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人对中国社会的本质和民族性略微有些了解，出现这种状况他不应感到意外。但光绪不仅大感意外，而且深为气愤。他像幼稚的年轻人一样，想当然地将他的对手简单化、绝对化，他把造成这样一种局面的责任全推到后党分子身上，很显然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为他周身洋溢的攻击欲寻找一个具体的目标。[赵良：《帝王的隐秘——七位中国皇帝的心理分析》，第271——272页，北京：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
所以，百日维新，固然死于慈禧的“镇压”，但假使他们“围园杀后”的计划成功，其变法宏图是否能够实行，依旧是未知数，因为他们的阻力，并非只来源于一个慈禧（慈禧开始是支持变法的），而是整个帝国的官场、帝国的文化。以至于日本友人宫崎寅藏都这样评价康梁：“思以一纸之伪谕，以扫绝支那之积弊者，愚也。”[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一册，第10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变法是个系列工程，需要细致周密的计划，分步骤实施，岂可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
因此，变革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积习的国度，仅有热血不是够的。无知的冲动与无谓的牺牲，不过是为帝国的绞肉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润滑剂而已。近读我的导师刘梦溪先生的新著《陈宝箴与湖南新政》，先生对当时情势的分析，一下子就厘清了混沌。他说：“所谓变革，当然是在保存自我的前提下的弃旧图新，而不是从根本上推翻自我。如果完全推翻自我，就不是改革而是革命了。革命自然也没有什么不好。问题是在1898年那一历史时刻，并不具备革命的条件。当时的情况，改革比革命更现实更有可行性。改革也有两种方式，即激进的变革和渐进的变革。康有为、梁启超等主张的变法是激进的变革，张之洞的变法主张是渐进的变革。皮锡瑞戊戌年三月二十日日记载，黄遵宪看了易鼎的文章也颇不以为然，说：‘日本有顿进、渐进二党，今即顿进，亦难求速效，不若用渐进法。’[[清]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原载《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1期。]可见黄遵宪主张的也是渐进的变革，此与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的主张应为若荷苻契。”[刘梦溪：《陈宝箴与湖南新政》，第186——187页，北京：故宫出版社，2012年版。]
遗憾的是，戊戌变法，从此开启了中国激进主义的滥觞。满目疮痍的国度，让许多人失去了稳健改革的耐心，转而崇尚快刀斩乱麻的酣畅淋漓。每代人都怀着开天辟地的强大自信去另起炉灶，从头再来，从此不再有持久的价值和标准，不再有积累与传承，对于这种激进主义崇拜，我在《国学与五四》中有更深入的分析。至于康、梁激进变法的后果，刘梦溪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很少有激进变革有好的结果的。……正是康有为之激进变革导致戊戌政变，尔后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更不消说再以后的军阀混战等无穷变乱了。如果站在检讨历史的角度，不是为历史行程作辩护士，则不能不承认张之洞《劝学篇》阐述的变法主张，不失为晚清特定历史时刻的老成持重之见。”[刘梦溪：《陈宝箴与湖南新政》，第187页，北京：故宫出版社，2012年版。]
实际上，变法失败后，慈禧严格地限制了杀戮范围，一大批积极推行变法的地方官员，她都网开一面。为此，她命令光绪下诏，申明：
被其（指康梁）诱惑，甘心附从者，党类尚繁，朝廷亦皆察悉。朕心存宽大，业经明降谕旨，概不深究株连。
“六人之外，不事株连”。慈禧言出必信。其中，推行变法最力的湖南巡抚陈宝箴（著名史学家陈寅恪的祖父），被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其子陈三立（陈寅恪之父）也一并革职。同时被革职处理的还有候补四品京堂江标、庶吉士熊希龄（后成为中华民国国务总理）、出使大臣黄遵宪等，不管怎么说，总算保住了性命，也为后来的慈禧“新政”保留了一丝骨血。[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由于废光绪的图谋没能得逞，慈禧再度降怒于维新党人，下令处死已遣戍新疆的阴荫桓，赐死已被革职的陈宝箴，刘梦溪先生称此为“慈禧的第二次杀机”，详见刘梦溪：《陈宝箴与湖南新政》，第300——307页，北京：故宫出版社，2012年版。]
