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时，人们往往觊觎共有的物品，而且人们出于自私自利之心（复发了的或原来掩饰着的），感到物品共有的种种不便，只有这种经验可以使轻率的狂热之徒重新采纳正义的观念和独立财产权的观念。所以，十分正确的是，正义这种德完全是由于对人类的交往和社会化状态有必不可少的用处，才获得其存在的。
为了使这个真理更明白，让我们把前面的假设倒过来设想一下，并把每一件事情都推到相反的极端，看看这些新的情况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假设一个社会缺少各种公共的生活必需品，以致任何勤劳和节俭都无法使大多数人免于穷困，无法使全人类免受极端的痛苦，那么，我相信，人们很容易承认，在这种严重危机的情况下，有关正义的严格法律是无法发挥作用的，它会让位于对危境和自保的考虑，这种考虑的动机是更为有力的。当船只失事以后，落水的人抓住所能抓住的任何救生器具，而不考虑这些器具以前是谁的财产，这难道有什么罪吗？如果一座城市遭到围困，居民都濒于饿死，这时我们怎么能想象人们会看着眼前储藏着的食品，却又犹豫再三地考虑在其他情况下平等和正义的规则是怎样的，以致因此被饿死呢？正义这种德的用处和趋向是通过维护社会的秩序来获得幸福和安全。当这个社会由于极端的危机而濒于灭亡，人们就不会担心由暴力和非正义带来的更大罪恶了，这时每一个人都会采取能慎重把握的，或人性所允许的一切办法去养活自己。民众即使在生活必需品不十分紧迫的情况下，也会不经所有者的允许而打开粮仓。按照恰当的设想，行政当局如果平等行事，也可能会那样做。但是，如果真有一些人不受法律和民事司法权的约束而聚集在一起，那么，在饥馑的时候即使这些人靠强力甚至暴力实现了食物的平等分配，我们又怎么能认为这是罪过或有害的呢？
我们可以同样假设，一个有道德的人命中注定落入暴徒的社会中，远离了法律和政府的保护，那么在这种可悲的处境下，他应当如何行事呢？他看到，到处是极端的贪婪，人们忽视公平，藐视秩序，对将来的后果愚昧无知，这些必定会直接造成最悲惨的结局，最后必定是大多数人的毁灭和其他那些人的社会彻底崩溃。这时，这个有道德的人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用从任何人手中夺过来的利剑和盾牌将自己武装起来，做好一切自卫和自保的准备。这时，他对正义的特别关注对他自己或对他人的安全都不再是有用的了，他应当考虑的仅仅是做到自保，不需要关心那些不再值得他关心和注意的人。
即使在政治社会中，如果一个人因为犯罪而受到公众的谴责，他在财物和人身方面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也就是说，正义的通常规则对他暂时不起作用了，为了社会的利益对他进行惩罚是很公平的，如果不是出于这个理由对他进行惩罚，他就会受到冤屈和伤害。
公开的战争是疯狂而猛烈的。交战各方都看到，正义这种德现在对他们没有任何用处或利益，因此战争各方除了把正义束之高阁还会怎么样呢？于是，战争的法则代替了公平和正义的法则，成为对人们所在的那个特定国家的利益和功利进行计算的规则。而如果一个文明国家的野蛮人交战，后者甚至连战争的规则也不遵守，那么，对此时已不起任何作用的战争规则前者也不应当遵守，并应在每一次行动或冲突中尽可能沉重而致命地打击首批入侵者。
因而，公平或正义的规则完全依赖于人们所处的特定状态和条件，它们的发生和存在是由严格而经常地遵守这些规则给公众带来的功利所决定的。如果我们在任何重要方面把人们所处的条件变得完全相反，比如，人们要么生产了极端丰富的物品，要么产品极端贫乏；要么在人心中怀有最大的宽厚和仁爱，要么充满了极端的贪婪和恶毒，在这各种极端的情况下，正义变得完全无用了，因此你就完全破坏了它的本质，取消了它要求人类承担的任务。
通常的社会状况处于所有这些极端情形的中间状态。我们自然而然要偏向于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朋友，但也能知道由比较公平的行为带来的益处。自然公开而慷慨地向我们提供的乐事是很少的，但是我们从艺术、劳作和勤奋中可以得到许多快乐。于是，财产权的观念在一切文明社会中变成必不可少的，正义由此而变得对社会有用了，而且仅仅由此，正义的价值和道德责任才出现了。
