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对朝廷上下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徐继畬本人亲身经历了与英国侵略者的战争接触，他的感受是最真切的。此时，他得到朝廷的恩宠有加：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四月十七日先授从三品的广东盐运使，五月二十四日又授广东按察使（正三品）。一月之内，两度迁擢。到广东后三个月，是年九月，又被任命为福建布政使（从二品）。他担任此职三年多以后先授广西巡抚，尚未到任又改任福建巡抚。这一系列的任命不断提高了徐在政坛中的地位，也不断加强了他和夷务的关系。
道光帝任命徐继畬在海疆任职，其用意是加强夷务工作。道光帝本人也期待对夷务有个了解的渠道。这从他1843年初召见徐入宫奏对和二十七年(1847年)二月朱批徐的谢恩疏即可看出。1843年徐继畬赴厦门任福建布政使，兼办通商事务前，晋京陛见。道光帝垂询海外形势、各国风土人情等，具以所知而对，遂命纂书进呈。四月回任，此事迄未语人。自此先生益留心外务，随时采访，广为征集资料，开始了《瀛寰志略》的酝酿。《徐松龛年谱》，第44、46页。1847年徐呈疏谢恩被委任为福建巡抚时说： “惟有勉策驾骀，将地方夷务与督臣刘韵珂悉心商榷，督同属吏，力图妥善，冀酬高厚鸿慈于万一。”道光帝朱批： “一切认真勉力，夷务尤当细心妥办，钦此。”同上书，第46页。由此可见，徐继畬在福建这几年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积极办夷务。
在战争的刺激下，在皇上的鼓励下，徐继畬开始搜集资料、接触洋人。厦门的开港为他提供了客观机遇。对他帮助最大的是几位美国、英国传教士和外交官。如： 雅裨理（David Abeel）、李太郭、阿礼国等。对他影响最大的是美国传教士雅裨理，他是最早到华传教的美国传教士之一。1842年2月末他到达厦门鼓浪屿是受美国归正教（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Reformed Church in America）的派遣。该教会是移居美国的荷兰侨民的教会，它以加尔文宗思想为依据，主要强调因信称义和圣经权威至上。所谓归正，有经过改革而复归正确之意。与雅裨理同来厦门的还有美国圣公会文惠廉夫妇。1842年6月，美国医生甘明到厦门，1844年，他与雅裨理迁居厦门寮仔后马祖宫附近，后移居旗冒洋行的太史巷，一边开诊所，一边布道。1844年6月归正教罗啻夫妇和波罗满夫妇来到厦门。1846年4月5日，波罗满在寮仔后为福建省第一批教徒71岁的王福桂和68岁的刘殷舍洗礼。第二年，王福桂将新街仔的几间房屋和一小块地块给教会。由此，厦门建立了近代中国最早的礼拜堂。从美国传教士的频繁来闽，可见当时厦门是最好的接触洋务的地方之一。
徐继畬在《瀛寰志略》自序中说： “道光帝癸卯，因公驻厦门，晤米利坚人雅裨理，西国多闻之士也。能作闽语，携有地图册子，绘刻极细。苦不识其字，因钩摹十余幅，就雅裨理询译之，粗知各国之名，然匆卒不能详也。”见徐继畬：《瀛寰志略·自序》，上海书店2001年版，第6页。
徐继畬于1844年1月、2月、5月在厦门巡视期间，几次会见雅裨理。第一次会见是雅裨理给徐当翻译，徐当时以布政使的身份会见英国首任驻厦门领事记理布。会谈之余，徐继畬和雅裨理一起讨论世界地理和历史。后来雅裨理关于在这些会见的日记在《中国丛报》（即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澳门创办的Chinese Repository）发表后，引起了美国人对徐继畬这位开明的政治家的兴趣。
