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这场社会变革的一部分，广播电视体制改革直接的外部动因来自于财政的“断奶”。原本，党的新闻事业“由党的意识形态和宣传方针领导、行政集中管理体系和政府直接拨款三条渠道实现”。时至今日，第三条渠道——支持广播电视运作的财经分配系统——已被打破，广播电视媒体必须直面自力更生这一新的课题。而内部动因，则来自于广播电视自我发展的内在压力。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背景下，各个行业都逐步实现了市场化调节，不能适应市场游戏规则终将被历史所淘汰。更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多元化，信息需求急剧增加，通过有条件地建立自由交易关系，以及市场机制的调节，广播电视这种准公共产品同样可以获得可观的经济利润。
横向地看，广播电视在改革开放初期所面临的形势与其他准公共产品领域如出一辙，“上面甩包袱、下面要政策”形象地描述了这种变革的驱动力。于是，“市场化公益行为”就成了现代国家处理公益性事业与市场关系的一种普遍行为模式。从实际情况来看，市场化的有限介入，的确既实现了一部分人的私益，同时又满足了社会成员对公共服务的多元化需求，进而实现了公益。所以在改革初期，尽管理论界还纠缠于是否可以进行市场化的争论时，实务界早已把更多的关注焦点，投放在如何把市场化做得更好、更稳的问题上。
8.2.1经济推动，政治决定：中国广播电视体制改革的变迁
中国广播电视体制改革不仅缘于经济体制改革，纵观其近三十年的转型轨迹更是常常与整个社会转型过程存在诸多神似的特质。基本的路径是，政府迫于财政压力和维护政权合法性的需要，在强化政治控制的同时，以最大限度的宽容为广播电视的创新提供有限空间。同时，广播电视在回避政治风险的前提下以市场利益为驱动，进行制度创新。虽然国家意志依旧决定改革的走向，但市场力量的壮大要求国家逐步改变事无巨细的干预方式，在总体上呈现为市场权力增进与政治权力退却的态势。当然，一个根本的预设前提是，市场权力的增进不能威胁与撼动主流意识形态在改革进程中的主导地位。“对改革的决策者来说，‘新闻改革’并不是旨在以某一个已知的体制替换现存的体制，而是为了提高现存体制运作的灵活程度和它对‘非常规’活动的容纳程度。”
“经济推动，政治决定”这一前提条件，决定了广播电视改革只能以“渐进”与“边缘突破”的方式首先在意识形态相对较淡的地带展开。而正是由于体制改革的这种“自下而上”的特征，以及主管部门相关政策的相对滞后，缺乏一个由官方提出或认可的改革方案和模式，面对不确定程度很高的改革大环境，媒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只能依靠实践经验对改革风向进行揣摩与判断，在媒介自身改革意愿与大环境的互动中寻求结合点，“利用现实生态环境中的种种张力和矛盾，设计出可迅速见效的行为，达到既不违背党的意识形态原则，又取得实际利益的目的。”于是，有学者将这种改革行为特征形象地概括为“临场发挥”、“摸着石头过河”和“打擦边球”。
简言之，中国广播电视体制改革从推动力量来说，体现为政治与经济的博弈过程，其中经济因素是最基本的动因，而政治则扮演主导角色，所谓“经济推动、政治决定”；从改革的方式来说，体现为由“自下而上”走向“上”、“下”合作；从改革的路径上，采取渐进的方式，“稳住一头，放开一头”，由“边缘徘徊”走向“核心突破”。
8.2.2事业、企业，难以两顾：中国广播电视及其新闻节目的现实困局
不可否认，近三十年的新闻改革成绩斐然，改革进程遵循经济利益最大化、政治风险最小化的原则，沿着经营分配层——采编运作层——宏观管理层自下而上的展开。特别是在观念上廓清了新闻事业“具有形而上的上层建筑属性和形而下的信息产业属性”，在实践运作上以“事业性质、企业管理”，或称“政治家办报，企业家经营”的模式进行，逐步得到来自社会各方的认同，并由此引发媒体经济的起飞。
