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继畬于1847年3月到福州任福建巡抚，时刘韵珂任闽浙总督。刘韵珂刘韵珂(？—1864)，字玉坡，山东汶上人。道光八年，出为安徽徽州知府，调安庆。历云南盐法道，浙江、广西按察使，四川布政使。道光二十年，擢浙江巡抚。定海陷后，坚决守住浙东各地抗英。二十三年，擢闽浙总督。奏天主教流弊，请稽查传教之地，不令藏奸。二十五年，英人始至福州，请於南台及城内乌石山建洋楼，韵珂难之。士绅见广东争议久不决，亦援以拒。英人诉诸耆英，谓不践原约，则鼓浪屿且不退还，往复辩论，卒不能阻，而闽人归咎於韵珂。三十年，文宗即位，以病乞假，特旨罢职回籍。同治初，召来京，以三品京堂候补。复乞病归，卒於家（据《清史稿》，列传一五八）。在处理对外交涉的事务中多依徐的观点。他们二人在福建互相配合，苦心经营，在外交上与洋人保持了和平的关系，其间徐也完成了《瀛寰志略》。但他们很快卷入一件有关英人入住福州城的案子，这个案子的交涉，反映了当时办理洋务所处的恶劣的社会环境，最终导致徐被撤职，刘也托病辞职。
事情的起因是道光三十年（1850年）六月间，一名英国传教士和一名英国医生来福州，英国在福州的代理领事金执尔代他们向城内乌石山下之神光寺僧人租屋一间，并将租约送侯官县用印。侯官县令兴廉回忆去年有同类事也用过印，于是就同意了。因此，他们入驻城内是合法的。徐继畬知道后即以该县兴廉办理错误，严行申斥。因为徐以前虽曾同意英国领事李太郭及其他领馆人员往进福州城内积翠寺，但仍然严格禁止外国其他人员入城居住。兴廉乃向英代理领事金执尔说明，要求他们搬出去。后者索要照会，兴廉即据徐继畬与英人议定的条约，照会金执尔，让神光寺英人搬出城外。金执尔将照会抄呈香港总督文翰查核，并告之中方等待。
此时，福州城内开始乱成一团。先是林则徐回福州后，知道此事即串联一些士绅，书写公启，质问候官县令兴廉。林又于七月带头联名上书福建巡抚徐继畬，要求驱除神光寺英人。同时，林则徐还联络了在京的福建籍官僚，先后上奏谴责闽浙总督刘韵珂和福建巡抚徐继畬。此时，神光寺的生童以神光寺系当地生童会课之所，难容英人租住，应各约会同至寺内，与英人讲理，公具告白。英人金执尔得信后到巡抚衙门请求保护。外国人入城事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一再为条约开放口岸的士绅和民众阻止，前后达十多年。尤以广州和福州为最激烈。《南京条约》第二款规定： “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回所属家眷，寄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令英人按照下条开叙之例，清楚交纳货税、钞饷等费。”又，中美《望厦条约》第三款规定： “嗣后合众国民人，俱准其挈带家眷，赴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共五港口居住贸易，其五港口之船只，装载货物，互相往来，俱听其便；但五港口外，不得有一船驶入别港，擅自游弋，又不得与沿海奸民，私相交易；如有违犯此条禁令者，应按现定条例，将船只、货物俱归中国入官。”英国人是根据清政府的承诺提出入城要求的。徐继畬一面安抚英人，请他们在城外有妥善房屋后即搬走，一面又告谕士绅不要给英国出兵的口实。
徐继畬一时间面临士绅、民众、朝廷及英人各方面的压力。朝廷京官的压力来自三个人的上奏： 一个是七月十八日翰林院院侍读学士孙铭恩的《奏陈地方官办理神光寺事件轻率请谕督抚妥为安置折》，另两个是两个御史分别于七月二十八日和八月初一日的上奏。前者为林扬祖《奏陈英人租住神光寺闽省官绅意见不合请饬妥办折》，后者是何冠英《奏参徐继畬办理神光寺畏葸无方折》。
林则徐主笔的《福州绅士公致巡抚徐继畬信函》主要表达了两个意思： 一是鉴于福州居民人心惊惶，夷人又非常狡猾，恐怕他们在城内偷运军械，应该驱逐夷人出城；二是催促徐继畬预为准备，安排好枪炮弹药，准备和英夷作战。言语之中充满对两个夷人的不信任和强烈的火药味道。《福州绅士公致巡抚继畬信函》，《徐继畬集》，文集，第三卷。
