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吾尔语当时已经有规定的罗马字拼写法，只要把新字母改为通用字母就行。蒙语当时还没有规定罗马字拼写法，只能采用正在拟议中的拼写法。藏语没有可以依据的罗马字拼写法，要规定一种暂时应用的拼写法。更难解决的是，藏族还没有各方言共同接受的民族共同语。经过再三考虑，只能按照中央广播电台所用的语言作为提供联合国的拼写标准。
“汉语拼音方案”终于被联合国接受作为拼写中国地名的国际标准。这是在中国还没有进入联合国的时候，中国的文化设计首先进入了联合国。
逆境中有顺境
当时知识分子被“文化大革命”搞得焦头烂额，处境十分狼狈。在这样的逆境中间，曾先生一次一次来到我的办公室，共同商量问题。此情此景，使我永远难忘。
在曾先生的积极推动下，编辑出版了中国分省地图的“汉语拼音版”，适应国际标准化的需要；出版了以汉语拼音字母为顺序的《中国地名录》，便于国内和国际检查应用；规定了中国省区拼写法的缩写代号，便于邮电事业使用。
中国地图和地名充分利用拼音，不仅扩大了拼音的用途，并且使中国地名容易被世界各国所了解和应用。曾先生是通过地图和测绘专业使中国文化走上世界舞台的引路人。
曾先生对中国国内少数民族名称的拼写法也非常关心。他跟我共同研究这个问题，前后经历多年，试拟过多种格式，最后在少数民族语文专家们的共同努力下，订出了一个少数民族名称拼写法的国家标准。这个标准今天已经成为国内和国外经常使用的文件。
曾先生以九十多岁的高龄，经常一个人挤公共汽车，从遥远的北京西郊来到北京的东城。这使我和我的同事们吃惊，感到不安，可是他若无其事。他的精神力量有难以置信的功能。
他是一位兼有西方学术和东方道德的人。他知识宏博而自谦不知，思想精进而言谈和缓，坚持真理而不卑不亢。他在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同我常常共同提出提案，对语文和文化的现代化，尽一点促进的努力。
对我来说，我能得到像曾先生这样一位良师益友，多年往来，真是三生有幸。如果要我说出一位我所知道的人格完备的近代人，我将脱口而出：曾世英先生。
郑权伯：水利学大师
良师益友
郑权伯教授（一八九四—一九九四）已经去世，现在是他诞辰一百周年。我深深怀念这位我的良师益友，中国近代水利科学研究事业的奠基人。
他比我大十二岁，他是我的大阿哥、好朋友，他的学问是我的老师，他的品德是我的模范，我敬重他如同敬重我的父辈。
他从德国学成归国，正是风华正茂的三十岁。从那时起，他在水利和市政工程部门从事教学、科研和建设工作，历七十年如一日。这样的学者，这样的献身，在中国、在全世界，能有几人？这样的学者，这样的献身，在中国、在全世界，不是人类社会中最高尚的模范吗？
在战争动乱的漫长年代里，他的学术无法充分发挥作用。在全国解放以后，我以为他可以大显身手了。的确，他能贡献的比过去多得多了，特别是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高水平的研究生。但是一再受到学术偏见和出身偏见的干扰，他的学术仍旧没有能够充分发挥作用。他和他一辈老科学家的不受重用，是近四十年来中国建设事业迟迟不前的原因之一。更想不到的是，以他的一身清白，竟然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受不白之冤，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经济受到巨大损失。这虽然只是“十年浩劫”中旷古未有的万千事例中的一例，但是不能轻轻带过，认为过去已经过去，何必再说。为了中国的未来，我们应当叫子孙牢记这可能毁灭中华的惨痛教训，决不能让它再次重演！
海上论文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他和我都在上海。我同几位朋友办一个经济学刊物，名叫《经济周报》。我常请他写文章，谈论中国的水利问题，以及一般经济建设问题。他的文章写得内容充实，见解科学，笔调平易，深入浅出，受到读者们的欢迎。他常说，经济建设必须科学地说、踏实地做，决不能哗众取宠。他的不朽名著《中国水利史》是当时上海许多青年经济学研究者爱不释手的读物。
