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继畬在翰林院期间，结交了许多著名的权势人物，如道光皇帝的童年好朋友穆彰阿穆彰阿(1782—1856)，字鹤舫，郭佳氏，满洲镶蓝旗人，嘉庆进士。历任礼部、刑部、兵部、工部、户部侍郎、翰林院掌院学士、内务府大臣、左都御史、理藩院尚书、漕运总督、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武英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生等二十余年，为道光帝宠臣。任内，推行“抚夷”媚外路线。反对并阻挠禁止鸦片，包庇走私烟贩和受贿官吏，从中得利。鸦片战争中，诬陷林则徐、邓廷桢等，支持琦善与英军妥协求和，又支持耆英与英、美、法签订不平等条约。“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上多被援引，一时号曰‘穆党’”，咸丰帝对他一直不满，即位后特诏数其罪曰： “穆彰阿身任大学士，受累朝知遇之恩，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从前夷务之兴，倾排异己，深堪痛恨！”因此“从宽革职永不叙用”（据《清史稿》，列传一五，穆章阿）。当时任翰林院掌院学士的穆彰阿与徐有“知遇之恩”〔美〕德雷克（Drake）： 《徐继畬及其瀛寰志略》，文津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徐继畬在对外观念上倾向于“和”是否和这些社会关系有关，不得而知。但须指出的是，徐继畬之主“和”与权臣穆彰阿的妥协政策主张有本质的区别，徐继畬是站在时代的浪尖，主张严禁鸦片，在战争到来时坚决抗战，在和平时期主张中国顺应时代的变化，积极开放，向外学习。这是一种理性的爱国主义的声音。而穆彰阿之辈不能看到世界大势，闭塞昏聩，主张驰禁鸦片，不管何时何地，只是一味求和，被动地妥协求安。穆彰阿虽然门人众多，但是徐继畬、曾国藩等门人却最终和这位师傅分道扬镳，毕竟是不同的性格、学识和德行使然。
徐继畬敢于献言献策，在个性上并不是一个趋炎附势的人。例如道光十三年（1833年），他刚刚补授陕西道监察御史，一月内就数次上奏陈疏。当时正值道光帝对朝廷内外诸臣的空言无实指斥责怪，见到徐的奏疏后，非常称赞，向左右夸示。真正打动道光帝的，是他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七月间上的《政体宜崇简要疏》。此疏主旨为简化中央政府的管理程序，建议皇帝和大臣保持亲密的关系，主张教令宜简、条例宜简、处分宜简。道光帝阅罢，大为感动，立即召对。与语移时，询及民瘼，先生应答，至为流涕。《清史稿》，列传二九，徐继畬。召对的第二天，道光帝即委任徐继畬为广西浔州知府。次年仲春初抵达桂林。秋，又升调福建延建邵道。这一系列的升迁使徐继畬离海边越来越近，离鸦片战争也越来越近了。
徐继畬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二月抵达福建，着手处理位于闽江上游的延建邵地区的捕治盗匪事务。此间，业绩颇佳，深得福建巡抚的嘉许。他认为治理盗匪不善的原因，在于： “一切成法讲求已久，服官者谅无不烂熟胸中，顾或知而不为，以致接踵失事者，一则簿书业杂，乏暇豫之精神，一则缺分瘠苦，乏巡防之经费。且曲突徙薪，其效不过无事而止，而一切任之，抑或可以旦夕无事。经阅历则总以无动为大，访幕友则劝以息事自全，此所以‘未雨绸缪’人人知之而不肯为之，或且视为无事自扰者也。”他要求属下十七县“在无事之时派得力之丁役水陆巡查，防外来之游匪，随时惩办。其尤要者，则在乎编联保甲，行以实心，风声即肃，匪盗自然裹足”《致属下十七县书》，《徐继畬集》，文集，第三卷。自此申明后，督所属实力奉行，掩擒巨盗并其党数人，境内肃然。