据雅裨理记载： 徐继畬“是我迄今见过的高级官员中最爱寻根究底的中国人。他询问了许多外国的事情后，我们提出，拿一本地图集，向他说明最感兴趣的各个地方和区域。对此，他欣然表示赞同。我们尽量（使语言）简洁，在一个下午时间里，给他介绍了尽可能够的基本情况”《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第13卷，第236页（雅裨理1844年1月2日的日记）。Canton （etc。） ： Printed for the proprietors， 1833—1851， Vol。 13， published in Victoria， Hongkong。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随着徐继畬世界知识的积累，他了解的情况也越来越多。1844年5月的那次会晤，两人谈的情况（可能雅裨理在给徐传道），据雅裨理记载： “他既不拘束，又很友好，表现得恰如其分。显然，他已获得相当多的知识。他对了解世界各国状况，远比倾听天国的真理急切得多。所画地图还不够准确。他要查对经度和纬度，以便算出确切的地理位置，更把目标放在搜集各国版图的大小、重大的政治事件和商务关系方面，尤其是与中国的商务关系。英国、美国和法国，被予以比其他国家更为详尽的考察。”《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1851年4月，第169—170页。徐继畬和美国的关系在下文中还有介绍。
在著述《瀛寰志略》的过程中，徐继畬还得到其他如英国外交官的帮助。能够向宿敌学习，体现了徐的理性和求知的欲望。李太郭（George T。 Lay）本是英国传教士，1825年来华，1843年成为英国驻广州首任领事，1844年调任驻福州领事。当年7月3日，徐继畬为李太郭在福州城南安置了寓所。李太郭懂中文，和徐经常交谈。徐从他那里了解了许多关于中东地区的地理和政治情况。熊月之： 《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3页。
徐继畬还和英国外交官阿礼国（Sir Rutherford Alcock）关系很好。阿礼国于1845年3月抵达福州。他送给徐一个地球仪，其夫人还给徐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在图中将英、法、俄控制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用不同颜色区别开来。他们有时一连几个小时在一起讨论世界问题。同上。从这种讲解中，我们可以断定，徐继畬是非常震惊的，因为这些19世纪的帝国控制了世界如此广阔的版图。同时，既然英国外交官夫人都在贩卖大英帝国的伟大以及和法兰西、俄罗斯争夺世界的图景，看来，在当时人们的国际政治理念中，征服和争霸确实是众所周知、众所从之的公理。这种国际环境和国际语境是和当今20世纪后期以来的情况迥异的。所以，徐继畬可能并不觉得西方帝国征服与争霸战争是世界动荡不安的源泉，他极可能认为这就是一种必须接受的国际规则。
徐继畬在近五年时间内，刻苦钻研世界地理、政治和文化。在《瀛寰志略》自序中，他说： “每晤泰西人，辄按册子考证之。于域外诸国地形时势，稍稍得其涯略。乃依图立说，采诸书之可信者，衍之为篇。久之，积成卷帙。每得一书，或有新闻，辄窜改增补，稿凡数十易，自癸卯至今，五易寒暑，公事之余，惟以此事为消遣，未尝一日辍也。”徐继畬： 《瀛寰志略·自序》，上海书店2001年版，第6页。
徐继畬自言“不出户，知天下”为不易，所着难以详尽，故始题曰《考略》，终改书名为《瀛寰志略》。《徐松龛年谱》，第47页。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徐继畬54岁的时候，《瀛寰志略》一书在福州初刻版完成。
徐继畬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是和他放下天朝大国的架子，虚心向外国求教的态度分不开的。与魏源的《海国图志》相比，徐继畬在著作中没有称西方国家为“夷”，并且把西方称“泰西”，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此外，徐继畬对西方的赞叹（如下文介绍他对美国的赞叹）更为明显、直接。徐继畬对西方人的态度最终使他差点获罪。他的书也没有《海国图志》那么轰动。