他不仅是一位严肃的科学家，他还是一位轻松的艺术爱好者。他的兴趣非常广。他喜欢收藏古玩。他爱听古典歌剧“昆曲”。他爱参观各种美术展览。有一次，在重庆，我同我的妻子张允和到他家去。他正在清理他收藏的古钱币。他见了我就说：“你看我，弄得满手铜臭！你这位银行家，温文尔雅，反而一点铜臭味也没有！”
他同朋友们谈天，一谈就谈到深夜。他的谈话都是轻声轻气，娓娓道来。所谈的有使人感叹的古今逸事，使人向往的伟人伟绩，还有趣味深长的诗文，忍俊不禁的笑话。从他的谈笑之中，我体会到了如何修身养性的做人道理。每一次我同他闲谈之后回家，心中都带着新的问题，新的感想。他是我的亲密而又尊敬的良师益友。
他的思虑如江河之长，他的学识如海洋之大，“河海大学”是他的适当归宿。他的伟大抱负，将来一定会由他的学生们在前进的建设中变成现实。在他百岁纪念的时刻，我好像又一次从他的家里走回我家，一路上低头细细思量着他的一言一笑。
一九九四年？时年八十九岁
章乃器：胆识过人的银行家
接到包头市章翼军来信：“叔叔、婶婶：久未问候，身体可健，念念！近悉有关单位拟出版先父章乃器专辑。我知道叔叔与先父交往多年，深知先父的为人。我们迫切祈望叔叔能赐教，写一篇纪念文章，为专辑增光。”
这是一封出乎意料的来信，引起了我六十年前的回想，往事如梦的回想。我于是写了此文。
在我的朋友中间，章乃器先生是一位最为奇特的人才。他的才能出类拔萃，所以当时有许多青年人钦佩他。他的言行与众不同，所以当时有许多老一辈害怕他。他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经济界引起议论最多的奇特人才，所以他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
我在认识他之前就看过他的文章。他的文章气势之盛，立意之新，在抗战前夜，许多青年人读了，拍案称奇，深受感染。我以为他可能是一位趾高气扬、难于接近的人。一见之下才知道他对人是低声说话、平易近人。
我跟他认识是在抗日战争前上海的征信所，征信所是上海银行界创办的一个商业信息服务机构。上海银行界推举七八家有代表性的银行，各出一个组成理事会，管理所务。我代表江苏银行，乃器代表浙江实业银行，理事会以乃器为主任。每周几次，理事们中午到所共餐，借共餐时间商议工作。这样，我就经常跟乃器见面。跟他共事中，看到他工作能力之强，解决问题之快，使人惊异。
一天，他邀我到他家去吃便饭，从业务谈到当时的国家大事，他跟我不仅业务见解相同，政治见解也相同，于是他和我成为说得来的朋友。他的夫人胡子婴女士，是一位能说善道而见识非凡的女性，胡子婴也成为我和内人张允和的说得来的朋友。
日本的侵略得寸进尺，越逼越紧。一九三五年，乃器成为主张积极抗日的救国会的中坚人物。他建议我参加救国会，加入他主持的小组。加入这个小组的还有蔡承新、彭石年、赵君迈等人。每隔一天的晚上，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聚会，互通消息，商议做什么救亡工作。这样，我从乃器的业务同行，成为乃器的政治同道。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的政治形势，紧锣密鼓，瞬息万变。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突然间“七君子”被捕了！乃器是七君子之一。救国会的工作变为主要是营救“七君子”。七君子被关押在苏州监狱。当时我的家在苏州，我一人在上海，每逢周末回苏州。一天，胡子婴在深夜忽然到苏州敲我家的门。张允和见到胡子婴半夜投宿，大吃一惊！两人商议第二天如何探监之后，张允和安置胡子婴在一间卧室住下。胡子婴一夜未眠，第二天她的卧室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满屋子尽是烟雾。