徐继畬对林则徐等人的疑虑作了详细回答： 首先，他说英国人搬进城的箱子都是行李。较大一些的箱子装的是玻璃器皿及日用铜锡器皿，并不是武器。现在住的两个传教士，没有枪械，不要疑虑。其次，误用印同意英人租屋的县令即将参革治罪。第三，之所以不急着把英人逐出，是因为： “然夷务非参官之所能了。彼既挟有侯官县用的租榜，此时若将两夷人硬行驱逐，则出尔反尔，其曲在我。该夷正在投文乘衅之时，势必籍为口实，以兵船入港滋扰。是彼不来而我实有以召之也。今我不遽逐两夷人，而但将士民不愿和约不符之理与之徐徐讲说，似不至遽来侵扰。”
接着，徐继畬苦口婆心地解释自己也和大家心情一样，有同仇之愤，但不能操之过急： “从来静能镇躁，缓过堕急，操之太蹙，适是堕其奸计。继畬性虽迂缓，然同仇之愤，切切于心，从前为委员时，每与此辈周旋，何尝不惭恨在心？思得而食其肉。然国家之定和议，既出于不得已，则疆吏之办夷务，亦苦于无如何。”
徐继畬还向那些激愤的士绅解释，福州和广州不同，政策也不应该一样。不能下达招募民兵的命令，他说这是为地方计，非为一身谋。“倘仓卒之间，夷船忽来恫喝”，他就会“乘一叶小舟直造其船，与之说讲情理。如有不测，当陨身以谢吾民”，再与之开战未晚。最后，他表示防务方面是作了秘密准备的，请大家放心，他不认为真的会开战。《福州绅士公致巡抚继畬信函》，《徐继畬集》，文集，第三卷，第949—950页。
由此可看出徐继畬是晚清真正理智地对待外交事务的第一人。在一味动辄拼命和投降之间，他发现还有理性的选择，这是外交的真谛。但是不但林则徐听不进去，朝廷也听不进去。在接二连三的参奏下，咸丰帝开始申饬刘韵珂、徐继畬，二人据实奏报。《徐继畬集》，文集，第三卷，第972—978页。从七月十八日到十二月十一日，咸丰帝先后十次催谕尽快据实奏报。在刘韵珂因病去职后，新任闽浙总督裕泰到任，立即着手调查。在咸丰元年二月二十三日的奏折中，裕泰认为刘、徐二人所覆各情尚无不实。同上书，第964页。此前，十一月二十八日、十二月二十日等日，因为福州连连阴雨，英人所住神光寺房屋渗漏不堪，遍觅瓦匠，无敢往者，他们只好搬出城去，住进了英国翻译馆所租赁的道山观。这是徐继畬为逐渐把洋人挤出城去而采取的“外示德意、阴加钳制”的办法最终的结果。徐继畬也在此时上折说明了情况。在裕泰上奏说明徐继畬没有“迴护徇庇别情”的同时，咸丰帝下诣《谕内阁徐继畬著来京陛见》（咸丰元年三月二十二日）。“入京后，时清议多袒文忠（即林则徐），微诇先生。先生曰： 林少穆自是好人。及召见，文宗（咸丰帝）询林则徐为人？先生对曰： 忠正，惟不悉外情，致误事机。文宗以足顿地叹息者再；及先生退，语廷臣曰： 徐继畬乃老成人，何谓欺诈？于是以太仆寺少卿内用。”《徐松龛年谱》，第58页。这次降职使徐离开政坛达13年之久（离开京城后虽任过四川乡试正考官，但考毕即因旧事被革职）。
徐继畬在1850年九月“致服先堂兄”的信中，诉说了办理神光寺事件的苦衷。他说： 弟在闽办理夷务，已阅八年，不知历多少艰难，幸得平安无事。今年夏间，有夷人租住城内寺屋一事，事本细微，系侯官县兴令一时疏忽，误与用印，从容劝喻，本可了结。乃巨绅林少穆（则徐）意在沽名，急于驱逐，即出绅士致夷人公启，又写生童告白，遍城粘贴，声势汹汹，几度酿成大事。弟以英夷今年已在上海投文，天津赴诉，方欲挑衅生端，不可使之籍口，劝诸绅士从缓图之，大拂林少翁之意，偕诸绅士致弟公启，弟剖析利害答之（绅士致意夷人公启暨绅士致弟书与弟发绅士书皆为言事者钞呈御览）。刘玉坡制军旋即回省，与弟意见相同。林少翁又欲劝绅士捐资雇募水勇，办理防堵。弟与玉坡制军以英夷此时并未露蠢动形迹。今忽先自张皇，是召之来攻，大为失计，不肯附和其说，愈得罪林少翁，寄信京中，嗾令弹射。于是攻诸一学士，两御史，八月一旬之内连奉寄谕三次。初参弟无抚驭之方，继又参弟为袒护属员、包庇汉奸。现已一一复奏，尚未知旨意如何。他此时已有自请辞职之想法： “此间公事，本万分艰难掣肘，弟与刘制军俱怀退志，因但受宣庙特达之知，又值新主初登大宝，不敢遽作乞身之想。”他知道遭小人攻击，自己下台是迟早的事： “不意群小乘言路宏开之际，吠影吠声，轰然交作。弟与玉坡制军先后俱遭弹劾，深悔见机之不早！此事尚未见分晓，将来因此罢斥归田，固属万幸；即使平安过去，亦断不可一朝居。早在今年腊月，迟到明年正月，决定引疾自出奏请假，至再请开缺（弟出奏时当寄信京中□□送至家中），总须七八十日，方能奉旨。”《致服先堂兄》，《徐继畬集》第一卷，第705—706页。
