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和公众不需要的思想和信息，写得再好也没用，叫无病呻吟。同样，雷同重复的报道过多，新闻也会贬值，叫供大于求，也叫传播针对性判断步人后尘。
①导向针对性，此传播价值是针对公众对政治、经济问题的关注，以及公众思想疑虑有目的引导舆论的报道。同时，也包括上层建筑领域和社会各界适应公众知情权的需求，而通过大众传播媒体公之于众的各类新闻。
②监督针对性，此传播价值是针对公众关心的社会问题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的报道。
③服务针对性，此传播价值是针对公众对媒体的依赖而发挥服务功能的报道。
服务针对性主要集中于为百姓方便经济事务、家庭事务、方便日常生活而提供直接的信息服务。这是普通受众对媒体最感亲近的一种传播针对性，而且享受现代生活的人们越来越依赖媒体的服务功能。因为大众传播的优势就在于广而告之，对众多老百姓经商、就业、吃住行、升学、恋爱、婚姻、购物、看病、美容、健康、旅游等一切具有有益帮助的好消息、坏消息以及为商家互通有无、牵线搭桥的经济新闻，都可以报道。
④休闲娱乐针对性，此传播价值是为了受众获得休闲和娱乐享受的报道。
这种报道既要让受众摆脱工作，也要让他们摆脱家务；既要放弃沉重的思考，也要忘掉无谓的烦恼。总之，它是针对越来越快的现代生活节奏，针对休息好才能工作好的一张一弛文武之道，针对现代生活中的人们，确实需要获得茶余饭后精神休闲和业余爱好（包括“追星族”之爱好）的“适用性”，而采写的“休闲一刻”的娱乐性新闻。
⑤知识趣味针对性，此传播价值是满足受众开拓视野增加知识情趣的报道。
它是包括社会新闻在内的、能开拓人的视野、能让人长见识，能扩大人的知识情趣范围的报道。其中，既有不仅长见识而且很严肃的题材，也有不仅长见识而且有情趣的题材；所有有益于视野扩展、有益于见识增长的社会知识、科技知识以及稀罕的知识趣闻和见闻都可以归于此类。这类报道的一部分虽然也明显包含着某些趣味性内涵，但不同于“休闲趣味”看过作罢，它是“知识趣味”，看过的受众将会在自己的生活中获得他用，对受众的“适用性”具有比“休闲趣味”更长效作用。
重构新闻价值观
关于“传播价值体系的构建分析”，是胡志平先生的一大建设性理论贡献，也是认识新闻传播价值体系问题的最终指向。为了使针对性、新鲜性、显著性和生动性四大传播价值观念，作为人类共性的基本新闻价值观在理论上确立起来，并获得更科学的解释以及更普遍的实践认同，他进一步提出一个具有思维方法性的新概念，即：新闻价值理论分层构建法。
胡志平先生认为，全世界新闻价值观体系应明确分为：新闻的基本价值观、民族性价值观、时代性价值观和地方性（或行业性）价值观四层结构。在这四层结构中，逐级兼容性应该是新闻传播价值理论的原理。也就是说，这四大基本价值观念可以涵盖所有民族性传播价值观念，民族性价值可以涵盖时代性传播价值观念，时代性价值可以涵盖地方性传播价值观念。但是，这种逐级兼容方向是惟一的，它不能反过来理解并且运用。
在全世界新闻媒体共同遵守的最基本的价值观念中，针对性价值追求的核心，就是适应需求变动，适应时代特征和民族特征。如果没有这种理论概括，而考虑把受时代局限和民族局限的某一种变动需求用理念固化为基本价值观，就经不起长期实践的考验，也不符合新闻价值观体系结构的逐级兼容规律。
胡志平先生进一步对“价值观念主体”作了分类分析。他认为，传播针对性价值观念在宏观新闻实践中又包含了两种基本的传播“适用性”价值。
一是包含了人们“利用”大众媒体的传播需求价值，即：上层建筑和社会各界需要随时利用大众媒体传播新闻，并达到影响舆论的目的。如，政府为了使某种思想、路线、方针达到深入人心的目的，企业为了使自己的良好形象达到影响广泛的目的；等等。
二是包含了人们“享用”大众媒体的传播需求价值，即：读报纸看电视听广播的人需要随时了解他们感兴趣、可受用和急于了解的新闻信息。
重新审视“重要性”
