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出生于四川宜宾。收藏家，建川博物馆馆长，成都建川实业集团董事长，四川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改革开放四十年中，下过乡，当过兵，教过书，从过政，经过商。20世纪90年代末，建立建川博物馆，至2005年，建成全国最大的私人博物馆聚落。展馆包括抗战系列、红色年代系列、抗震救灾系列、民俗系列等。2018年新增改革开放馆，积聚四十年历程中国家和个人的点点滴滴，留住民族命运改变的历史记忆。
我现在61岁，改革开放开始于我21岁那年，到今年整整四十年。这四十年，我下过乡，当过兵，教过书，从过政，经过商，最后办博物馆。这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我是亲历者，同时，我是一个建设者，也是见证者、受益者。今年，我要在我的博物馆聚落中增开一个改革开放馆，记录这一伟大历程中的一个个脚印。
我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考入军校的士兵
改革开放前，我的日子，一句话，都是苦日子，饥饿是最大的问题。我四五岁赶上困难时期的大饥荒，到当知青的时候，仍旧常年处于饥饿状态。那种实实在在的饥饿感，刻骨铭心。1976年底，部队来招兵。我想，当兵嘛，应该能有饱饭吃的，加上我父亲是个优秀的军人，我有很深的军人情结，所以我就去了。到部队是1977年1月份，内蒙古化德县二道沟。那里条件很艰苦，蔬菜只有土豆、白菜，西红柿、辣椒这些品种几乎见不到，水果一年只发一次——苹果，一次发四个，吃一年，而且天寒地冻的，一年只有三个月不用穿棉袄，也看不到几个人。我在新兵连除了训练，成天就知道干活，没什么别的想法。训练完后，到了离二道沟七八里远的连队。这段经历很艰辛，但非常值得，非常珍贵。我不仅学会了使用冲锋枪、步枪、轻机枪、重机枪，还有炮，还得过“特等射手”称号呢！部队生活激发了我的文艺创造力，我还写过一首《一号山之歌》。我会拉手风琴、二胡，办黑板报，学习毛主席著作更认真，干活又卖力，被树成典型。我还立过三等功，被《解放军报》表扬过。
部队想提拔我当排长，我说我不想当，因为确实有点受不了那里的环境，内心还是想改变的。这个时候，高考已经恢复了，我的教导员陈章元鼓励我参加高考。他说：“小樊，时代变了，要读书了，今后军队要军校生了，你要想想办法了。”可以说陈教导员的点拨改变了我的人生，我非常感谢生命中遇到的这位贵人。
我让家里寄来高考复习资料。离高考只有二十多天了，我天天把五本书背在身上，有时间就看。高考是去化德县考的，数学考了8分，极其不争气，地理和历史考得不错，总分算上线了。但我还是很纠结，因为当时规定从部队考上地方高校的，毕业后还是回部队。正好碰上西安政治学院招生，毕业后可以到军队院校当老师。当时我的高考分数过了线，地方高校没有录取之前，可以去报考，部队也同意了。1979年9月，我非常幸运地收到了西安政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考入军校的士兵。
现在看来，那次考试真的是我人生中的转折点，我的人生轨迹第一次和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如果没有去西安上学读书，我可能就在内蒙古干下去，走另一条路了。
在商品经济的海洋里学游泳
从西安政治学院毕业后，我当过大学老师，后来转业到宜宾当公务员，1991年当宜宾市副市长。当时我这个副市长分管体制改革，实际上我的任务就是发展乡镇企业。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1992年10月十四大召开，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非常赞同这些论断、决策，我紧跟形势，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践它，去锻炼锻炼，亲自参与进去。宜宾的“碎米芽菜”公司就是我当时操办的，到今天这个企业也发展得非常好，宜宾特产“碎米芽菜”已经走向了全国市场。之前，宜宾芽菜用大坛子装，没有工业化生产，政府帮企业解决资金问题，把工厂建了起来，把芽菜朝现代化方向做。芽菜生产出来后，我还帮着扩大宣传，就在地摊市场上卖，大声吆喝卖。这一卖大家都知道了，报纸也去了，电视台也去了。当时没有市长去摆地摊，一般放不下身段，觉得跑去市场卖芽菜很掉价，况且是帮一个企业卖。《四川日报》有篇文章《樊市长摆摊》，宜宾电视台也拍过《市长摆地摊》，好像还获了个新闻奖。接受采访时我说了一段话：实际上我就是体验市场经济，在商品经济的海洋里学游泳。
