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写过《善待繁体字》一文，表达了内心对繁体字的钟爱，拙文很受一些“传统人士”叫好，有人专门写文附和，还被《光明日报》主办的《光明观察》栏目采用，并被《儒家邮报》的版面收编……
但我并非复古派，对繁简二体我是地地道道的“骑墙派”：我对繁体字的感觉仅仅停留在“要求善待”的层面上。在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繁体字已经被语文课本全面剔除，我还清楚记得儿时曾经把一部繁体字印刷的小说《戰鬥的青春》说成了《战门的青春》，闹出了很大的笑话。繁体字羞辱了我，我自然也就对它又恨又怕。
“文革”时闹书荒，厦门又闹武斗，街头流弹伤人，我被父母“软禁”家里，百无聊赖之中，无意中发现一本《三国演义》，是繁体字的老破书，于是饥不择食，对繁体字的怨恨顿时烟消云散，连想带猜，竟将整本书攻读了下来，也就基本完成了“由简识繁”的过程，那是1967年，小小少年，我就在繁简之间来去自如。
不过年过55，我又开始惧怕繁体字了，因为要到土耳其履职，由于国家派遣的教师迟迟不能到达，我就亲自上阵，一个人单打独斗，奔波于安卡拉和北塞浦路斯之间，为有着“土耳其的清华”之誉的中东技术大学两个学区的汉语班讲课。一开始就沉入第一线，其实也是有苦有乐的。
我的生源无疑都是最优质的，本科到博士应有尽有，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更是超乎预料，但他们一接触方块汉字，顿时个个战战兢兢，信心不足，在初学阶段就立即形成了“爱汉语拼音，怕汉语文字”的矛盾局面。有一位同学甚至当面问我：“今后汉语课的考试是考拼音还是考汉字？”当他获悉很难逃掉方块字的“夹击”时，“当机立断”弃课而逃。
这对我的打击很大，我甚至担心会有连锁反应。校方规定选修课有半个月的试听期，此间可以随时换选。在这里，英语是必修的，选修的第二外语中，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德语有优势，汉语与俄语、西班牙语、希腊语、法语、日语均不受待见。要扩大汉语的“势力”，我必须全力以赴了。除了让试听的同学们爱汉语拼音爱得飘飘欲仙外，我还让他们知道汉字的“一、二、三”不过伸伸手指头就能轻易学会了，“我们、你们、他们”区区一个“们”字就搞定了“我你他”所有的复数，最大快人心的是“昨天、今天、明天”，紧随其后的所有动词几乎没有时态变化，“昨天吃饭，今天吃饭，明天还是吃饭”，一个“吃”字贯穿古今，我讲得摇头晃脑，洋洋自得，把汉语比英语简便易学的“特点”大加渲染……
但当讲到最最关键的“汉字”笔画和偏旁部首时，同学们一个个全傻眼了，什么“横、竖、点、撇、捺”，一个个都如同画天书，特别是那个一开始就跳将出来的“也”字，“横折勾”与“竖弯勾”两个“复合笔画”就足以晕倒一大片金发男女。幸好我教的都是清一色的简体字，如果让那繁体字来折腾，我看这些初学者十有五六会弃课而逃的。
为了尽最大努力留住初选汉语课的学生，在开学孔子学院院务会仪式上，我搬来了孔子学院的土方院长阿亚塔教授和我国驻土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史瑞琳，让他们妙语诱人。史参赞还现场颁发了小礼物，不要小看小礼物的威力，一个小巧的“中土友好”纪念章，一个镶着麋鹿皮的钥匙圈，我看了都好生喜欢，更何况这些土国阳光的男生女生们。
为留住学生，我还有“秘密武器”，就在第三课《你是哪国人》结束的紧要关头，就在他们刚刚学会“中国”这两个方块汉字的关键时刻，我拿出了早就精心准备好的精美的中国邮票，以及我的老母亲十几年来为我从信封上剪下来并洗下压平的几千张中国邮票，“辉煌”地摆在课后的桌面上，“每个人挑几张，上面的‘中国邮政’会帮助你记住今天学习的汉字的”。这些土耳其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们顿时个个喜出望外，孩子似的挑选得不亦乐乎。我心里暗暗高兴，感觉我的“秘密武器”终于发挥了作用，继而转头热泪盈眶地朝着祖国的方向在心里默默地念叨：“妈妈，亲爱的老妈妈，您这些年来为我一枚枚剪藏的这些邮票终于有了一个最佳的去处了！”
不过在送邮票前我有一个“小动作”：事先已经把邮票里所有的“敦煌壁画”都挑了出来，因为这个系列邮票上的字都是繁体字，如果摆出来，只怕会吓了人家，那我的生源就麻烦了。
“敦煌壁画”要送也得等他们能达到“加拿大的大山同学”那个水平后，到那时，我不但会送他们全套的“敦煌邮票”，也许还会争取送他们到敦煌的故乡去一睹为快的！
这是我的梦想，一个中国孔子学院院长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