胡志平先生在《重新发掘新闻奥秘》一书中曾经阐述了这样的论点：“在传播价值观念中，许多学者把“重要性”列为决定传播价值的首要因素，笔者认为“重要性”可以在传播价值理论中取消，因为它概念模糊，分析概括没有到位。新闻的重要性是由新闻传播的不同针对性来决定的。”（胡志平、王桥《重新发掘新闻奥秘》，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事实上，重要性和趣味性本身就是一对相对性很强的“模糊概念”——怎样叫重？多重叫重？怎样算有趣？怎样算无趣？原本就一个人一个标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典型的“像化思维”的作用。而且，重要性、趣味性常常是一种传者本位的指标。是一种“替受众判断”而不是“帮受众分析”的认知方式。在一个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里，这二者是无法摆脱的，而在一个民主的、平等的社会中，它们就失去了价值。
传统新闻价值理论为什么死死抓住“重要性”？并非没有道理可讲，而是有很深刻的道理没有被发现——“重要性”在互联网“自媒体”时代到来之前，是由传者决定的，而“自媒体时代”到来之后，所谓的“重要性”将由公众通过“点击”决定。这是一场传播方式与世界观的革命，新闻的价值判断的“裁量权”将实现让渡。就如“地心说”和“日心说”的“哥白尼式革命”一样。
胡志平先生以强烈的责任感和勇气，大胆地“挑明传统新闻价值论的百年之误”，这是一种具有宝贵的学术批判价值的理论探索。作为一名具有深厚实践基础的新闻工作者，他的理论探索虽然经历了漫长的“孤独”，但是，其价值终将得到越来越多的新闻人和理论工作者的认可——这个过程，也是新闻自我认知的艰难路程。
胡志平先生指出，新闻的“重要性”并不取决于“重大题材”本身，它首先是由传播“针对性”决定的。
如果把“重大题材”的首选问题，视为“重要性”传播价值存在的依据，我们很难回答这样的新闻现象：在中国，有中央领导人参与的公开政治活动，媒体将一次不漏地及时报道，而别国政府首脑在别国从事的政治活动，中国记者和中国新闻媒体为什么不同等相待呢？这不是因为别国首脑的身份、活动不重要、不重大，而是因为同样的题材对另一国家的受众丧失了传播针对性。
这还不是问题的根本，实际上，“重要性”指标是完全由媒体的掌控者决定的，而不是受众。受众并没有决定“登还是不登”的权利，但他们毕竟拥有“看还是不看”的权利。占据媒体重要版面和时段的所谓“重大题材”，有多少是真正得到受众关注的？更多的时候，它们只是一种“自我安慰”。
如果记者不能充分认识到新闻事实重要不重要首先取决于传播针对性价值高低，那么，在新闻实践中经常发生的问题则是：许多记者只关注重要人物的活动，只关注重大事件的发生，而对看起来很平凡、很琐碎，但实际上寓含着重大传播针对性的事实材料弃之不顾。
胡志平援引20世纪60年代《每日新闻》对《母亲们的数学教室》的新闻为例，指出，记者可以用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小事来改变政府的决策性和方向性问题，记者可以从服务于百姓传播需求的角度把一些不起眼的新闻事件“炒”成举国关注的大事，记者可以从婆婆妈妈们的热情出发把幼小的“新鲜事物”，培育成遍布全国的茂密森林。
在中国，也曾有过在全国产生巨大反响的《王崇伦抓豆腐》的新闻，但一开始因为题材平凡并未引起新闻同行们的重视，谁也没想到它的影响力会触动中共中央。邓小平正是因为此篇报道，才对王崇伦的做法给予了高度重视和评价。在这之后，人们才忽然发现它的传播针对性里，居然深深地包含着共产党几十年的工作作风和传统是不是丢掉了！
传播针对性价值是一个因民族、因国家、因时代、因读者范围不同，而有确定内涵的价值观念。也只有牢固树立这种价值观念，各国记者才能根据本国实际确认新闻传播价值的高低轻重大小。各国新闻教育也能根据本国实际为记者输入适合本国国情的针对性价值内涵。
大学的新闻学教育，有太多的问题值得研究。关于新闻采访，胡志平先生通过反复的实践和总结，发现文字记者基本的采访方法只有五种：观察、询问、亲历、阅读、旁听。实际上，这些方法归根到底都是——认知。
重新认识“显著性”
新闻学教材里，可以明明白白地看到著名学者对新闻“重要性”价值所下的定义：“与某一事实发生作用的范围大小，程度深浅成正比。”