十二
相比之下，武则天杀人更多。为了铲除后宫的对手——王皇后和皇妃萧良娣，先后设计将她们置于死地，并下令将这两位如花似玉的美女截去手足，放入酒瓮之中“哀号而死”；为了嫁祸于王皇后，她甚至不惜亲手掐死自己女儿，这样的母亲，天下几乎绝无仅有；当然她不会放过她政治道路上的“路障”，唐太宗时代的肱股之臣禇遂良、长孙无忌、上官仪等，都被他流放致死。林语堂《武则天传》后面附有三份《武则天谋杀表》，记录了问鼎权力之路的血雨腥风。
今天，人们能够接受武则天的篡位、专权，甚至她晚年在私生活上的放浪，把她当作“一个不是男性胜似男性的英明君主”[赵良：《帝王的隐秘——七位中国皇帝的心理分析》，第76页，北京：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而独将慈禧视为人间妖孽。据说画像中的武则天丰颐秀目，雅致端庄，既含慈悲，又不乏威严，一种说法是，洛阳龙门石窟中最大的造像——卢舍那大佛，就是按照武则天的样子雕造的，而她的残忍，则被忽略不计了。
假如“戊戌喋血”的惨痛历史没有发生，慈禧或许真的想退休，把天下完完整整地交付给自己的侄儿光绪，自己则在即将落成的颐和园里安度晚年，去作一个安稳如山的“老佛爷”。毕竟，她已做完了自己该做的事，把一个历经战乱、千疮百孔的帝国带上了中兴之路，可以说上对得起列祖列宗，下对得起子孙后代。如果不激流勇退，自己的寿命再长，也终有寿终正寝的那一天。在这一刻，如果说她还有什么遗憾，那就是她的个人生活不够完美——她17岁父亲病故，25岁守寡，40岁丧子，所谓少年丧父、青年丧夫、中年丧子，她一样也没有落下。寂寞深宫里，她孑然一身，还要万事操劳，到了老年，她总应该安安稳稳地过上一个六十大寿了吧。她没有想到，对这一要求，日本人不答应。那个东洋小国对于她的庞大帝国早已垂涎三尺，几乎与洋务运动、“同光中兴”同时，开始了自强的步伐，史曰：“明治维新”。一场无法躲避的战争，注定将慈禧的六十寿辰搅成一地鸡毛。而这个危机四起的世界，也注定让慈禧余下的岁月惨不忍睹。
十三
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慈禧就有了修复圆明园的念头，由于受到奕訢、奕譞、李鸿章等人或明或暗的联手反对，才不了了之。不得已，才改为整修殿宇相对完好的“三海”（即北海、中海、南海），以节省开支。奕訢办事有自己的主见，所以此后，她索性踢开了这块绊脚石。没有了奕訢的朝廷，再没有人能够扼制慈禧造园的冲动，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醇亲王奕譞为拍太后马屁，主动提出重修颐和园工程，慈禧的心愿，才终于得到满足。
李白说“清风明月，不须一钱买”，但慈禧的“清风明月”却大为不同。它的风花雪月、泉阁蕉窗，都是由真金白银打造的。
慈禧的颐和园，价值三千万两白银，这笔钱，是挪用了海军军费才凑齐的。很多年中，这已成了人们的共识。假如寻根溯源，我们会从康有为的墨迹间找到最初的蛛丝马迹。在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亦称《我史》）中，有“时拟以三千万举行万寿”[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2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之语，三千万，是整个万寿庆典的费用，其中修建颐和园，无疑占了大头。但这个数目，只是康有为随口说的，没有任何账目依据，不能当真。后人以此为出处，就以讹传讹了。
翻查清宫档案，从当时工程处《收放钱粮总单》，以及承修大臣的奏折中，我们不难算出，整修“三海”的费用，共计590万两白银左右。“三海”主要工程竣工之后，重修颐和园才取得合法地位，却赶上黄河决口，时局维艰，光绪皇帝大婚和亲政又迫在眉睫，政府财政捉襟见肘，加上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紫禁城贞度门失火，将宫殿的上空烧成一片血光，让慈禧感到不寒而栗，认为是不祥之兆，于是决定重修颐和园，要以多快好省为方针，用谕旨的话说，就是“所有颐和园工程，除佛宇暨正路殿座外，其余工程一律停止，以昭节俭而迓修和。”
根据清宫档案记载，56个主要工程的预算总额为318万两，即使超支，也不可能超过整修“三海”的590万两。康有为大笔一抖，就将实际数字夸大了将近十倍。