在福建他还结识了后来鸦片战争中的一位关键人物邓廷桢（1839年1月—1840年任闽浙总督）。后者后来在奏疏中对徐继畬评价很高。邓廷桢奏疏（1840年8月13日），《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十二卷。
1840年夏，鸦片战争爆发，英舰自广东海面北上，闽海骚动。在巡抚吴文镕吴文镕，字甄甫，江苏仪徵人。嘉庆二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任礼部、户部侍郎、福建巡抚，在福建主张严禁鸦片，英吉利窥伺沿海，偕总督邓廷桢筹防，敌兵至，不得逞。又任闽浙总督、江西巡抚、浙江巡抚、云贵总督、湖广总督等。曾极力推荐胡林翼、曾国藩，是曾国藩戊戌年会试座师。咸丰四年（1854年）正月，太平天国西征军在湖北黄州堵城击溃吴文镕军，吴文镕投塘自杀死。谥文节，祀京师昭忠祠。推荐下，徐继畬于七月调任福建东南面的汀漳龙道任道台。驻地漳州，在厦门对面七十里。他采取若干海防措施： 采集大木排椿塞镇门各港口，又调集民兵扼险固守。
关于鸦片战争中徐继畬的所作所为，有两件重要的资料值得一提。一是作于1841年的《禁鸦片论》，二是《致赵盘文明经谢石珊孝廉书》。前者表明他对禁烟的态度和主张，后者写于鸦片战争后期（1841年冬），是重要的鸦片战争史料，也是他本人誓死与逆夷决战的宣言书。
徐继畬在1838年的鸦片“弛禁—严禁”大辩论中，由于位卑言轻，没有发表什么见解。但鸦片战事起，他即表明自己是严禁一派。
首先，他指出鸦片是害人之物。“鸦片之害，食货之妖也。”针对当时流行的禁烟之法“先杜来源，次绝兴贩，吸食者无所从得，将不禁而自止”的观点，他以为不然。
对于杜绝来源一策，他认为当时的鸦片走私泛滥不得有效治理，因为“事之玩忽殆且百年，其间虽稍说禁防，而有司以为具文，渐染浸，愈传愈广……其求之也，切于御寒之袭褐，而迫于饥渴之食饮，一日不得则喘息且死”。这是中国存在的国内巨大需求市场。从贩运国而言，“夷人每岁以舟之胜万斛者数十满载而来，售之立尽，则载金钱数千百万去，而闽越之民，自富商大贾至网鱼拾蚌椎埋剽劫之徒，逐其利者不下数十万人”。在如此巨利的引诱下，“而欲骤从其中而遏绝之，岂可得哉”。英夷是“犬羊之族，不知信义，惟利是图，处心积虑于百余年之前，寝以得志而岁获金数千百万，彼肯一旦舍置而专售其羽毛诸货哉？”“是故治夷舶者，乱之已成者也。”
至于治奸民（即绝兴贩），由于利之所在，“趋之者十人而九，其事逸于农贾，一出而偿其息者十倍。从吾法，则饥而死，必且缴幸于法之所不及而为之，而不顾。操之过急，不掉艇于海洋而为蔡牵、为张保，即啸聚于海岛，揭竿于数泽，而成为矿徒驿卒之乱”。
因此，杜绝来源与武断地治理鸦片贩子都会导致很棘手的乱子，那么是否束手无策了呢？当然不是。中国不能“听其自毙”。最好的办法是“严吸食而已矣”，即严禁吸食。当然，严到诛杀吸食者，也不可取。因为吸食之人，“其初无所利也，群焉为之，则亦为之而已矣。彼未尝杀人于市、剽人于途，执而诛之，诚若过忍。”但又必须严办。因为“法者，因时而变者也，原情定罪，法之常也；立制以防乱，法之非常者也”。既然鸦片之害，“切于国计民生，近且酿为边患”，那么，“宽之以自首，予之以期限，亦即谆谆然示之矣”。如果这样宽厚对之，都不能改，那么他们也就是“梗化之顽民也，诛之又何惜焉”。
如何选择诛杀的对象呢？他认为应该“先贵而后贱，先富而后贫，先内而后外，先豪猾而后良弱。访其素行可诛而兼有此病者，藉以锄萎，即藉以警众”。他甚至提出了具体的捕杀数目： “每岁大县以十余人为率，次者递减”，“操之无过蹙而持之不少懈”，那么“如是者十年，其间能改者改，不改者或罹法或物故，鸦片亦既绝矣”。
