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2.2架空的公共规制VS膨胀的政治力量
除寡头传媒的渗透以外，独立的公共规制也越来越遭到政治力量的架空。2005年5月的两条新闻——《新闻周刊》关于亵渎《古兰经》的报道、“深喉”费尔特公开自己的身份——引起人们激烈的争辩。1972年两位年轻记者依靠“深喉”揭开了“水门事件”的黑幕，从而获得普利策奖。30年后《新闻周刊》如法炮制的一篇300字报道却是另一番命运。虽然大量其他媒体的类似报道，足以佐证发生在关塔那摩基地的事情，然而《新闻周刊》却因为单一信源“变节”而被迫公开道歉并撤回有关美军亵渎可兰经的报道。类似的操作手法，完全不同的结果，除了引发新闻界对单一匿名信源的争论外，更让人们看到“9·11”之后美国政府试图左右媒体日益膨胀的野心。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直言不讳地批评白宫“的确试图控制信息——或炮制假报道媚惑读者，或惩戒那些不听话的人。他们是想借着《新闻周刊》这次机会，分散注意力，培养公众对主流媒体的不信任。”虽然两个新闻事件均发生于报纸媒体，但不可否认的是，“9·11”之后美国发动的历次战争，政府高举公共利益、国家利益的大牌，试图绕过FCC控制广播电视媒体的事件也并非偶见。当年，《华盛顿邮报》凭借一篇报道将尼克松拉下总统宝座，在今天看来，更多的是一个教科书中监督权力的经典案例，那是一个逝去的神话。
更具威胁性的是，在看似公平的政策讨论过程中，公众似乎永远处于弱势与孤立状态，而政府本身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往往与大企业利益息息相关、互为依赖。两者一旦合谋，所谓的公共利益已难寻其踪，而更多的只是一个“幌子”。处境尴尬的FCC，其公共规制正越来越让位于市场，同时日渐难以招架来自政府的横加干涉。“公共利益”概念因模糊性及其伴生的功利性，无论是科技进步还是市场的变迁、政治的需要，都可以在公共利益的大旗下变幻。它已经成为多年来FCC政策制定过程中“最臭名昭著的工具”，“疏于服务公共利益”被作为惩罚不顺服者的理由。它像一帷幕帐，遮挡住后面整个规制理念的变迁——利益的追逐，这种利益是商业利益，是政治利益，间或是两者的合谋，惟独把公共利益排除在外。
那么，产生这种问题的根源何在呢？作为媒体，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维护公共利益，这也是包括从1934年《通讯法》到1996年《通讯法》在内的诸多法律文书中明确规定的。但作为企业，置身激烈竞争中的市场寻利性又往往是第一位的。在这种悖论的博弈当中，在巨大的商业利润面前，那种虚无缥缈、难以触摸的“社会责任”很容易被企业的“经营者”角色所淹没。如果将西方商业媒体的发展放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变迁中来看待，不管是自由主义竞争时期的“黄色小报”浪潮，还是垄断时期少数传媒寡头瓜分整个传媒市场，进而与政府走向合谋，其目的无非都是想获得更丰厚的商业利润。
作为二战后崛起的体制模式，商业体制显然看到了先行者——公共体制的不足，也就是将经营权与编辑把关权彻底分离所产生的惰性。于是，它试图通过市场激励机制来建立两者之间的紧密关联，从而提高效率。商业体制虽然克服了公共体制的固有弊端，然而将经营权与编辑把关权的合一，又难以避免地产生上述所提到的诸多新矛盾与新问题。显而易见，这样的矛盾与问题也是商业体制本身难以解决的。
8.1.3全球性政府改革浪潮：广播电视体制转型的社会性动因
如果把视野继续放宽，横向地观察，事实上不止广播电视，具备相同属性的行业，例如公共教育，不仅其转型轨迹与前者相当一致，当前面临的问题也非常相似。我们不由得生发出这样的疑惑，上述提到的矛盾与悖论，难道仅仅是广播电视行业本身的困局与命运吗？还有哪些更深厚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性动因呢？
不管是公共体制的“全球性式微”，进而向商业体制转型，还是商业体制之下逐渐为媒体松绑，广播电视体制变革总体呈现出逐步由政府的垄断规制向可竞争市场理论背景下的激励性规制和自主性规制转轨。实际上，这也是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性政府改革浪潮一脉相承的。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由于社会生活的变化，西方国家严格的三权分立架构开始出现了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权力转移，各国政府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大规模的功能扩张趋势，行政规模和职责范围都在急剧膨胀。