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尊棋先生第一次来到我家，在略事寒暄之后，杨刚女士和我就向他请教许多国际局势问题。他对当时的世界变化了如指掌，细细分析，娓娓道来，我们静静倾听，把思虑伸展到世界和中国的明天。在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那一晚的纽约还深印在我的记忆之中，成为一个“难忘之夜”。
香港重逢
后来，我去欧洲，跟他失去了联系。在解放前夜，我从欧洲回到香港，出乎意外地又遇到了刘尊棋先生。原来他是来到香港等待解放回国的。他在香港办一个小型的英文刊物，名叫《远东公报》。这个小型刊物真是很小，起初是打字油印的。新闻报道几乎全是刘尊棋先生一个人所写，把远东和欧美所发生的时事，用简单而明了的文笔，一针见血地说明原委，使读者不仅知道了事实，还明白了其中的是非。
正像在纽约他常来看我一样，这时候我常去看他，因为晚间我有空，而他要在晚间工作到深夜，不能离开他的小得可怜的办公桌，难于出门看朋友。这时候，我见到他，也是开口就问世界和中国的局势，几乎没有谈过生活和家常。这是我同他交往的一个特点。
但是也有例外。有一次，在默然对坐了几分钟之后，他忽然用低沉的声音告诉我：他曾经被关在监牢里，他的右腿跟一位有名人物的左腿用链条锁在一起。讲了这句话之后，我们又默然相对几分钟，不知说什么才好。
国内战争急转直下，上海解放了。由许涤新先生介绍，我乘大公报包租的“盛京轮”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三日从香港回到上海。临行匆匆，没有跟任何亲友打招呼，刘尊棋先生当然不知道我的行踪。一下轮船，看到久别了的上海，我心中有无法形容的感触。我四面张望，看看刘尊棋先生有没有同船回来。没有看到他。可是意外地看到了杨刚女士，她是我下了码头看到的第一个熟人。
上海港口被水雷封锁了，“盛京轮”被困在港内。我留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这样又跟刘尊棋先生分开了。隔了一段时间，在报纸上看到，刘尊棋先生到了北京，是外文局的领导之一。我心中为他高兴。可是，又隔了一段时间，听说他受到政治处分，被隔离起来了，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事情。很晚我才知道，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关进监牢，不知又为何事。就这样，多年不知道他的下落。
我在一九五六年调来北京，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一九七八年，姜椿芳同志创办“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邀请刘尊棋先生共同负责筹备工作。当时，我也稍稍帮助姜椿芳先生做些事情。有一天，姜椿芳先生偕同跟我久别了的刘尊棋先生来到我家，一同去北京东南角，看看那里的几间破旧屋子是否可以暂时作为“大百科”的筹备处。这时候，我才知道刘尊棋先生得到解放还不很久。从这时候起，我把一向对他用的称呼“先生”改为解放后的通用称呼“同志”。
主持《简明不列颠》
“改革开放”使局势迅速变化。“大百科”跟美国“不列颠出版社”合作翻译出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组成“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刘尊棋同志担任中方主席，我是中方三委员之一。我高兴能够跟他一同工作。
中美关系发生极大的变化，可是许多人对美国仍旧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人们警告说，翻译出版美国的《百科全书》，其中充满着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思想，任何一个条文都可能使你们这批人关进监牢里去。的确，这是一件值得做，但又是最好不做的工作。说它值得做，是因为中国需要了解外面世界的事实和观点；说它最好不做，是因为这是充满着意识形态危险的工作。
可是，刘尊棋同志对美国的“攻势”应付自如，处理得不卑不亢，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他高瞻远瞩，目光不仅看到中国，还看到世界，不仅看到今天，还看到明天，所以他能够担任别人不敢担任的工作。
创办英文《中国日报》
在负责《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工作的同时，他被任命为英文《中国日报》的总编辑。一天，他请我去中国日报社看看他的编辑部。我走进一间小小的他的卧室，看见一张单人钢丝床，一张单人小书桌，一盏小酒精灯，几包方便面。他说，晚上住在这里的时候，就自己煮方便面吃。这样一位发行到全世界去的《中国日报》的总编辑，恐怕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吧。
直到写这篇悼念文章之前，我才知道，刘尊棋同志在过去四十多年中，受尽人间折磨，从劳改到劳改，从监狱到监狱，最后，感谢时代的伟大，冤案终于平反。长期而残酷的折磨使他身患重病，妻离子散，但是，没有能摧毁他的意志，没有能破坏他的理想，没有能使他丧失智慧，没有能使他放弃追求。他真正当得起“百折不挠、艰苦卓绝”这八个字。在他最后的岁月中，终于遇到了一个宽松开放的时期，做成了几件有利于人民的工作。这是他的幸运，也是国家的幸运。
他是一位有世界眼光的新闻记者，一位知识广博的文化人，一位足智多谋的事业家，一位不平凡的平凡人。中国的知识界将永远为失去了这样一位不平凡的平凡人而哀悼！
张志公：实用语法学家
我和张志公先生成为往来频繁的亲密朋友，因为我们长期一同住在一个大院里，这个大院叫作公主第。
一九五五年底，我被调来北京，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办公处和住处都在北京沙滩景山东街的公主第。这里是解放前的北京大学，清朝末年的京师大学堂。沙滩的红楼是后来添造的。五四运动的许多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地名早期叫马神庙，现在改称沙滩后街。公主第原来是一座规模宏大的驸马王府。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一个单位用不了这许多房屋，跟另一个单位人民教育出版社共同使用。当时全国大中小学的所有教科书都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