对媒介双重属性的划分，与准公共产品的相关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作为事业单位，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广播电视必须以党性原则统帅一切，无条件满足政治宣传需要，但由于财政压力又使之必须从政府财政预算中剥离出来。作为企业单位，广播电视必须自负盈亏，依法纳税，但却不能自主经营、自主决策，享受不到企业应有的权利。“事业性质”规定了广播电视具有浓厚的公益色彩，而“企业运作”又必然带上鲜明的资本寻利倾向，事业身份和企业身份各自的责权利之间的深刻矛盾永远是一对难以调和的悖论，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广播电视的标志特征，被生动地描述为“驼背落地，两头不着地”、“拔河赛”。“在改革开放政策之下，作用于新闻媒介的压力点和权力资源已经开始扩散和分解，即中国的新闻工作者、新闻宣传机构必须回答来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广泛的需求和需要。”
实际操作中，“事业性质”和“企业管理”这两个轮子，很难也从未真正做到协调一致。最能体会“切肤之痛”当属业界人士。重庆电视台台长李晓枫说：“古今中外的所有文化单位或文化媒体，都没有像目前中国电视这样自相矛盾”，“机构强调教化，满足于行政伦理的愉悦；观众追求娱乐，追求官能的愉悦；而媒介在这两者之间左右逢源，追求一种生存的‘愉悦’。”甚至连主管部门也感受到体制的不顺，“目前，我们的广播影视体制是一个兼行政、事业和产业为一体的混合体，既不是行政单位，也不是事业、企业单位，后来又搞出来一个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模式，很不顺。”而且，意识形态与市场逻辑并非媒介非此即彼的选择。
如果我们只完成上级任务，不考虑观众和市场的需求，宣传效果很差的话，那你上级的任务也没有完成好；如果只考虑观众和市场的需求，没有完成好上级任务，那也是违背我们导向任务的。
你单纯走“官场”，领导再满意，但收视率低，那节目谁看？没有收视率就没有影响力，没有影响力就达不到应有的宣传效果。另一方面你单纯走“市场”，只关注收视率。但“上面”天天批你，把你看成是异类栏目，收视率再高也没有用，各级领导不重视你。
在市场的压力下，官方通常的做法是逐步放开对较次要的边缘领域的掌控，但对直接影响政局稳定、较为敏感的核心领域实行更严格的舆论控制。中央电视台一套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始终与“最高级”、“最权威”、“最有文化”这样的字眼相联系。时至今日，虽然《新闻联播》仍旧占据央视一套龙头地位，发挥着构建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作用。然而另一个现实是，它将被迫与每天四档八集的电视剧、大量的娱乐节目，以及通过高度商业化操作招标而来的广告共存于一个频道当中，而且后者已经占据了这一最具意识形态色彩的电视频道的大部分版面。一边是政治化，一边是娱乐化与商业化，央视一套作为政治风向标的象征意义已被打破，相反，它已成为双重属性困局下，媒介功能两极分化的鲜活“典范”与最佳注脚。“宣传和市场不是一条道上跑的车，迫使二者并存的后果之一就是媒介内容的某种分化，一部分报道遵从政治禁令，另一部分则离政治越远越好——换句话说，在宣传和鸡毛蒜皮两方面都走向极端。”
媒介双重属性的内在冲突，造成不同新闻栏目功能定位和价值诉求之间存在深刻矛盾，甚至栏目内部的不同文本之间常常呈现出明显的分裂。而这样的悖谬对从业者职业认同和观众接受心态的影响也日益突出：
发领导新闻时，可能你就是个传声筒，而且是尽量把声音传得更响，更容易让人接受的传声筒。有时你是一个企业的经营者，你必须为这个频道的赢利负责。而有时觉得自己肩负社会责任，维护社会性的公平公正。
官方意志要求以传者为中心，市场逻辑要求以受众为中心，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则要求超越这两者，身份认同危机与角色定位冲突，使从业者时时身处矛盾的巨大漩涡之中，在不同的场合与时机被迫选取不同价值取向。而对受众来说何尝不是如此。不仅各种娱乐报道、民生新闻不断排挤严肃政治新闻的生存空间，而且广告所携带的消费文化，以及诸多肥皂剧和娱乐节目所追捧的及时行乐思想，在所谓“多元化”的庇护下大行其道地进入公共领域，继续消蚀意识形态权威，“文本间非但没有形成合力，且常常相互消解，所宣扬的价值观也常处于混乱状态，造成公众心态的分裂。”
8.2.3编辑、经营，权力分立：“理性经济人”的启示