徐继畬对悲凉的结局早有准备。
综观神光寺事件，起因是侯官县令误与用印，英人也并无过分要求，确实是一件普通的涉外纠纷，林则徐等绅士夸大了事件，用强行驱逐的办法确实会成为英人动怒的口实。此事也没有使中英关系紧张到开战的程度，林则徐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经历和教训中走出来，带有强烈的排外意识，没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而使他面对新的时代——外交时代时，无所适从，在方法上不免生硬，没有给外交以应有的空间。徐和林在对外问题上不存在爱国与投降的问题，二人对中国命运的关心从根本上是一致的。区别在于徐继畬更为理性、开放，林则徐有些不适应时代变化。国难当头，既要有振臂一呼的英雄，也要有理智机灵的学人。何况，徐继畬在真刀真枪的战争中也是英勇顽强的。
徐继畬和林则徐的分歧实际上体现了晚清外交的两难： 既不能一味求和，也不能动辄拼命，而往往摆出拼命的架势易而办外交难。对于反对外人入城事件，应该从几个方面分析： 一是，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确实损坏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从总体上反对不平等条约是爱国之举，应该肯定； 二是，如果因为反对其中某些合理的条款，比如本身是互利的入城和开放口岸条款，从而导致更大的侵略（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发生和清政府及社会拒绝开放直接相关），更大的屈辱，那么就应该慎重地对待条约了； 三是，从上海、厦门和宁波等开放口岸来看，单纯就经济贸易方面的开放而言，反而有利于中国沿海地区的现代化。所以，在反对入城的问题上，实际上晚清社会面临两个难题： 一是到底是接受开放的事实还是一味地顽固封闭到底？二是爱国的举措和顽固的封闭之间是否应该作更为理性的、详细的区分？因为反对入城的理念背后，实际是坚持天朝朝贡体制的旧规矩： 只有朝贡使臣才能入城。反对入城透露的信息就是拒绝开放，拒绝负责任地履行国家承诺的义务，在力量不如人的时候，更加恶化中国本已经恶劣的国际环境！不能看到时代的变化，也就不能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所以，在貌似爱国的行动背后，实在是隐藏着危险的后果。
徐继畬因《瀛寰志略》和神光寺事件被参，虽无获大罪，仍降补太仆寺少卿（正四品）。留京候补期间，道光三十二年（1852年）四月，上《三渐宜防疏》： 一曰土木之渐，二曰宴安之渐，三曰壅蔽之渐。此疏为清代朝臣之著名奏议。咸丰帝非常欣赏，特旨置之座石，时时省览。是年秋，放徐继畬为四川乡试正考官。乡试毕，因为以前在福建巡抚任内起解军台犯官何士邠迟延，再被吏部议落职。冬月归故里，在东冶镇东南四里置地十亩，备作埋骨之地。可见其心之悲凉。
在家乡期间，适逢太平军北伐，他在五台组织兵勇，办团练，劝捐输，时间长达一年半。1856年初，徐继畬被聘为平遥县超山书院山长。由此讲学十年。有如此丰富的经历，开明的眼光和博大学问的山长，超山书院启导了平遥文风之盛气。