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会历史进程却使这一体制逐步走向它的反面。在全球经济体系形成的背景下，财政危机、贫富分化、人口膨胀、环境恶化等等问题使各国政府所面对的社会已经变得更加难以掌控，政府的行政效率受到了不断发展的现代经济形势及其所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的严峻挑战。“全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其中包括政府的重新定位，摆脱自上而下的集权管理方式，抛弃曾经占支配地位的观念——一个由充满爱心的知识精英组成、有良好动机驱动、有权力的和干预主义的政府，是构建美好社会的基础。”为此，各国开始对政府职能做出新的评估，重新建立市场、政府和社会三者之间的新的关系。与之相伴的，是20世纪80年代两种主流思潮的涌动——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理论。
新公共管理理论是以质疑官僚行政有效性为前设，以追求经济、效率、效能为目标。具体表现为两大趋势：一是公共部门向市场化发展，即将公共活动转入私人部门的趋势，它通过各种民营化包括合同外包的形式发生；二是不断地脱离官僚体制（不再把官僚体制作为公共部门唯一的组织原则）的趋势。“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是新公共管理的核心。这一理论的主旨是要把公共行政僵死的、等级制的官僚制组织形式转变为公共管理弹性的、以市场为基础的形式。”
与之相比，新自由主义理论来势则更为凶猛，因为它已经成功裹挟到政府的实际运作当中，成为里根政府和撒切尔政府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崇尚“小政府”和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当代社会的所有弊病是由于国家干预过多造成的，应返回到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让市场重新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主导作用，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生活。“市场化或私有化乃是这个新的政治——社会——经济改革阶段最重要、最具有实质性的结果之一。”
但是根据经济学的相关理论，社会产品的不同性质决定了其成本补偿方式，或者说提供方式的不同。并非所有的社会产品都适合完全由市场化的途径来提供。那么，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广播电视所提供的信息服务属于哪种类型的社会产品？广播电视体制的转轨趋向又与自身经济属性有何内在的逻辑关联呢？
8.1.3.1准公共产品：广播电视体制转型的经济属性根源
公共产品是指政府向公众提供的各种服务的总称，大到国家的边防、立法、行政，小到卫生保健、信息传播、公共教育、公共交通、能源供应，国计民生的广大领域均囊括其中。根据公共产品理论，按照消费的竞争性和效用的可分性程度，公共产品又可以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如果一种公共产品的消费者群体在从部分成员扩大到全体社会成员的过程中，其边际成本始终为零，那么这种公共产品就是纯公共产品。国防、立法、基础研究等就属于纯公共产品。如果一种公共产品的消费者群体扩大到一定数量时，其边际成本开始上升，有的甚至会扩大到非常大，那么这种公共产品就属于准公共产品。公共交通、公共教育、信息传播等就属于准公共产品。
与其他准公共产品相比，广播电视的复杂性在于，媒介能够在市场经济中凭借其强大的影响力迅速获得巨额市场收益。特别是卫星电视的出现使得“电波资源的稀缺性”这一广电媒体公共规制最原初的法理依据已不复存在，这不仅为商业广播电视的飞速发展扫除了技术上的障碍，也使其进行全球传播和市场扩张成为可能。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商业体制来说，为了确保在宽频时代保持其世界信息市场的优势地位，FCC实际上已经抛弃“公共利益”这一规制原则，以及自己一度大力倡导的自由竞争和反垄断大旗，相反成为催生巨无霸级媒体的助推器。而就公共体制的转型来说，对于西欧各国政府来说并非均出于无奈，更多的是“半推半就”，甚至在其中扮演积极角色。这样做与其说是背负着公共广播沉重财政压力的各国政府认识到，卫星电视在这个全球化经济时代潜在的巨大商业利润，毋宁说是深刻洞悉商业广播电视在生产、流通、生活等社会过程中越来越处于中枢的地位，能够调节社会再生产，持续不断地刺激经济增长。巨大的商业利润促使各国政府普遍放松过去对广播电视系统的垄断，制定政策刺激广电行业的多元化发展，相应地也大幅度削减对公共广播的财政支持。