《瀛寰志略》一书，为何“甫经付梓，即腾谤论”？这和徐继畬对西方的基本倾向有必然关系，也和后来发生的福州英人租屋事有关。但主要原因还是徐在书中“夸张外夷”，触犯了中国士大夫的神经。李慈铭论曰： 阅徐松龛太仆继畬《瀛寰志略》……其用心可谓勤，文笔亦简净。但其轻信夷书，动辄铺张扬厉。泰西诸夷酋，皆加以雄武贤明之目。佛英两国，后先令辞，辉耀简编，几如圣贤之君六七作……似一意为泰西声势者，轻重失伦，尤伤国体。况以封疆重臣，著书宣示，为域外观，何不检至是耶……其褫职也以疆事，而或言此书实先入罪案，谓其夸张外夷，宜哉。李慈铭： 《越缦堂日记》，转引自章鸣九： 《〈瀛寰志略〉与〈海国图志〉比较研究》，载任复兴主编： 《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页。 李慈铭(1830—1894)，初名模，字爱伯，号莼客，后改今名。浙江会稽（绍兴）人。所读书处称越缦堂，故人称越缦先生。科举仕途均不得意。光绪六年(1881年)进士，官至山西道监察御史。为清末著名诗人，文史大师。著作等身，主要有《越缦堂日记》七十二册、《白华绛跗阁诗集》十卷、词二卷，文集十卷及《湖塘林馆骈体文》等。其积四十年心力写成的洋洋数百万言的日记，可谓其治学之集大成。当年文人圈内有“生不愿作执金吾，惟愿尽读李公书”之语。1919年，在蔡元培、傅增湘等人的捐助下，将现存六十四册日记稿的后五十一册，即同治癸亥至光绪戊子（1863—1889）的日记以《越缦堂日记》共其名，由商务印书馆于1920年影印出版。而时在其先的十三册日记，本拟分类节录出版，后经钱玄同提议，仍全部影印，以与前印日记衔接，乃有1935年10月出版的《越缦堂日记补》。然而，一位美国传教士乔治·史密斯（1845年12月至1846年1月访问福州）却夸徐“是一个思想解放的人。他对西方地理和政治的熟悉程度，简直令人吃惊”。史密斯写道： 在对世界各种各样的情况的了解上，在思想的解放程度上，该省代理巡抚（徐继畬），都远远超过当地政府其他任何官员……他比他的国人要进步得多。在与英国领事交往时，他提到欧洲现代史上许多著名事件，表明他对整个欧洲政界事务有全面的了解。例如，由于教会制度，英国和西班牙南北美洲各殖民地的独立，拿破仑雄心勃勃的戎马生涯，以及欧洲各国联盟在滑铁卢的最后胜利。他好像对英格兰讨论梅诺思援助基金案而引起的激动人的事件也有所耳闻。一连好几个小时，他兴趣盎然地谈论地理。在一本价格昂贵的美国出的地图册上，他贴遍了中文名字。〔美〕德雷克： 《徐继畬及其瀛寰志略》，第34页。徐继畬的巨著在1850年和“英人租屋”一事混在一起，成为罪柄。弹劾他的人多断章取义，比如，有人见书中论日耳曼联邦有“西方王气方兴未艾”之语，而删去“西方”二字参劾先生，“欲中以奇祸”《徐松龛年谱》，第51页。
徐继畬遂遭毁谤。加上在福州英国人入城问题上与林则徐意见相异而更加遭到攻击。被罢官后直到同治五年（1866年），由于朝廷办理洋务的需要，徐继畬才被再次启用在总理衙门行走。左都御史兵部尚书董恂董恂（1807—1892），原名董醇，字韫卿，江苏江都人。道光二十年（1840年）二甲第十八名进士，选翰林。历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兵部尚书、户部尚书、殿前读卷官、会试正主考官等，是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的资深大臣。奏请总署刻印《瀛寰志略》，此书才得以合法出版。董恂在前一年为该书作长序，原文如下： “间偿论往籍中弛情域外，综怪奇谲诡之事，为汪洋恣肆之文，俾后人披览神摇目眩，往往以不获躬履其境，一决所疑为憾……今则连襼一堂，晨夕亲炙，是书亦不胫而走，于以知载籍极博，而其量十世、其量百世，自有确不可易者在，而益叹文章之显晦，又各有其时也。”《徐松龛年谱》，第98页。
那么这本奇书到底写了些什么？先看它的主要内容：