其实徐继畬仍然热血未寒，常怀报国之志，以死不瞑目作誓。在1859年（65岁）的《复保慎斋廉访书》中，我们看到一位热血澎湃的孤臣在老泪纵横地倾诉： 伏念气力衰残，不任金革，赏以差使已不能当……惟此势血未寒，寸心不死，心中有欲吐之数言，关系安危大计……若求本省巡抚代奏，未必不肯，然既蹈不安本分之嫌，虽有至言，圣主亦难采择。欲效一喙之忠，竟无上达之路，常虑溘先朝露匍匐宣庙门外，或遭呵叱，不得碎首玉座之前。（写至此，不觉失声大恸。）五夜思之，往往椎心泣血。邸报从不敢借看，一看即展转终夜，目不交睫……故惟以批改课文，学吟诗句为消遣之具。不知者或以日暮途穷，笔耕求活，为可怜之贫宦。又或以不积压黜陟，不闻理乱，为林下之高人。而不知其心头眼底，有“死不瞑目”四字念念不忘也。《复保慎斋廉访书》，《徐继畬集》，文集，第一卷。苦苦的等待，终于在暮年来了一丝转机。由于中外大势在此期间发生了重大变化： 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中国更加开放，太平军被镇压，中央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揽洋务，更重要的是辛酉改变后上台的慈禧和恭亲王奕訢支持洋务运动。徐继畬作为早期办洋务的人才被重新启用。
同治四年（1865年）十月，徐继畬以三品京堂在总理衙门行走。是年冬，他在《致薛觐堂少宗伯书》中说自己出山恐为人笑，至于办洋务的一劳永逸之法，尚不知晓。所谓： “年逾七十，乃复作春梦婆，知必为海内高人所笑。恭邸知其步履之艰……各国夷情尚无大变，而小波折时时有之，幸同事诸君子熟习夷情，知其肯綮，就事了事，暂可相安。至欲求一劳永逸之法，则茫无把握。”《致薛觐唐少宗旧书》，《徐继畬集》，文集，第一卷。
徐继畬于此时进同文馆的管理层，正赶上以奕訢为首的洋务派和以倭仁为首的守旧派就是否应该向西方学习进行争论。
1866年12月，奕訢等奏请同文馆在已有的英、法、俄三馆之外，添设一馆，专习天文、算学，招生对象不限于八旗子弟，而是扩大到满汉举人，五贡生员，以及正途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延请西人教习。有关这次争论见本书《热衷洋务的亲王： 恭亲王奕訢》一章。大学士倭仁等极力反对。朝廷（其实是慈禧太后）故意命倭仁在总理衙门行走，其实是以此反驳了倭仁的观点。倭仁在上班的第一天就故意坠马，从而坚决辞谢了总理衙门的职务。极端的排外主义当时在朝臣中很浓厚。例如有的大臣宁愿战死疆场也不愿在总理衙门供职，有的则痛恨西式建筑，说宁愿他的国家残破，也不愿它改革。参见〔美〕费正清主编： 《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210—211页。
1867年初（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一日），奕訢等奏请同文馆的改革计划，包含让徐继畬担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的内容。以总署名义上奏的折子称： “现在学习天文算学之员，均系已成之材，汉文无不通晓，汉教习自可不设，但亦必须有群情宗仰之一人在彼指引开导，庶学者有所禀承……臣奕訢与臣文祥……公同商酌，惟有臣徐继畬老成望重，品学秉优，足为士林矜式，拟请旨饬派徐继畬作为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转引自任复兴： 《同文馆事件： 中国近代化的严重挫折： 兼谈徐继畬在其中的角色》，载《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朝廷同意所请，徐乃成为同文馆总管事务大臣。
