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拼音方案的制订过程
《语文建设》的编者对我说：一九九八年纪念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四十周年，请你写一篇文章，回忆方案的制订过程，你是拼音方案委员会唯一健在并且还能执笔的成员了。我欣然同意，但是担心记忆错误。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为了使人民大众迅速提高文化，把研究制订一个比较理想的拼音方案作为重大工作，由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领导，由胡乔木承上启下，指导工作。
上海解放后不久，我回到上海，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任教，业余参加倪海曙主持的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大约在一九五二年略早，倪海曙告诉我，毛主席到苏联问斯大林，中国的文字改革应当怎么办；斯大林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可以有自己的字母。毛主席回到北京，指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研究制订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同时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停止推广北拉（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等待新方案的产生。倪海曙创办《语文知识》月刊，刊登有关文字改革的研究文章，协助北京的设计工作。
我写了一些介绍各国古今字母的文章，发表在《语文知识》上，作为选择或创造字母的参考，后来编成《字母的故事》一书，一九五二年出版。我体会到，一种字母成为民族形式，需要极长时期的实际应用，经过约定俗成，方能成为公认的民族形式。新创字母很难得到公认是民族形式。创造字母不难，大家同意极难。国外的历史告诉我们，国际形式和民族形式是相互转变的，国际形式用久了就成为民族形式。例如，英文字母间接来自罗马，借用了几百年，英国人就认为这是英国的民族形式了。
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五日，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在北京开幕。叶籁士在发言中说：“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四年这个期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主要进行汉字笔画式拼音方案的研究工作，经过了三年的摸索，曾经拟订几种草案，都放在《汉语拼音文字方案草案初稿》（汉字笔画式）里头。”
这个《草案初稿》（书稿）现在难以找到。我大致记得是这样：参加文字改革会议的代表们看到一份征求意见的材料，有六种方案草稿，四种民族形式，一种拉丁字母形式，一种斯拉夫字母形式。四种民族形式草稿的设计者是：吴老（玉章）、丁西林、黎锦熙（改良注音字母）、委员会秘书处（陆志韦、郑林曦所拟，汉字笔画式音素字母，结合成为音节）。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对这些草稿没有进行讨论。
一九五四年底，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改组成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直属国务院。在一九五五年二月，文改会内部设立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有吴玉章（主任）、胡愈之（副主任）、韦悫、丁西林、林汉达、罗常培、陆志韦、黎锦熙、王力、倪海曙、叶籁士（文改会秘书长）、周有光、胡乔木、吕叔湘、魏建功。
一九五五年六月，拼音方案委员会分为甲乙两个小组，甲组拟订汉字笔画式（民族形式）方案，乙组拟订国际通用字母（拉丁字母）拼音方案。
文字改革会议以后，吴老向毛主席报告，民族形式方案搞了三年，难以得到大家满意的设计，不如采用拉丁字母；毛主席同意，并在中央开会通过。这一决定的经过，叶籁士有文章说明（见《关于文字改革的几个问题》，载《语文现代化》一九八一年五月）。此后，拼音方案委员会只研究拟订拉丁字母方案。
拼音方案委员会指定叶籁士、陆志韦、周有光三人起草一个初稿，作为开会讨论的基础。我们三人夜以继日拟成一个“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初稿”。初稿的主要特点是：一、完全用现成的拉丁字母；二、用几个双字母，但是尽量少用；三、标调用注音字母的调号，调号之外没有其他附加符号；四、“基欺希”由“格克赫”（ɡ、k、h）变读。