全书共十卷，凡25万字左右，图42幅。全书以图为纲展开叙述，首先展示“地球平圆全图”（即东西半球），接着是“皇清一统舆地全图”。徐继畬标识中国的版图四至为： 东至海，北至外兴安岭—阿尔泰山，西至葱岭，南至越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徐指出“乌斯、吐蕃之旧部（青海、西藏），昔限异方，今归典属，轺车往复，几亦无殊”《皇清一统舆地图》，《瀛寰志略》第一卷。证明了西藏早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无论从概念上还是从实际上，这个认识和事实早就深入人心。徐特地指出此点，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第一卷中还介绍了亚细亚、东洋二国、南洋滨海各国。
徐在介绍日本时，认为日本自元世祖侵日后，日本人开始轻视中华： “元世祖雄心夸肆，忽欲强以臣妄，招谕不从，威以兵力，无端举十万之师坑之海外元世祖忽必烈在至元十一年(1274年)七月发集结元军高丽军三万三千人，战舰数百进攻日本。日本史称“文永之役”。元军侵占了对马岛与壹岐岛。但海上风浪突起，在狂风巨浪和暴雨的袭击下，元军数百艘战舰葬身海底，其余舰趁黑夜逃回高丽。这是第一次侵日的失败。灭宋之后，元世祖再次决定征讨日本。至元十八年（1281年）命令大将范文虎率江南军十万、高丽军四万，共乘战舰四千四百艘，下决心一举灭亡日本。在七月里征讨军先后攻占了日本的平壶岛、壹岐岛等。结果八月二十三日强台风突然袭来，船只几乎全部沉没和毁坏。范文虎乘船逃走，活着回来的只有三人。其余十四万人均葬身鱼腹。这就是日本历史上称“弘安之役”。日本人乃称有“神风”相助。，轮台旋悔，不谋再举，倭人自是遂有轻中国之心。有明一代，寇掠频仍，驯至东南半壁，蹂躏无完宇，而朝鲜亦几遭蚕食，皆由元人为之祸始也。”但他错误地估计了中日在清朝前期二百年相安无事的形势，认为是“筹边自有良策矣”。实际上相安无事是建立在“禁绝贡舟，我之
《瀛寰志略》所绘东南亚部分估帆往，而彼之市舶不末”的相互隔绝的基础上的。日本自丰臣秀吉丰臣秀吉（1536—1598）原名日吉丸、木下藤吉郎，8岁丧父。服侍尾张国大名织田信长，后为其部将，不断升迁。改名羽柴秀吉，因战功又赐姓丰臣。1584年与信长长子信雄及德川家康联军战于小牧，失利后媾和，并与德川家康结盟，确立织田信长继承人地位。次年出任关白（相当于相国）。不断发动平定各藩的战争，1590年完成日本统一。1593年划北海道入日本版图。1592和1597年两次出兵侵略朝鲜，失败。1598年抑郁而死。时代侵朝失败后，就不再向中国朝贡。在徐继畬的时代，日本正酝酿着划时代的变革。中国将受其累。不过，徐认识到日本实际上控制了琉球，他感叹琉球的命运，说： “琉球东洋小岛，受役于倭，贫弱不能自存，惟赖贡舟贩鬻，稍得余资以糊口。资本皆贷于日本，贩回之货运往日本者八九，国人贫甚，不能买也……国贵自立，岂不信哉。”《瀛寰志略·东洋二国》。1879年，日本完全吞并琉球，改名冲绳。
第二卷讲南洋各岛、东南洋各岛、大洋海群岛；第三卷讲五印度、印度以西回部四国、西域各回部；第四至第七卷讲欧罗巴洲诸国： 俄罗斯、瑞嗹（据图看是指瑞典和丹麦）、奥地利亚、普鲁士、日耳曼列国、瑞士、土耳其、希腊、意大利亚列国、荷兰、比利时、佛郎西、西班牙、葡萄牙、英吉利。
徐在描述欧罗巴时，认识到天下大势在发生变化： “欧罗巴诸国之东来，先由大西洋而到小西洋，建置埔头，渐于南洋诸岛，然后而聚于粤东。萌芽于明中，滥觞于明季，至今日而往来七万里，遂如一苇之航。天地之气，由西北而通于东南，倘亦运会使然耶。”《欧罗巴》，《瀛寰志略》第四卷。以下介绍《瀛寰志略》内容引文出处不再详注。其认识和魏源相同。
徐继畬对于俄罗斯，是这样认识的。首先，它是“外徼第一大国”，在古代，“受役属于匈奴”。后来自彼得大帝开始对外扩张，成为版图最大的国家。但他认为“在欧罗巴诸国中，（俄罗斯）亦不过比肩英、佛，而未能定霸一方”，为什么呢？他曾就此问题问雅裨理，曰： “彼所有者，多北裔穷荒之土，其东部层水积雪，草不繁，牲不育，不可游牧，故漠北诸部弃而不居，俄人得之，政其皮、矿之利，所谓人弃我取，非力能驱除而据为己有也……舟楫之利，火器之精，心计之密，又远逊于诸国，逐鹿海隅，往往瞠乎其后。”不过，“因其疆土之广，穷系海内大国，故诸国亦未敢轻视之”。这是从地理政治的角度解读俄罗斯。俄罗斯受制于地理环境而国力有限，这也构成了它不断寻求新的领土的政策基调。