真正下海游泳是在1993年，在宜宾干了五年之后。为什么要辞职呢？一是觉得我不太适合干这个工作，嘴巴太快了；二是我喜欢收藏，宜宾偏远，不适合我搞收藏；三是觉得公务员收入太低了，市场经济的大潮就在眼前，我一个学经济、教经济、管经济的，能不能在市场经济的大潮里面干经济呢？我想检验一下。于是我就辞职下海，到了成都。
我租了一个三十平方米的房子。我当时去给企业打工，挣工资，交房费，然后我还要攒点钱准备创业，所以特别节省。我们的房子实际上就是一个小卧室，有一个小厅，我女儿就睡在小厅的沙发上，我们两口子住卧室。
我记得有一天深夜，警察来查暂住证，我不知道要办暂住证，当时户口本、结婚证都没带在身边，警察就要把我带走。后来我在身上到处找，终于摸到一张我之前在宜宾时的人大代表证。警察验证核对了一下才走。第二天我就去了跳蹬河派出所，办了暂住证。1994年初，和几个朋友凑了一百多万起步，办起了“建川房屋开发有限公司”，进入建筑行业。其实这是一个未经考虑的入行，但是入对了，到了一个很有发展能获得利润的行业。我花心思学习钻研，勤跑勤干，慢慢就有了些成绩。后来我还被评选为成都市优秀市民、突出贡献市民。当时还举办了一个隆重的颁奖仪式，市委书记和市长给我颁奖。我得的奖杯现在还珍藏着，上面刻着字：“第二届金芙蓉杯十大最具影响力人物樊建川。”
我从一个无证人员变成成都市的杰出市民，这是什么原因？是我樊建川有本事吗？不是，不是我有本事，是改革开放有本事。想起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家五口人，一辆自行车。在县城里面，我们家里有辆自行车，就算是很富裕的家庭了。但现在呢，我女儿有台车，我女婿有台车，我妻子有台车，我自己有台车，这就是这四十年的变化。其实我们一个家庭的变化，只是这个变化的一个缩影而已，所以我特别想做改革开放的陈列馆。
我从小就喜欢收集在别人眼里微不足道的东西，有收藏意识。藏品多了，就想盖几间房子把它们装进去，而且也为了合法地收藏更多东西，所以，1999年建立了建川博物馆。做了这么多年，到今天已经成了全国规模最大的私人博物馆，我很欣慰，很自豪。这个改革开放馆就准备设在四川的建川博物馆聚落中。
小物件，大时代
改革开放馆的房子，我现在已经建好了，文物也已经征集了几十万件，现在要开始动手陈列展品了。说到征集展品，我也特别有感触，改革开放深得人心，每个人都是受益者，走到哪儿都有支持者！2018年1月，我专门到北京走了一趟，就为了再征集一些展品。响应的朋友很多很多，马未都、孙冕、米家山、潘石屹、陈丹青、高晓松等等，都非常积极地参与进来，著名作家张抗抗大姐送给我她的手稿，歌手崔健也托人送来手书的歌谱，万里的儿子万伯翱也大力支持我。
我征集的文物，都是一些个人收藏的小物件，但每一件背后都有一个时代的故事。比如说“大哥大”。我记得在90年代大哥大刚出来的时候，我也买了一个。大哥大当时两三万块钱一个，手里面能够拿个大哥大的人那真是很有钱的人，那不得了。跟别人谈项目、谈判的时候，把大哥大往那儿一摆，那就是不得了的富豪。这种大哥大我收了上百台。后来不是出现了传呼机吗？刚开始是数字传呼，后来是汉显，慢慢慢慢地，传呼机没了，传呼台也没了，这不是社会变化吗？这不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吗？
我还收集了街巷的门牌号。过去中国人均住房面积可能只有几平方米，一般家庭的住房，挤得不得了。商品房出现以后，现在人均住房面积四十平方米。国家的变化很大，百姓生活环境和居住条件也变化很大，当然现在房价过高是另外一回事。
再比如说重庆“棒棒军”的棒棒。当时我在街上看到那个“棒棒”，先递给他烟抽，然后问：“什么地方的人哪？这棒棒用了多少年了？”“用了十年了。”棒棒上全是汗水，被染成红的了。我说：“我要办博物馆，把它卖给我好吗？”他说：“这个棒棒值什么钱，我到山上去砍根竹子就完了。”我说：“你去砍竹子要耽误你的工夫嘛。”后来我就给了他一百还是两百元钱，记不清了，他高兴得很，因为他一天也挣不了一百元钱。现在有车的人越来越多了，这棒棒不就是文物了吗？这真是文物了！