但他们的改革计划终以失败告终。因为从数据统计上看： 半年之中，报考同文馆的共有98人，这些人中无一人是科举正途出身，多数素质很一般。到考试时，又有20多人放弃，仅有72人参考。又勉强录取30名，半年后，跟不上课，又退学20名，最后剩10名，分入先前的英、法、俄旧三馆中。恭亲王等奏明： “自倭仁倡议以来，京师各省士大夫聚党私论，约法阻挡，甚至以无稽谣言煽惑人心，臣衙门遂无复有投考者。”“天文、算学报考正途人员，数月于兹，众论纷争，日甚一日。或一省中并无一二人愿投考者，或一省中仅有一二人愿投考者，一有其人，遂为同乡、同列之所不齿。”以上两则引文分别见： 《总理各国事务奕訢等折》，《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四十八卷。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洋务运动》第2册（育才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9页。
面对如此惨淡经营，一腔热血的徐继畬还能做什么呢？聊以自慰的是，他不仅遇到了奕訢这样年轻有为的开明贵族，也结识了丁韪良（William A。 D。 Martin ）这样有学问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1863年到北京，1865年受聘担任京师同文馆英文教习。1869年11月起担任总教习达25年之久，是位为中国引进西学的泰斗。1868年春，同文馆刻印丁韪良介绍自然科学基本知识的书《格物入门》，徐继畬热情为此作序。徐继畬本人也从中学到了以前忽略或没有时间学的自然科学常识。晚年徐继畬的另外一个满足就是自己的著作最终得到认可，并且有一段文字被刻在美国国父纪念塔里面。但是，他真的高兴吗？
1869年（同治八年三月），75岁的徐继畬老人以老病告归。
著名的中国近代史学者、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的德雷克（Fred W。 Drake）教授这样评价徐继畬： 徐继畬由于履行公职之故开始面向大海，而正是从这大海上，吹来了信息与思想的新风……正像近年来首次从太空俯瞰地球改变了我们的观念一样，徐继畬用西方的地图，使他对世界的看法得到根本改变。对新世界的接受和如实的记载，使徐继畬成为19世纪第一批引进西方知识的中国人之一。
徐继畬集对中国的防卫和生存的忧患意识，和承认全世界各种知识的理性和心理的结构于一身，他就能把外部世界的信息和自己的中学根柢融合到一起。正因为做到了这一点，从而使他向中国的维新迈进了决定性的一步。德雷克断言： “徐继畬成了东方的伽利略。”〔美〕德雷克： 《徐继畬及其瀛寰志略》，第149—151页。此论当不为过
§§第四章 内用黄老，外示儒术——曾国藩
从自我人格的完善到儒家思想的国际化曾国藩（1811—1872）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是中国面临内忧外患之千年未有之变局时本土崛起的伟大人物，以其立德、立功、立言之不朽的功绩而著称于世。毛泽东评点曾国藩时说： “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美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毛泽东： 《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5页。曾国藩的崛起和成功，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它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在自我调适方面的生命力，也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在面对西方冲击时具有的顽强生命力。曾国藩之后没有人像他那样从传统文化的教育中成功地成就伟业，但是，曾国藩绝不是终结了传统文化的意义，而是以自身的成功宣示了传统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其道德文章 和盖世武功具有长久的参习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