这样的理论概括，使学习新闻学理论的记者们很难找到一个价值判断的“定数”，也使他们很容易忽略那些暂时作用范围不大的萌芽事物的较高传播价值。于是，记者捕捉新闻的“鹰眼”用处不大了，那些预示着重大新闻即将出现的细微动向，表面上一点“作用范围”都没有，完全可以不去理会了。记者的注意力应全部集中于“高精尖”、“恶惨坏”事物，越大越好，越惨烈越好，越糟糕越刺激越好。如此只因“显著”而重要，不因针对性而重要的新闻理论，可能会培养出什么样的新闻记者呢？他们没有一双“鹰眼”，他们从来不主动于细微处见大义；他们从来不关心老百姓的传播需求；他们只善于满足一般受众的感官刺激；他们只等“高精尖”、“恶惨坏”的事物来发现他们，他们甚至没有尝到过什么才是真正的新闻发现的滋味儿！
相比之下，新闻传播针对性的价值观念，则致力于提高记者的主体实践意识，它要求记者经常了解读者的需求，用以提高新闻传播的“适用性”程度。而那些随时把受众各种各样的需求作为“知觉点”存于大脑皮层下的记者，个个都是极有敏感的人，个个都是拥有一双“鹰眼”的记者。在大事面前，他们能以最适合受众的观察角度提炼主题事实；在小事面前，他们能发现非同小可的传播针对性。他们，才真正尝到了新闻发现的滋味；他们，才是真正的新闻传播英雄！
专业记者必须想到：一些新事物深刻蕴含的新闻思想不会主动向人们招手，它只等待着有相同“灵犀”的人拥抱它；一些表面平凡实际上很不平凡的新人新事不会主动向人们招手，它只等待着有新闻“慧眼”的人走近它；一些需要集中起来才能显现新意的分散的事实材料不会向人们主动招手，它只等待着有特殊“敏感”的人召唤它。
一名记者假如再怎么不善于发现新闻，碰到异常突出的事、异常奇怪的事，异常惨烈的事，有重要人参与的事，他也知道问一问自己该不该写篇报道？所以我们常说，具有突出“显著性”的新闻，不能说是记者发现了它，而应该说是它发现了记者。除了这位记者在事发之前就已经捕捉到细微动向，并且理解这种动向寓含的传播价值，同时成为最早报道有关事件的人，才可以认定他是新闻高手。要知道，互联网时代，报道显著性事件已经不是记者的专业，而报道“不显著”的新事物才是新闻记者的真正使命。
在“显著性”方面，胡志平先生认为，显著性指的是，事物变动的显著性，新闻人物某种特征的显著性，新闻发生地点的显著性，新闻发生时间的显著性，新闻发生原因的显著性。一句话，也就是新闻诸要素的显著性。有关显著性价值观，最重要的是科学利用、全面理解。
现有新闻理论对影响传播价值大小的显著性价值观念，一直未见上述比较全面的概括。多数论著只提到事物变动的显著性和人物地位的显著性对传播价值的影响。其实，在新闻诸要素中任何要素的显著性都能提高新闻传播价值。如果诸要素同时显著，而且显著的程度很高很高，其传播价值也就更加难以估量了。
事物变动的显著性问题。它完全属于“发生了什么”的新闻要素（What之要素）。显著性价值同针对性价值一样，各有自成系列的价值高低之分的判断标准。其实，“显著性”还应包括认识变动的巨大进步和巨大倒退的显著。“天安门广场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这就是相对于“反革命事件”认识判断的180度大转弯，在当时思想僵化的年代，简直“显著”得令人炫目！它有力地冲击了极左思想的禁锢。有经验的记者可能特别欢迎笔者这样的分析：有时候把稿件写好了，为了提高作品的传播价值，有意识的把新闻人物的一句认识最超前、叫得最响亮、也是最突出的话，单挑出来做新闻标题。这就是记者在自觉和不自觉地运用“显著性”传播价值观念啊！（这更有力地揭示了新闻的认知本质。）
作为专业记者，应该确立这样一种成熟的专业意识：事物变动的显著性价值的发现，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看到和听到了那种发生规模广泛、使用暴力突出、冲突结果惨烈等明显具有“显著性”变动特征的新闻事件，才有兴趣立即采写报道并实现其传播价值。其实，这是对“事物变动”方面的显著性价值最为粗浅的认识和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