志公先生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跟我随时往来，非常方便，甚至一天往来几次。我有什么工作上的问题，就去找他，同他商量。有时有朋友来找我，在我的办公室和家里都找不到，就到志公先生的办公室和家里去找，一定能找到。
我们一同看到公主第大院的一派宫廷景象，绿树成荫，花香鸟语。春天，白色和紫色的丁香花处处盛开。大院中心有一个荷花池，每年开放复瓣荷花。池中有一个白石头的方柱子，顶上是斜放着的圆盘形日晷，旁边刻着“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字样。这是京师大学堂和北京大学遗留下来的文物。
我们也一同看到公主第大院在一次一次政治运动中不断遭到难以相信的破坏，成为很像一个无人管理的低级难民收容所的样子。终于，浩劫过去，否极泰来，把红漆大门拆掉，把大门外的两个石狮子搬走，封建意味一扫而空，改成一组一组矮矮的新式办公楼和宿舍。
我每次想起志公先生，不能不同时想起公主第大院的沧桑变化，因为从我的办公室到他的办公室必须经过这一带使人回想清朝覆亡和五四运动的花园式庭院。现在，志公先生的宝眷还住在公主第的新造宿舍里，我已经离开公主第内清朝末年建筑的破烂不堪的住宅，迁移到名称古怪的后拐棒胡同。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振兴教育，朝气蓬勃，一方面提倡普通话、简化字、汉语拼音；一方面改革现代汉语教育，重视语法和修辞。这时候，掀起一个语法学的百家争鸣，语法学的文章如天女散花，缤纷落地，现代汉语的语法研究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
但是，中学的语法教科书，不能众说并立，旁征博引，需要有一个简单明了、说法一致，而且容易为青年们所理解的语法体系。这是一件艰难而重大的学术综合工作。在志公先生主持之下，折中于各家学说之间，写成一个兼收并蓄、汇集众长、适合中学教学用的语法体系。他和他的同事们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工作，得到社会各方面的赞赏。
志公先生学识渊博，著作很多。他治学谨严，著作切于实用。例如他跟田小琳女士合著的《现代汉语》，就是一部极好的适合大学一年级用的教科书。语文界对他的理论结合实际的学风，钦佩之至。
志公先生长期以来热心文字改革，不仅观点跟文改会的同道们共鸣，而且在许多工作中跟文改会的同道们协作进行。他最后担任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的会长，就是他众望所归的证明。他几次对我说，他被邀到国外讲学，人家希望他多讲一些语法学，可是他想尽办法多讲中国的文字改革。他的学术思想是向前看的，不是向后看的。他同意我们提出的“厚今而不薄古”的观点。这跟中国语文学界的传统思想有许多不同之处。
志公先生比我小几岁，可是他一早就拿起拐棍，留了胡子，而且胡子渐渐有些花白的影子，人家称他张老。他笑笑、点点头。我呢，年纪比他痴长几岁，可是不拿拐棍，不留胡子。每次一同开会，他总是笑着介绍说，我是他的老弟。我也就称他为老兄。许多人信以为真，引起哄堂大笑！这是我们常在一起开会的趣事。
现在，我还是常常遇到问题就拿起电话跟他老兄商量。可是，在想电话号码的时候，我忽然记起了老兄已经登上了“八宝山”，而老弟还停留在“后拐棒”。真是，“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我们一辈的人属于语法学上所说的过去时态了。可是中国语文和语文研究应当永远属于未来时态。
曾世英：现代地图学的开创者
开创现代地图学的新纪元
一九三三年出版的《中华民国新地图》和《中国分省新地图》，翁文灏先生认为，开辟了“中国地图学之新纪元”。这两部地图是“丁文江先生创其计划，曾世英先生任其工作”。丁先生和曾先生是中国现代地图学的新纪元的开创人。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地图落后于世界水平，多数以康熙年间的测量作为底图。《申报》为纪念创刊六十周年，出资编印这两部地图，使人耳目一新，引起了一阵“中国地图热”。我和同辈青年，由此对中国地图有了新的认识，曾先生的大名深印在我们心中。
《申报》主人史量才先生说得对：“确认史地二科，凡人生基本观念之所以确立，与夫爱群爱国心之所由培成，胥于二者是赖。”这两部地图的出版，正值日寇大举侵华，“神州风云变色，辽吉黑热陷落”。人民看图思国，振臂高呼：“还我河山！”
这两部地图不仅内容新颖，而且索引完备。它有三种地名索引：四角号码索引、部首索引和罗马字索引。把罗马字索引放进地图，在当时是创举。更可喜的是把“分省图检视表”印在硬封面的背后，寻找图幅，一翻就得。这个小小的创意，把效率观念引进了不知效率的古老中国。
这两部地图，我多次失去，多次重购，解放以后又在旧书店再次买来，至今珍藏在我的手边。
与大学者为友
一九五五年，我来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次年调来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文字改革，不论是简化汉字还是汉语拼音字母，都跟地图有密切关系。由此我跟曾先生有了工作联系，常常见面，切磋研求。他是我心中早已敬仰的大学者，我竟然有机会同他成为时常往来商量工作的朋友，使我得到了不敢设想的荣幸。
当时，曾先生正在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这本地图集，一九五六年一月开始设计，当年年底制版打样，一九五八年印出第一版。它按照一九五六年《汉字简化方案》用简化字编写地名；同时，按照一九五六年《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编写地名索引（一九五八年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对草案作了修改）。这是最早应用汉语拼音字母的出版物。
在“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一九七六）时期，联合国“地名国际标准化会议”提出中国地名罗马字拼写法需要标准化的问题。曾先生同我共同研究解决其中的技术问题，对汉语地名的罗马字拼写法，提出通名和专名两分法的原则；对非汉语地名的罗马字拼写法，提出藏语、蒙语和维吾尔语三种少数民族语言采用“名从主人”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