上述这些结论是非常自然和明显的，甚至在诗人对黄金时代或萨杜恩[14]统治时期幸福生活的描述中也提到它们。如果我们相信那些动人的传说，那么可以知道，在那个最原始的时代，四季温和，人们没有必要为抵御酷暑严寒而制备衣物和住房。河流中流淌着酒和乳汁。树上产出了蜜糖，自然自动提供最精美的食品。这些还不是那个美好时代的主要优点。那时，不但自然界中没有暴风雨，而且，对于现在造成了那么大喧闹和混乱的人心中的暴风雨，人们并不了然于胸，这些暴风雨比自然界中的暴风雨更猛烈。那时，人们从未听说过贪婪、野心、残忍和自私。他们心灵所熟悉的只是真诚的爱、怜悯和同情等活动。在这些幸福的人中，即使你的和我的这样细小的区分也不存在，而正是这种区分才带来了财产权和责任、正义和非正义的概念。
诗歌中关于黄金时代的虚构，在某些方面与有关自然状态的哲学的虚构是一致的，只不过前者描述的是人们所能想象到的最美好、最太平的情况，而后者刻画的是人们彼此进行战争和施行暴力的状态，这种状态带来了最严重的危难。关于人类的最初起源，我们被告知，人们的愚昧野蛮的本性是很普遍的，使得他们互不信任，必须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力量和狡诈来求得保护和安全。他们从未听说过任何法律，不知道任何正义的规则，没想过任何财产的划分。强力是公正的唯一尺度。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长期战争是由人的无约束的私欲和野蛮引起的。[15]
人性的这样一种情况是否可能存在过，如果存在过，是否能持续那样长一段时间，以致称得上为一种状态，对这些可以正当地提出疑问。不过，人至少一定是生于家庭社会中的，是由父母按照某种行动或行为准则培养起来的。但是，应当承认，如果这样一种互相进行战争和实行暴力的状态确曾存在过，那么，一切的正义法则因悬置而绝对无用就是必然而无误的结果。
我们越是变换我们对人生的看法，越是从新颖独特的方面观察人生，我们就越是相信，这里所说的正义之德的起源是真实的、可以赞同的。
假如有一种生物和人在一起相处，尽管它们是有理性的，但是不论在体力上还是在心力上都很纤弱，以致不能对人做任何反抗，即使它们被深深激怒了，也不会让我们感到它们的不满。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必然的结果是，我们应当在仁爱法则的约束下温和地对待它们。但严格地说，我们不是受到有关该生物正义的约束才温和地对待它们的，它们除了专断的主人之外，没有任何权利和财产权。我们同它们的交往不能被称作有某种平等含义的社会交往。在同它们的交往中，一方是绝对的命令，另一方是一味的服从。我们想要它们何物，它们必须马上相让。只有经我们允许，它们才有权占有物品，它们要能约束我们无法无天的意志，只有靠我们的同情和仁慈。既然我们在运用已经在自然中牢固建立起来的权力时不会有任何不便，所以在我们和它们这个如此不平等的联合体中，财产和正义方面的约束完全是无用的，因而没有任何地位。
这里所说的完全是人之于动物而言的情况，这些动物能说有多少理性呢？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别人去判断。文明的欧洲人比野蛮的印第安人有很大的优越性，这促使我们把他们当成与那些动物一样，以此来想象我们自己，并使我们在对待他们时将正义乃至仁爱的一切约束都抛弃掉了。在许多国家，女人变得像奴隶一样，她们不得具有她们傲慢的主人所不容许的任何财产权。尽管男人在团结起来时有足够的体力在一切国家维持这种严酷的暴政，可是，他们的女伴是非常妩媚、殷勤和迷人的，以致女人们一般都能打破男人的联盟，与男人分享社会的一切权利和特权。
假如人类的天生构造使每个人都内在地具有保存自己和繁衍其类的一切必要能力，如果最高造物主本来就打算割断人和人之间的一切社会交往，那么似乎很明显，如此孤独的存在物既不能进行社会性的谈论和交际，也不能行使正义。如果人和人之间的互相尊重和克制是毫无目的的，那么这些尊重和克制就不会给任何有理性的人的行为以指导。感情的发展进程会由于不考虑将来的后果而遭受挫折。而这里每一个人都应该只爱自己，只依赖于自己和自己的活动去寻求安全和幸福，因此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会全力使自己优越于在本性和利益上与他没有任何联系的其他一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