为避免激起过激的冲突，徐主张在方式上有所选择，应该“急于西北，而缓于东南，密于内地，而宽于海口。得而诛之无后时，可以无激变之患”。至于英夷方面，他们虽然强大，“然鸦片之来，彼亦讳之”。当吸食者减少，贩运者逐渐杜绝，那么“彼数万里载之而来，将安用之”——就没有市场了。如此，虽然英夷也“含怒蓄怨，终不能藉为兵端”。
总之，徐继畬的主张是“徐图”，“外以伐强寇之阴谋，内以消奸民之反侧，所诛者少，所全者众”。他认为自己的计策是“良计”。针对当时人们认为英夷侵华的原因是禁烟，或者人们认为乱子出在惩治吸食过重的看法，他认为是“因噎而废食”《禁鸦片论》，参见《徐继畬集》，文集，第一卷。
由此可以看出，徐继畬的禁烟主张在本意上和林则徐、黄爵滋等有相通之处，然而，他们之间的一个重大区别是： 林则徐的对策主要是从严厉禁止鸦片走私入手，要急功近利一些，因而看起来也彻底一些，徐则以治理吸食者为主。林的办法更易于激起内外冲突，如果对此准备不足，会导致更大的问题。不过，徐的办法也有可商榷之处，尤其是他提出诛杀吸食者的具体数目，有过于武断和扩大化的嫌疑，很可能导致吏治腐败、民间纠纷等社会问题。禁绝鸦片祸患是个系统工程，需要一项长时间的多管齐下的政策。
徐继畬的禁烟主张和林则徐虽然有一些对策上的区别，但在本质上，他们都未能认识到英国侵华的真正目的。这也是那一代士大夫们的普遍局限性。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二月，闽浙总督颜伯焘颜伯焘（1792—1855），字鲁舆，广东连平人。嘉庆十九年进士。历任陕西延榆绥道、陕西督粮道、按察史、甘肃、直隶布政使，陕西巡抚、云南巡抚、兼署云贵总督，道光二十年任闽浙总督。在厦门坚决主张抗战，因敌我力量悬殊，加之奉旨遣散的水军又趁机哗变，致使总兵江继芸等战死。厦门失守后，清廷以“未能进剿”之罪革职回籍。咸丰四年被启用，总统潮勇，次年卒于任上。复其闽浙总督、兵部尚书衔。陕西西安碑林有《官箴碑》碑文为： “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碑原系明“贞庵主人”为州牧时刻石自警，后颜伯焘任陕西延榆绥道台时作跋文重刻。颜氏把此三十六个字官箴作为从政的“座右铭”，现在也被人广为传诵。然则颇具讽刺意味的是，1842年初颜伯焘被革职后回广东老家。“随帅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三千名……酒席上下共用四百余桌。”“扛夫过境，每日总在六七百名”以搬运家财。过境漳州，当地官府负担接待，“实用去一万余金”，无法承担的财政致使当地采取虚报1200名乡勇办法才解决。参见张集馨： 《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5—67页。来驻厦门，督办军务。至8月26日厦门失陷之前，两人在一起经营防务达六个月之久。七月初十日，英国舰三十余只侵犯厦门，我兵亦开炮对击，相持半日，大炮台被攻破，遂致全军溃败。颜伯焘退守同安，厦门为英人所据。徐继畬驻地漳州与厦门一水之隔，势甚危急。他督率兵勇昼夜防守，志在与城共存亡。他对夫人说： “城如不保，陈忠愍公祠内，吾尽节处也。卿且奈何？”夫人笑曰： “相从俱死耳！此事岂待商量。”《徐松龛年谱》，第41页。
厦门陷落后，颜伯焘被免职，徐继畬写了一篇长文即《致赵盘文明经谢石珊孝廉书》为颜在守备方面的积极工作辩护。他说在厦门及其周围安设有大炮四百余门，最大的重达万斤。另外还聚集有六七千名战士。无奈“我之铁炮不如彼铜炮之轻灵。我岸上之炮又不如彼船中之炮之稠密。相持半日，大炮台被其攻破，遂致全军溃败”《松龛先生全集》第三卷，第4—5页。或见《致赵盘文明经谢石珊孝廉书》，《徐继畬集》，文集，第三卷。所说是为实情，非不战也，实不能战胜也。
徐继畬在致五台的那两位学友的信中，较详细地描述了鸦片战争在1841年的战况，其中也表明了他的立场、态度和对策。