慈禧挪用（无偿占用）海军军费重修颐和园的说法，同样是经不起推敲的。有人以光绪十四年至二十年期间，北洋舰队未购一舰作为根据，也同样只是猜测。北洋舰队的停滞不前，与朝廷的党争，尤其是户部的阻挠关系更大，对此，我已在《1894，悲情李鸿章》（见《盛世的疼痛——中国历史中的蝴蝶效应》一书）中有充分的表述。而与重修颐和园扯不上关系。清宫档案中清晰地表明，颐和园的工程费用，是从海军挪借的，而且每一笔由海军衙门垫发的工程款项，都指定了专款归还，到甲午战争以前，颐和园工程挪借的大部分款项都已经归还给海军衙门。
慈禧一生中最大的哀痛，与两座皇家山林园林有关。一座是北京西郊的圆明园。咸丰十年八月初八（公元1860年9月22日），是咸丰皇帝离开圆明园的日子。野史记载，但凡皇帝在圆明园登舟，岸上宫人必曼声呼曰“安乐渡”，递相呼唤，其声不绝，直到御舟抵达岸边。那一天，当咸丰的儿子用他稚嫩的嗓音喊出“安乐渡”时，咸丰竟热泪纵横，抱起儿子，说：“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什么安乐了。”[小横香室主人辑：《清朝野史大观》，第一卷，第68页，上海：上海书店，1981年版。]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公元1861年8月22日）凌晨卯时，刚刚度过30岁万寿（生日）的咸丰皇帝，在热河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把两位未亡人——慈禧与慈安，置于前途未卜的茫然中。
或许，在慈禧的心里，自己的春春岁月，自咸丰闭眼的那一刻就被断送了。烟波浩淼的避暑山庄，让年轻的慈禧知道了什么叫国破，什么叫家亡。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德龄说：“曾有许许多多人问过我，太后为什么那么痛恨外国人？她痛恨外国人起因于1860年美丽的圆明园被毁。圆明园离现在的北京颐和园不远，太后认为它的被破坏是一种有意的放肆行为。因为就是在圆明园，太后当上了咸丰皇帝的新娘，在被赶出这个美丽的地方之前，他们在那里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日子。”[德龄：《莲花瓣》，第17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于是，慈禧不可遏阻的造园冲动里，暗含着她对圆明园时光的某种眷恋。德龄说，慈禧晚年一直保留着咸丰当年送给她的一颗珍珠，那是一颗水滴形的珍珠，像一颗小鸡蛋那样大，是有名的“茄子珠”。这颗珍珠的表面非常光滑完整，它的光泽是任何其他珠子所无法比拟的。太后把它当作一种垂饰，挂在袍子右侧肩膀下。关于这颗珍珠的来历，德龄说：
这颗珍珠来自广州，是广州总督送给咸丰皇帝的，那是在慈禧（那时候叫兰贵妃）成为咸丰皇帝的妃子后不久。虽然兰贵妃当时还只是一个妃子，皇帝却把这颗珍珠送给了她，这件事在宫里引起了很大的骚动。当然，那时候她还是个年轻姑娘。我认识她时，她已经快七十岁了，但是这颗珍珠是她最心爱的宝贝，每当有适当的场合，她就要戴上它。[德龄：《莲花瓣》，第33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颐和园里，她荡舟、听戏、画画、照相，她要让自己重新变成一个活脱脱的少女。于是，凯瑟琳·卡尔看到了这样一个慈禧：“太后是一个有着多重性格和无尽新意的女人，我总能从她身上发现新的吸引力。她简直就是完美女性的化身。”[[美]凯瑟琳·卡尔：《美国女画师的清宫回忆》，第70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版。]
她是这样的方式，模糊了现实与梦境的界限，让已然逝去的青春，重新开始。
十四
按说，一个“统治着四亿人民的太后”[德龄：《莲花瓣》，第1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在六十大寿的当口，为自己修建一个退休养老的去处，算不得过分，更何况清朝帝后的万寿（生日）、大婚，辅张早已成了习惯。依照清制，帝后的万寿，与元旦、冬至并列为三大节庆，都要举行隆重的典礼。皇太后的生日叫圣寿节，这一天，太后、皇帝要一起在慈宁宫里接受朝贺，慈禧垂帘听政后，受贺地点改在养心殿。更何况慈禧的六旬整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六十为一轮花甲），更是敷衍不得。对于一个久历深宫的女人来说，那几乎是她一生的心愿所系，更何况慈禧是一个无夫无子无女的孤老太婆。当年康熙皇帝的六十大寿（公元1713年）和乾隆皇帝的八十大寿（公元1790年），都举行得吉祥隆重，难道轮到她，就成了罪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