从此，胡子婴成为经常到苏州我家的客人。邹韬奋的夫人沈粹缜女士和其他几位的夫人也常来。她们带了孩子们到苏州，这不仅是为了使孩子们能看到爸爸，而且是因为孩子们探监方便，衣服里夹带文件也不检查。张允和成天忙于招待和安排探监事务。乃器的家属和其他几位的家属都成了我家的亲热朋友。
“七君子”被捕之后，许多救国会的会员也相继秘密被捕。救国会变成非法团体，只能暗中秘密联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忽然传来西安事变消息，蒋介石被软禁了。形势紧张达到极点。当时我们最担心的是，国内战争爆发，“七君子”可能被杀害。四处营救，走投无路！想不到风云急转，比预料的还快。十二月二十五日在蒋介石同意抗日之后，张学良陪同蒋介石飞回南京。可是，“七君子”等到一九三七年日本全面侵华的“七七事变”之后才得到释放。
“七七事变”之后，我和许多救国会的朋友们转移到重庆。乃器和我又在重庆见面了。上海许多工厂紧急迁移到重庆，称为迁川工厂。为了给迁川工厂服务，乃器成立了一个工业经济研究所，他自己担任所长，邀我担任副所长。后来我转任农本局的工作，跟乃器分手。抗战八年，人事多变，工作纷更。乃器一度离开重庆，到安徽跟李宗仁合作。我在农本局之后，又到新华银行。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之后，我被新华银行派往国外。
上海快要解放的时候，我从英国伦敦回到香港，等待机会重回上海。在香港又跟乃器相见。乃器建议我参加当时在香港由他主持的民主建国会。乃器说，这个组织的基础是救国会时期上海经济界的星五聚餐会，以及后来在重庆扩大了的工商界的星五聚餐会，我原来是这个聚餐会的参加者。他又解释说，历史经验说明，经济界需要有一个自己的政治组织。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香港《大公报》租用一只轮船，名叫盛京轮，专门运送留港人员回上海。我附骥乘船，在六月三日回到上海。这只轮船一到上海，上海港就被水雷封锁。下了轮船，看到许多在香港的熟人。我找乃器，没有找到。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国成立。乃器担任粮食部的部长。他曾问我是否愿意去粮食部工作。我说我不想担任行政工作，还是回到教书兼银行的老本行。一九五五年，我从上海被调到北京，担任文改会的工作。从此，我跟乃器的工作属于不同的部门。
一九五七年掀起了“反右”运动。经济界公认的左派名人章乃器，竟被定为大右派。他如何在二十多年间受了打击和折磨，我一点也不知道。一位朋友说，头角峥嵘必然头破血流，这是“反右”的规律。
一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帮”之后，胡耀邦在邓小平领导下主持中央工作，盛传“右派”即将平反。小道消息说章乃器先生将是平反的第一批。大致是一九七六年秋天，一位朋友偷偷地告诉我，乃器住在北京东郊红庙某楼，可是不知道门号。当时红庙是人迹稀少的地方。我按地址去看乃器。问楼下的人，无人知道有个章乃器。高楼没有电梯，我一层一层爬上去，一层一层敲门探问，敲到第八层终于找到了乃器。
他住在高楼的最高一层，一间大房，半间小房。我敲门后，在门外等候了好久，似乎门内无人。终于，门开了。他和我相见而相互不相识，经过了木然相对的几秒钟，然后如梦方醒，彼此认出来了。
他的大房间里放着一张大床，床很大，几乎占据整个房间。旁边余下一条空处，放一张破旧的长沙发。他把上面堆放着的衣服和被窝拿开，我们并坐谈天。房间里有一位青年，乃器说是他的小儿子，看到客人来，就轻轻地走了出去。我不问乃器近年来的生活，也不谈什么“右派”平反的消息。只谈愉快的不伤脾胃的话，说了一阵，我辞别而去。显然，这时候乃器还不知道平反的消息。
后来，在报纸上看到乃器真的平反了。更后来，又在报纸上看到乃器去世了。他比我年纪大几岁，去世是自然规律。可是一位本来可以在解放之后大有作为的人才，就这样默默地离开了需要他的中国土地！只有历史不会忘记他在国家危亡之际曾发挥过的时代作用。
一九九六年？时年九十岁多两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