徐继畬对于刚刚交过战的英吉利，作何描述呢？第一句话就是： “英吉利，欧罗巴强大之国也。”在介绍英国历史沿革时，他对各位英王都有简要评述，只是他用中国皇帝年号几年，可能是为了使中国读者看懂，也可能是要强调中国中心的观点。不管他的用意如何，倒是开启了比较阐述东西方历史的先河： 明宪宗成化年间，显理（即亨利）第七嗣位，削平内乱，四境又安。王性机敏，长于吏治，称为贤主。显理第八（即亨利八世）立，性强傲，尚豪华，喜怒不常……四国皆称为无道主……明嘉靖三十六年，女主以利撒毕（即伊丽莎白）即位，贤明知大体，勤于政治，英民颂之……万历四十二年，查理第一立，性拗癖，好戏狎不恤民隐……（查理第二）为人淫侈，多内宠，惰于听政……康熙二十七年，荷兰王入伦敦即王位，号曰威廉第三。雄武有大略，法度严明，百司任职，积粟如丘山，搜讨军实，悉成劲旅，由是威声大振，方欲席卷西土，会婴疾薨，无子。时日耳曼之汉挪瓦王若耳治（即乔治）第一有贤声，康熙五十二年，招若耳治第一来英，奉以为王……王卒，子若耳治第二立。修法度，别等威，定亲疏，平讼狱，国称大治……擒拿破仑以归，流之荒岛，西班牙王复其国，由是英国威振西土……（咸廉第四）初为水师总统，以厚德御下，不沽名誉，及即位，安民和众，不喜兵争，论者谓才不越众而德量有余。道光十八年卒，无子，有女不慧，遣命立兄女维多里亚为王，即今在位之女主也。立时年十八，赘日耳曼撒可堡侯世子博雅那为婿。即阿尔伯特(Prince Albert)，日耳曼萨克森—科堡—哥达亲王（Prince Albert of SaxeCoberg）， 1857年授位，1861年亡，维多利亚女王的远亲。阿尔伯特是维多利亚的挚爱，他对女王一生的影响很大。他们结婚21年，育有九子，恩爱非常。徐继畬一方面实事求是地评价，另一方面也表示了对英贤主的称赞。须知，英国刚凌辱中华，如此评价英国历代君王，当然是犯忌了。
徐继畬认识到英国工商业是发达的。“织布者四十九万余人，其机以铁为之，激以火轮，关捩自能运动，是以工者而价廉。”这是说英国机器织布业发达。“其商船四海之中无处不到，大利归于商贾，而工则贫。”即海上贸易发达，且贫富分化厉害。
英国的强大还得益于其对外扩张政策和殖民地的支持。“英吉利本国境土止三大岛，其藩属埔头皆在数千万里之外。”“英吉利琼然三岛，不过西海一卷石，揆其幅员，与闽、广之台湾、琼州相若，即使尽为沃土，而地力之产能有几何？其骤然致富强，纵横于数万里外者，由于西得亚墨利加，东得印度诸部也。”“益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思脧削其精华。而目前之倚外府而张其国势者，在于五印度，其地在后藏西南……”
对于英国的政治制度，徐继畬的介绍没有魏源详细（魏源对英国的重视犹如徐继畬对美国的兴趣，二人各有侧重，可能是魏源主要搜集了当时的对手英国的材料，而徐继畬主要从美国传教士处得到信息和资料）。但徐提出了两个新的方面： 一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和上下两院（他叫爵房和乡绅房）制度“欧罗巴诸国皆从同，不独英吉利也”。二是英国有“听讼之制”，即陪审制度。这是新奇的司法制度： “有证据则拿解到官，将讯，先于齐民中选派有声望者六人，又令犯罪者自选六人，此十二人会同讯问，辨其曲直，然后闻之于官，官乃审讯而行法焉。”
徐继畬还用一定篇幅介绍了英国的军事力量和兵器。他统计的英国军力是“本国额兵九万，印度英兵三万，士兵二十三万，谓之叙跛兵。兵船大小六百余只，火轮船百余只”。英军特点是“重水师而轻陆路。专恃枪炮，不工技击，刀剑之外别无械”。徐松龛没有意识到火器时代的到来，技击肉搏之冷兵器时代的战术已经落伍了。
他详细介绍了英国的兵船： “极大者安炮一百二十门，次一百，次九十，次七十四，次六十，中等者安炮四十四，次三十六，次二十八，小者安炮二十，次十，次六……其船行大洋中不畏风浪，其蓬关捩灵巧，能收八面之风，惟入水过深，最畏礁石，一搁浅即立败矣。船料皆番木，或黄色或赤黑色，皆极坚韧。”