拼音方案委员会开会讨论初稿时候，除个人意见之外，还提出各个重要部门的意见。为了顺应语言研究所提出的严格的“一音一母”原则，把初稿中六个双字母改为六个新字母（无点i；带尾z，c，s；长脚n；俄文“基”）。初稿经过这样修改之后，成为“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删除“文字”二字），在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二日由文改会发表，公开征求意见。
群众提出的意见，来路广，创见多，反应热烈，无以复加。多数人不同意用新字母。邮电部门说，即使中国造出有新字母的电报机，也难以叫外国都改用同样的电报机，中外设备不同，就无法通电报。
国内国外群众来信四千三百多件，无法归纳成为一个草案，结果归纳成为两个草案，作为两种“修正式”，在一九五六年八月由文改会发表，再次公开征求意见。
两式的分歧，关键在“基欺希”的写法。第一式由“格克赫”（ɡ、k、h）变读“基欺希”。第二式由“知吃识”（j、ch、sh）变读“基欺希”。注音字母的“基欺希”有专用字母（ㄐㄑㄒ），不用变读法。新方案可否也用专用字母呢？一早就有人建议，用“j、q、x”代表“基欺希”，但是拼音方案委员会不敢贸然采用，因为“q、x”读作“欺希”跟外文（主要是英文）习惯不同，不仅英美人反对，读过英文的中国人也反对。
拉丁字母的“国际音域”分为三层：第一层是“基本音域”，第二层是“引申音域”，第三层是“特殊读音”。“q、x”读作“欺希”是“特殊读音”，这要谨慎从事。其实“j”在英文中的读音也是“特殊读音”。英文把半元音的“j”读成辅音，西欧国家多数人觉得英国人古怪。英国可以用一个古怪字母，我们再加两个古怪字母有何不可？两式相持的解决办法是打破习惯，采用三个专用字母“j、q、x”（基欺希）。请看比较：
注音字母 ㄓ ㄔ ㄕ ㄐ ㄒ ㄍ ㄎ ㄏ
威 妥 玛 ch ch′sh ch ch′hs k k′h
国 罗 j ch sh j ch sh ɡ k h
北 拉 zh ch sh g k x g k x
拼 音 zh ch sh j q x g k h
从上面的比较，可以看到字母的使用方法是逐步改进的。拼音方案青出于蓝。
拼音方案的制订是在十分慎重中进行的。文改会提出的方案，都要再经过国务院组织高级“审订委员会”加以审订。“汉字简化方案”如此，“汉语拼音方案”也是如此。一九五六年十月，国务院成立高级“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在听取文改会拼音方案委员会的报告之后，决定采用“j、q、x”代表“基欺希”，解决了两式的相持。这个统一的草案叫作“修正草案”，由国务院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公布，让群众先知道，并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和批准。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一日得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经过三年的谨慎工作，“汉语拼音方案”终于诞生。
方案的名称从“拼音文字方案”改为“拼音方案”，删除“文字”二字。这在拼音方案委员会中没有引起争论。因为委员们都了解，叫它“文字”，它也不可能代替汉字；不叫它“文字”，它也有文字的性质。从一套字母到成为公认的文字，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这不是几十年的事情，而是几百年的事情。日本使日语罗马字取得法定地位，结果至今也没有成为真正的通用文字。与其有文字之名而无文字之实，不如有文字之实而无文字之名。周总理在一九五八年一月十日《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报告中申明，“汉语拼音方案是用来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的，它并不是用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这是切合实际的政策，避免无谓的争论。“拼音”不是“拼音文字”，它是汉字的助手。助手能做汉字不便做和不能做的一切工作。
可是，是否“文字”方案的问题在群众中间十分关心。不少希望有一个“文字”方案的热心分子，不断创制“文字”方案，寄来文改会。从一九五○年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时期到一九五五年八月三十一日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之前为止，寄来六百五十五个“文字”方案。从一九五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到一九五八年二月拼音方案公布时候为止，寄来一千多个“文字”方案。从一九五八年二月公布拼音方案到一九八○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为止，寄来一千六百六十七个“文字”方案。共计群众创制的“文字”方案有三千三百多个。这种创制“文字”方案的群众热潮，是中国特有的爱国现象。