纵然，近几十年来发生在全球广播电视行业的起起落落、分分合合，其最本质的属性、根源来自于自身准公共产品属性所引发的双重悖论。但是，准公共产品的属性并不必然地带来体制模式总体的商业化转型方向。另一决定因素，则在于其生长环境——市场经济，以及市场经济中竞争主体的“理性经济人”本性。
8.1.3.2“理性经济人”：市场经济条件下广播电视难以逃脱的经济逻辑
经济学的基础性假设——“理性经济人”，最初源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他认为，“每个人在本性上首先和主要注重的是他自己的利益”，而且“每个人在各个方面都肯定要比其他人更有资格和能力关心自己的利益”，因此自利倾向是“合理的、正当的”。他同时认为，“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
简言之，完整的“理性经济人”包含三方面内涵：一是“自利”假设，即追求自身利益是人们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二是“理性”假设，即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是人们经济行为的目标；三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即社会秩序与公共利益是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自然结果。
如果从经济领域推而广之，人类的一切行事逻辑何尝不是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把人与社会连接起来的惟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而“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因此，从“理性经济人”这一观察视角，数十年来发生在广播电视领域的是是非非变得更加易于理解。不管是商业体制之下政府为媒体松绑，还是公共体制的全球性式微，亦或是日趋严重的官媒合谋，所有疑惑均能从中找到答案。全球广播电视体制的变迁方向，正是政府出于统治合法性的考量、企业对于商业利润的追逐以及媒体对公共理想的坚持，三者博弈之后的结果。
“如果觉得自利经济人过于冷漠与残酷的话，那不是自利经济人假设的错，而是市场经济本身的‘恶’和人在目前发展阶段的局限。”如果我们在历史的时空去审视“理性经济人”的真正内涵，就能以一种平常心来看待发生在广播电视体制改革进程中政治利益、商业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不可调和的巨大冲突。变革中的诸多艰难境遇，并非惟独广播电视命运不济，它或许是所有准公共产品在现有的经济发展阶段均难以逃脱的共同悖论与宿命。而问题的彻底解决，或许只能依赖于新的历史阶段和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每一种新生事物的诞生总是建立在对前行者继承、整合、重组和再生的基础之上。“融合”已经成为当下全球化语境中最核心的关键词汇，“鱼与熊掌不能兼得”现在已变得愈来愈值得可疑。在公共与商业、政府与市场、权利与义务、公平与效率等等看似对立矛盾的概念之间寻求新的平衡点，并从中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第三条道路”，这不仅是对“中庸之道”的哲学思想的秉承，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所力图构建的和谐理念契合。
8.2中国广播电视体制的变迁轨迹、现实困局与矛盾根源
“经济推动，政治决定”这一前提条件，决定了广播电视改革只能以“渐进”与“边缘突破”的方式首先在意识形态相对较淡的地带展开。而现行广播电视体制中的“事业性质”与“企业运作”这一畸形组合，又为广电新闻运行中难以两顾的体制性困局埋下伏笔。
实现自由的过程，既是摆脱“束缚”的过程，也往往是失去“保护”的过程。作为既得利益者，媒介本身无意放弃旧制度提供的壁垒保护，更不愿意轻易放弃这种体制带来的垄断地位。于是，媒介对现行体制实际上也是一种相当微妙的，“爱恨交加”的双重心态。
“理性经济人”是否发挥作用，取决于那个社会是否是建立在普遍而非偶然的社会物质交换的基础上。当前所置身的经济体制决定，中国广播电视媒介同样无法回避西方同行所面临的种种窘境。问题的根本杜绝，在于为广播电视媒介，特别是广播电视新闻营造一个免受政治与经济影响、牵制和干扰的纯粹空间。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经济体制20多年的转轨历程，表现出与国情相适应的渐进性，由体制外改革推动体制内改革，由增量改革推动存量改革，先易后难，稳步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