英军的大炮、自来火枪也都很灵便。最值得称奇的是他们的火轮船。徐大约明白了火轮船的工作原理： “火燃水沸，热气从铜管入桶，桶盖煽动，热气贯入双铁管，宛转达于轮轴，以激动之。”这种火轮船速度快： “船之行也，轮激水如飞，瞬息不见，一昼夜约千余里。”这种兵器如何发展来的呢？“火轮船之制，四五十年前始创为之。先是，欧罗巴诸国织布多用火轮机，能者推广其法，遂造为火轮船。近年末刹坚又推广其法，造火轮车，而熔铁为路以速其行，亦可谓精能之至矣。”这是国人第一次记载火车和铁路。
对于英国人，他认为“英吉利之人，身材长大白晳，须发与晴或黑色、或黄赤色，心计精密，作事坚忍，气豪胆壮，为欧罗巴诸国之冠”。而且英国人“除跪拜天帝、救世主外，兄、君王亦无叩头之礼。尊卑杂坐，无上下左右之分”。徐对此未置好歹，但语义已明矣。
体现徐继畬对西方之向往的精华篇章是第八卷中对米利坚合众国的描述和评论。并且由于他对华盛顿的评论而引发了他本人和美国的一段奇特关系。
在介绍美国时，徐继畬三次述评到华盛顿，并对他本人及美国的总统制尤为称赞。他是这样描述华盛顿起兵和美国独立战争的： 有华盛顿者，（一作兀兴腾，又作瓦乘敦——徐自注），米利坚别部人，生于雍正九年，十岁丧父，母教成之，少有大志，兼资文武，雄烈过人，尝为英吉利武职，时方与佛郎西构兵，土蛮寇钞南镜，顿率兵御之，所向克捷，英帅没其功不录，乡人欲推顿为酋长，顿谢病归，杜门不出。至是众既畔英，强推顿为帅，时事起仓卒，军械、火药、粮草皆无，顿以义气激厉之，部署既定，薄其大城。时英将屯水师于城外，忽大风起，船悉吹散，顿乘势攻之，取其城。后英师大集，转战而前，顿军败，众恇怯欲散去，顿意气自如，收合成军，再战而克。由是血战八年，屡蹶屡奋，顿志气不衰，而英师老矣。佛郎西举倾国之师渡海，与顿夹攻英军，西班牙、荷兰亦勒兵劝和，英不能支，乃与顿盟，画界址为邻国，其北境荒寒之土仍属英人，南界膏腴之土悉以归顿，时乾隆四十七年也。顿即定国，谢兵柄，欲归田，众不肯舍，坚推立为国王，顿乃与众议曰“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牧民之任，宜择有德者为之”。述及此，徐继畬最后引用的华盛顿的这句话，十分大胆地影射了中国的皇朝体制，能不遭谗手？
接着，他描述了四年一任的总统制和民主选举这一新奇的事物： 仍各部之旧，分建为国（其实是州，徐对美国的体制有一定误解——笔者），每国正统领一，副统领佐之……以四年为任满……集部众议之，从皆曰贤，则再留四年，（八年之后，不准再留），推书姓名投匦中，毕则启匦，视所推独多者立之，或官吏、或庶民，不拘资格。退位之统领依然与齐民齿，无所异也。各国正统领之中，又推一总统专主会盟、战伐之事，各国皆听命，其推择之法与推择各国统领同，亦以四年为任满，再任则八年。自华盛顿至今（顿以嘉庆三年病卒）开国六十余年，总统领凡九人，今在位之总统领，勿尔吉尼阿国（即弗吉尼亚州）所推也。再往下，徐继畬写了一段著名的按语： 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即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偿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纶。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徐继畬对华盛顿的由衷称赞，来自他对中美历史、体制对比产生的感叹。从徐的手稿上看，他写这段按语时，有浓密的圈点，尤其是“几于天下为公”几个字，可以看得出是圈了写，写了圈的。见徐继畬： 《瀛寰志略》卷下，手稿影印本，台北： 文海出版社，第210页。徐之所以考虑再三，原因就在于他心中的矛盾： 一方面他不能不称赞美国伟人的伟大，另一方面他必须考虑后果。最终他毅然地写了上去。对于先进的事物不敢进行公开的称赞，这是中国近代以来民族心理中一个重要的情结： 从文化上而言，是自尊的需要，因为中国文化独领风骚数千年而在近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这是国人不能也不愿承认的； 从政治上而言，对外域文化的赞誉，可能直接被贴上卖国的标签，这是国人不敢轻易承认先进文化的外因。徐继畬敢冒众怒，率先承认中外差距，这是他一种独立精神和学术勇气的表现。传统的中国在政治上一直宣扬上古三代的仁德，而在实际统治中却从来没有做到过。尤其是“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这样几乎天下为公的治理，既然已经在美国实现，徐继畬不能不发出“呜呼”的赞叹。从文化价值观上而言，徐继畬通过对外域的赞誉实现了自身的一种现代性转化： 有勇气面对并承认先进的东西，这是理性的，因而是现代性的。