中国制订拼音方案之前，苏联已经悄悄地废除拉丁化，改为斯拉夫化，把所有的拉丁化民族文字方案一概改成斯拉夫字母。蒙古文也是如此更改了。中国的拉丁化运动没有追随苏联。五十年代，中国向苏联一边倒，有些同志主张采用斯拉夫字母，跟苏联结为文字同盟。苏联前来讲学的语言学者也提出这种建议。据说，苏联一位副总理来到中国，跟陈毅副总理说，希望中苏采用相同的字母。陈毅副总理说：中国文化必须跟东亚和东南亚联系，东亚和东南亚都习惯用拉丁字母。
关于语音标准问题，一九五五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重新肯定一九二四年实行的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在此之前，拉丁化运动反对纯粹以北京语音为标准，北拉接近“老国音”而不同于“新国音”，并且提倡方言拉丁化。例如：北拉区分“尖团音”，“基欺希”写“ɡi、ki、xi”，“济妻西”写“zi’ci、si”。这时候，拉丁化运动团体解散了，不再谈方言拉丁化。
回顾历史，十九世纪后半的教会罗马字主张方言拼音文字。在清末的切音字运动中，不少人提出方言拼音文字。劳乃宣提出了有名的“以南就北”的理论。瞿秋白把中国的方言等同于苏联的民族语言。这些主张的共同特点是，只看到中国语言的分歧现象，没有看到中国人民的国家意识已经高涨，群众迫切要求从“书同文”向“语同音”前进。汉语拼音方案是国家共同语的拼音方案，不是地区方言的拼音方案。
今天，还时时有人提出改进汉语拼音方案的建议。我十分注意这些建议。但是新的建议中很少是在五十年代没有仔细研究过的。略举数例如下：
拼音方案里的字母“迂”（ü，两点），破坏了除调号以外不用符号的规则。“两点”上面再加调号，重床叠屋。改为“iu”（双字母）表示“迂”（“国罗”如此写），不更好吗？拼音方案委员会当时的考虑是：“辽”是个重要元音，需要有一个单独字母代表它。现在看来，这仍旧是一个问题。有人建议用“v”代表“迂”，经过研究，弊多而利少。近来有人建议，用“yu”代表在音节“吕”“女”中的“迂”，作为“技术处理”，只在必要时候使用，并不是改变方案，其他音节照旧不改，但是都省略两点。这或许是比较有可行性的建议。
舌尖元音要不要写，如何写，是一个棘手问题。台湾注音符号第二式用“r”表示舌尖后元音，用“z”表示舌尖前元音。用这两个辅音字母代表元音，拼音方案委员会曾经做过试验，觉得不好，特别是上面还要加上调号。拼音方案委员会尝试过多种方法，包括“省略不写”，写无点i，写ih，写y，等等。只有现在的办法（写“-i”），比较符合原理，也方便实用。这种写法有语音历史变化和现代“十三辙”作为依据。
有人建议，北京语音“俄”（e）和“喔”（o）实际是一个音位，可以合成一个字母，不必分为两个。注音字母原来只有一个“ㄛ”，实用之后觉得不方便，就在“ㄛ”头上加一点，后来一点连接起来成为“ㄜ”。根据这个历史经验，拼音方案也分为两个。
好些人建议，“ao”“iao”应当改为“au”“iau”。这是一个实用问题。为了书写避免跟“n”混淆，改“u”为“o”，有实用价值。国罗、北拉，也是如此写的。对这个问题，徐世荣做了理论的解释。
有人建议，用“z、c、s”代表使用频度较高的“知吃识”，用“zh、ch、sh”代表使用频度较低的“资此斯”。或者，“知吃识”和“基欺希”都用“j、q、x”。这样可以节省大量纸张。拼音方案委员会考虑了节省问题。但是还要考虑国内和国外的习惯，因此这个建议未能采取。
北拉“波”写“bo”，“多”写“do”。拼音“波”写“bo”，“多”写“duo”。有人建议一概按照北拉写法，可以节省字母。又有人建议把“波”也写成“buo”，统一规格，符合原理。方案委员会研究之后，决定采用注音字母的传统写法。
“y、w”这两个半元音字母要不要的问题，经过几次反复，最后决定要用。因为，这是分词连写所必要，而分词连写是书写普通话所必要。普通话是以词为表意单位的，应当分词连写。分词连写是拼音正词法的基础。汉语拼音的“阅读法”采取“元音连读”原则，因为汉语中有许多复元音的音节，例如“iao”是一个音节“要”，不是三个音节“伊阿喔”。日语罗马字跟汉语拼音不同，它采取“元音分读”原则，因为日语的音节基本上都是单元音的音节，例如“ɑoi”（“青”）是三个音节，不是一个音节。半元音字母对“元音连读”能够帮助分清音节，是拼音正词法的极有用处的条件。
调号问题是一个难题。采用注音字母的调号，有历史经验可以依靠，而且跟欧洲文字中的“分音符号”也相似。声调有原调，有变调，如何标呢？决定标原调，不标变调。（变调可以在语音学书籍中用科学方法标记。）后来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一七八不”的标调方法是实用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