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一样，中国广播电视体制改革同样遵循计划经济的色彩逐步淡化、市场经济的色彩日益加重的路径行进。市场逻辑在与政治力量博弈中，逐步上升为与之匹敌甚至略占上风的支配势力。的确，“历史上看，能代替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政府统治选择，始终是市场。”市场化改革实际上削弱了原有的政治与社会间的制度性联系，增强了市场与社会挑战政治权力的能力。“市场的发育提供了一种不同于政府的控制形式，它分担了一部分由政府承担的政治控制功能。”从这点上理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的作用逐步上升为支配力量之一，只是回归它本来的地位而已，这似乎是一股难以阻挡的潮流。
按照亚当·斯密有关经济学的基础性假设，“理性经济人”是否发挥作用，并不取决于政治体制或意识形态的差异，而更多地依赖于那个社会是否建立在普遍而非偶然的社会物质交换的基础上。当前所置身的经济体制和生存环境决定，中国广播电视媒介同样无法回避西方同行所碰到的种种问题。实际上，广电行业当前遭遇的种种困局已经佐证，“只要有以物的依赖为标志的市场经济存在，自利经济人的假设就不可能被证伪。”
但是，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从来就不能如此简单区分。虽然中国媒介经常受到政治上的种种限制而不得不暂且放弃经济考虑，但同时不应忽视的是，“喉舌”地位也赋予媒介其他企业所没有的政治特权，从而使其以此换取丰厚的垄断利润成为可能，进而以几倍于中国经济总体发展水平的速度发展。实现自由的过程，既是摆脱“束缚”的过程，也往往是失去“保护”的过程。作为既得利益者，媒介本身无意放弃旧制度提供的壁垒保护，更不愿意轻易放弃这种体制带来的垄断地位。于是，媒介对现行体制实际上也是一种相当微妙的、“爱恨交加”的双重心态，更多的时候是一种“讨价还价”的双向过程，二者早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事实上，不管是在经营分配层、采编运作层，还是宏观管理层，就广播电视体制革新而言，虽然直接动因来自于市场的冲击，但同时也处处体现着政治权力干预的痕迹。“这是一个以资本化为根本特征的重新制度化过程，即政治力量与资本力量结合，政治力量借助资本力量继续进行资本化后的政治控制，加强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资本力量渐渐成为媒介重组的主要力量，它借助政治力量的保护获得更加丰厚的资本回报。”
既然中国广播电视媒介与西方同行一样，无法超越固有的社会历史阶段——市场经济，那么为了杜绝这一阶段固有弊端，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实际上，在亚当·斯密有关“理性经济人”理论的构建中，人也从不是单维的自利经济人，而是现实的、整体的人。他在《国富论》中论述人的自利性作为社会发展动力的同时，隐含着承认当时苏格兰市民社会的种种制度环境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诸如法律、政治、社会、道德和文化等等的构建。只是后人拘泥于字面上的机械解读，才忽视了“理性经济人”中与市场经济相对应的经济伦理观，丢弃了斯密思想的“灵魂”——“只有一定的法律和制度保证，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才会卓有成效地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如果说亚当·斯密能对广播电视体制改造提供什么启示的话，那就是在无法改变行业属性和现行经济体制所导致的矛盾与悖论的情况下，完善的法律建构和制度安排，尽可能减少这种矛盾与悖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这就是我们应该也可以进行努力的事情。
拨开“长期以来蒙在‘新闻’周围的层层面纱，以及政治、经济权益等等与‘新闻’的天然联系”，其实问题的根源所在就是利益的纠缠，这种利益是经济利益，或是政治利益，亦或是两者的合谋。问题的根本杜绝，在于为广播电视媒介，特别是广播电视新闻营造一个免受政治与经济影响、牵制和干扰的纯粹空间。更简单地说，就是在吸取公共体制和商业体制各自的体制弊端的基础上，改变当前中国广播电视媒介编辑权与经营权合一的现状，实现两者的适度分离，并且保证其在市场经济中的自我进化活性。这也是我们在以下篇幅中力图进行的尝试和努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