要称赞就大胆地称赞吧，徐继畬决定走到底。在介绍美国行将结束时，他再次写道： “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徐继畬在美国的声望，由于他对美国的描绘，尤其是对华盛顿的礼赞而上升。徐继畬对华盛顿的后两段称赞（从“华盛顿，异人也”到“可不谓人杰矣哉”，加上“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一段），由宁波府的耶稣信徒立石，宁波府镌刻于大理石上，赠送给美国华盛顿纪念塔，被镶嵌于第十层内壁上，此事是在咸丰三年（1853年）。
1867年10月21日，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即将离任回国，他代表美国政府将一幅华盛顿画像赠给时任同文馆总提调的徐继畬。此画像是美国第十七任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西华德请著名画家普拉特（Prate）制作。
蒲安臣在致辞中表达了良好的愿望： 在将近20年前，你出版了一部关于中国国界之外各国历史地理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倾注了你大量的劳动，正确的判断力，以及你们国家了不起的学问。你通过考察你记载的各个国家的伟大的人物，从而把华盛顿置于其他一切伟人之首。不仅如此，你还把华盛顿置于你们自己国家所有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之首，并且宣称，他复活了放射光明达四千余年的三代的清澈德行。这些话语，已经被充满感激之情的华盛顿的国民们所翻译和引用。为了表达他们的谢忱，总统特地让国务卿请一位卓越的艺术家，制作了这幅画像，并且越过陆地和海洋，送到你的手中……因为华盛顿不仅属于我们两国，而且属于全世界。你高度赞美过的华盛顿的经历和品格，与你们的国民有许多共同之处。像中国人民一样，他以农业为荣；像中国人民一样，他热爱和平，只是为了保卫自己的祖国才投入战斗；像中国人民一样，他坚信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自由呼吸新鲜空气的平等权利；像中国人民一样，他坚持孔子在2300年前就提出的一个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华盛顿对这一伟大真理不仅不予否认，而且坚决肯定……我们怎么能不改造自己的思想呢？我们怎么能不坚持孔孟的道德准则呢？我们怎么能不采取你们令人向往的生活方式呢？你们克己的精神，学者的举止，先进的农业，高度的文化……你们这个伟大的民族是许多发明创造的母亲。造纸、印刷术、瓷器、指南针、火药，以及“人民是力量的源泉”的格言，都是中国人民发明的。
美国华盛顿纪念碑上镶嵌的徐继畬赞颂
华盛顿的话语
蒲安臣不愧是美国当时最伟大的演说家之一，他的话锋自然转向了引导中国改革的话题上去： 为什么不能遵循这些发明和原理，使他们为自己的一切新发展而欢乐呢？作为煤的发现者，为什么不应从煤炭利用中获得财富和力量呢？作为首先使用指南针引导不漏水木船的人民，难道不能使用可以乘坐一千多人，速度惊人，能使我们这两个相距遥远的国家成为近邻的巨大轮船吗？〔美〕德雷克： 《徐继畬及其瀛寰志略·附录》，第166—167页，《纽约时报》1868年3月29日，第10版。为什么？徐继畬思考着这个问题，鸦片战争之后的第一批、第二批开明学者、官员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但徐继畬已经老了，他在同文馆想推动改革，也力不从心。新锐的恭亲王都没有办法推动这头沉睡雄狮。徐继畬面对蒲安臣和美国的热忱，他只简短地回答了两百多个字。他再次强调： “在奠定贵国的基础方面，华盛顿显示出惊人的能力。他已成为全人类的典范和导师。”〔美〕德雷克： 《徐继畬及其瀛寰志略》，第168页。[ZW)〗