首先，他认识到凶猛的英夷对中国的窥伺已非一日而且非常强大： “英吉利乃红毛之最强者，其国至中土七万余里，自大西洋、小西洋、南洋、东南洋，沿海侵占之地约数十处，其船最坚大，其炮最猛烈。自国初以来，在粤通商，渐以鸦片烟愚弄中国，朘其财货，萌心窥伺已非一日。”
其次，他对道光战和不定的对策和琦善的愚昧表示不满： 当英船赴天津后，“圣主意在怀柔，褫两督之职（林少穆、邓嶰筠），命琦相赴粤查办。琦相为逆夷所愚弄，弛备求和”。当发生大角、沙角之战、虎门失陷后，琦相下狱，奕山等又出兵，省城（广州）几陷，不得已，“以白金四百万两贿之，逆船乃退”。但这是“以薪救火”，很快，闽浙告急。
第三，他自述镇定自若，坚守国土。当厦门失陷后，他所驻的漳州，距海澄四十里（而海澄距厦门仅三十里），皆一水相通，直抵城下，乘风顺潮，片帆可达。由于这两城以厦门为守，不设重兵。厦门失守，“强寇直逼寝门之外，民心惶骇，一日数惊。文武官中有将家眷偷送出城者，百姓纷纷有逃亡之意”。在这危机关头，徐继畬“极力抚以镇静，誓以死守，调兵募勇，运米拦港，劝练诸事，昼夜拮据，略有头绪，人心乃渐安贴”。幸亏英舰直驶至海澄城下，因水浅退出。而英逆的舢板小船也屡次窥探，“我兵静伏于岸上，不肯轻动”。在不能取胜的情况下不轻举妄动，是正确的对策。
第四，他描述了与英军周旋的对策，解释了先固守而后攻的原因。厦门的英舰大部退走后，留兵船五口，据厦门对面之鼓浪屿。其货船时往时来者五六只。我兵欲用火攻之策，而逆船坚而且高，炮极猛烈，又散泊于海中，无从下手。与之相持，则我兵之耗费不赀，军饷难继。此时我不动彼亦不动，我一动则无必胜之策，而彼或肆豕突，城池有失陷之虞。那么敌我兵力对比如何呢？他说： “查逆夷船坚炮利，海中断不能与之角逐，即在海岸安炮与之对击，亦是下下之策。至于登陆作战，则非彼之所长。其所用者，自来火之小枪，不能过四十步（徐对敌步枪火力的估计有误），此外则短刀而已。我兵之排枪、弓箭、长矛等器，彼皆无之，彼又地利不熟，何至不能抵御。”徐的愿望是好的，但即使是陆战，从实际战斗力而言，中国确无取胜之把握。
第五，他不无悲愤地分析了中国兵备衰落的原因。“然乃连城失陷，而陆路亦致败溃者，彼以重资买我内地之奸民为之牙爪，我之虚实彼无不知，战则驱汉奸为前导，为之致死。而我之官兵则承平日久，人不知战，各之为兵，实则市人，无纪律，无赏罚，见贼即走，此其所以败也。”
第六，他表示不能向英夷屈服而割地赔款。“欲与之议和，则彼且索银一千数百万，又必索沿海各要地为码头，岂能听之耶。”
最后，他表明了自己的心志。也可视作这位爱国官员的宣言书：二百年全盛之国威，乃为七万里外之逆夷所困，至使文武将帅接踵死绥，而曾不能挫逆夷之毫末。兴言及此，令人发指眦裂，泣下沾衣。弟本书迂，安知兵事，大宪误以为用，而置之岩疆要地。一年以来，弛驱海岸，日不暇给，自厦门失守之后，则寝食不遑，心力交困，劳悴不堪言状。自念一介寒微，曾受知遇，当此危难之际，正当捐糜图报。逆夷叵测，事无了期，与此土为安危，与此城为存亡，以八字自坚，曰： “竭力尽心，听天由命”，如是而已。《致赵盘文明经谢石珊孝廉书》，《徐继畬集》，文集，第三卷。从徐继畬的这封长信，我们需要思索许多问题： 为何中国兵备如此不堪一击？为何英军如此强大？在议和与抗战之间为什么没有中间政策？如果战必败又该如何？议和是唯一选择吗？鸦片战争期间为何没有形成民族性的抗战反倒有不少汉奸？为何地方官吏还是有许多誓死卫国者？
徐继畬此刻的心理，定然是十分的复杂，既愤怒，又悲凉，既慷慨激昂，又沉着冷静。面对如此的局面，很容易使人走向极端： 要么是振臂一呼，空喊杀敌，要么是躲进风花雪月、文山书海，不问世事。唯有冷静分析形势，才能理智应对。
徐继畬性格中最可贵之处在此刻显现出来。他意识到了解夷情是中国的当务之急，他认识到西方人和西方文化是不能再被漠视的了。有了这种思想准备，他又在鸦片战争结束的那年秋天被委任为福建布政使，奉令移驻新开港口厦门，这个机会最终促成了他全面接触外部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