《瀛寰志略》的刻印，直接冲击了士大夫们的心理防线，尤其是对西方国家的礼赞，极大地冲击了“夷夏大防”的天下观念。李慈铭在日记中简直不能忍受徐继畬的观点，他评论道： “于华盛顿赞其以三尺剑取国而不私有，直为环宇第一流人。于英吉利尤称其雄富强大，谓其版宇直接前后藏（指中国西藏——笔者）。似一意为泰西声势者，轻重失伦，尤伤国体。况以封疆重臣，著书宣示，为域外观，何不检至是耶！”（清）李慈铭： 《越缦堂日记》，咸丰丙辰一月二十八。
《瀛寰志略》虽然在正式出版前20年没有什么影响，但在洋务运动后期和维新运动前，却成为开启民智、启迪中国近代化的重要著作，并对日本之明治维新也产生过影响。兹举数例如下参见《徐松龛年谱》，第99—103页。：
曾国藩感外事困难，称徐先生为天下才。其《与左文襄宗棠书》有云： “往时徐松龛中丞著书，颇张大夷情，筠仙归自海上，亦震诧之。”“筠仙”即郭嵩焘。郭嵩焘一开始读继畬的书，亦以先生述英法诸国盛强为过，及出使英国后与人书叹曰： “徐先生未历西土，所言乃确实如是，且早吾辈二十余年，非深识远谋加人一等者乎？”
辜鸿铭辜鸿铭(1857—1928)，原名汤生，字鸿铭，号立诚，自称慵人，别署“汉滨读易者”，晚年又自称“东西南北人”。祖籍福建同安县，属厦门道，故他的英文名称Amoy Ku （辜厦门）。生于英属马来亚槟榔屿（今槟城）的一个华侨之家。同治九年（1867年），鸿铭10岁时，随养父布朗到了英国苏格兰，与布朗一家共同生活，从少年到青年他接受的是全面、系统的西方教育。1872年春季，辜鸿铭正式入爱丁堡大学就读。获硕士学位，后来又入读巴黎大学。精通九国的语言文化而国学造诣极深，曾获赠博士学位达13个之多。曾为张之洞、周馥幕僚，任清朝外务部左丞。1917年至1920年，曾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留着小辫出任北京大学教授，为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学风的重要象征。他是我国近代思想文化界的一位奇才怪人和杰出学者，政治态度极为保守，尊崇孔孟，反对新文化。曾将《论语》、《中庸》等译成英文。汉译《痴汉骑马歌》为当时所称颂。有《春秋大义》、《读易草堂文集》等。称： “忆道光末年，徐松龛中丞名继畬撰《瀛寰志略》，当时见者哗然，谓其张大外夷，横被訾议，因此落职，自来我中国士大夫夜郎自大，其贻讥外人，固不足怪。惟今日慕欧化者，又何前倨而后恭也。”
康有为、梁启超均自述徐的著作启发了他们的视野。康南海称： “同治十三年甲戌十七岁，从叔父学，涉猎群书，始见《瀛寰志略》、《地球图》，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康有为： 《自订年谱》）。梁任公称： “年十八在沪始见《瀛寰志略》，始知有五大洲各国”（《梁启超自述》）。
中国的改革家在此书发表以后数十年才得以一观。较之日本，则日本于1859年翻印以后，称此书“通知世界之南针，大有助于其维新”。日本又于1861年再版翻印此书，于专名词正文两边分注日、英文。而中国直至同治五年（1866年）总署始再刻印，相较日本已晚。而真正大规模发行是在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之时。较之此书出初版已有57年，两代人已过去，中国朝廷上下一再错过改革良机，这时想奋起直追，为时已晚。
《瀛寰志略》在中国的命运是徐继畬这一类开明志士命运的缩影。由此也见一两个人的开明是不能推动中国的改革和开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