我还收了一块印着“和谐号”的布条，动车座椅上搭的那种。有人说：“樊建川，你拿一个‘和谐号’，这叫什么文物？”2011年的温州动车事故，相信很多人还记得，这就是那个动车的残片，我们从温州收回来的。再比如三鹿奶粉事件，我们也收集了袋装的和听装的三鹿奶粉。这都是记录。
还有，大家都知道安徽小岗村“十八个红手印”的故事吧，我们农村的改革开放就从这开始。差不多二十年前吧，我们把当年记载着小岗村“包产到户”报道的《安徽日报》拿到村上，找到当年按手印的十二个乡亲，我请他们重新签了名，重新按了手印。这份报纸，是改革开放非常非常重要的文物。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这四十年里面。在这四十年里，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环境，乡村、城市，都发生了太多太多的变化。而承载这份记忆的，留下这段时光足迹的，就是一个个小物件。每一个有意义的物件，比如第一次出国的护照、第一次办企业的营业执照、下岗证、低保证等等，都很有意义。大家要把它保存好，别扔了，要扔就扔给我，我这儿有个巨大的仓库，我都存起来，到时候轮流展览出来。一个时代的变迁，今天发生的事明天就变成历史了，我们每个人都应悉心保存历史，保存我们共同的记忆。中国的改革开放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改革开放的历史要我们共同存留。希望每一个人都来关心我们的改革开放，每一个人都来关心我们这个改革开放馆，我们一起来把这个馆做好。
来，看看这个馆
我征集的文物不胜枚举，一共可能有几十万件，怎么陈列呢？我打算这样。1978年，不是刚刚恢复高考吗？（1977年10月恢复）1979年，不是对越自卫反击战吗？然后1980年，1981年，1982年，1983年，一直往下走。还比如说抗洪啊，“非典”啊，亚运会、奥运会、世博会啊，香港回归、澳门回归，每年都有大事。很多年轻人说，樊老师，你做这个馆我们很高兴，我是1982年出生的，我一定会从1982年开始看，从1982年看到今天，看我当年的玩具，看我当年的教科书。有的人说，我1992年的，我从1992年开始看。我想，这个馆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共同的记忆，不管从哪里看，看哪里，都可以找到你自己的印记。
改革开放馆是建川博物馆聚落的一个分馆，在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我打算在2018年8月份对广大游客开放。建川博物馆聚落占地500亩，建筑面积10余万平方米，拥有藏品800余万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425件（套）。博物馆以“为了和平，收藏战争；为了未来，收藏教训；为了安宁，收藏灾难；为了传承，收藏民俗”为主题，设有抗战、民俗、红色年代、抗震救灾四大系列30余个场馆。现在这里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5年被评为“全国最具创新力博物馆”。在改革开放馆开馆之时，我们还要举办“我爱我家”摄影展览，也是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相对于实实在在的物件，可能很多家庭更容易保存下来的是照片。照片不算文物，但是内容更丰富。改革开放，富国强家，老照片里包含着许许多多的改变，一定会拨动你心里的某一根弦。我希望大家在匆忙之中，花一点点时间来看看我的博物馆，看看我们的改革开放馆，并在看完以后做五分钟的思考——在生活的路上停留五分钟，回头看看，把人生的意义理得更清楚一些。这我就很满足了。
一百个馆的中国梦
我曾经感叹自己生不逢时，因为梦想上战场，当英雄，但我现在觉得自己是个幸运的人。恢复高考，我去读书；市场经济大潮来临，我辞去副市长职务下海做房地产；允许私人开博物馆，我又把自己的收藏爱好升级为做博物馆。我最大的幸运是遇上了一个好时代，赶上改革开放，以一个劳动者的身份见证了改革开放这四十年。
我觉得13亿中国人中，12亿，甚至12.5亿都可以过自己平淡的普通的生活——吃火锅、去酒吧，像我的女儿他们，但也应该有一部分人敲响警钟，去做牺牲，就像谭嗣同、张志新一样。我就想做一个敲钟人。作为一个先行者，改革开放这四十年，我一直站在最前沿，不断地给社会提意见，推动改革开放，推动思想进步，推动社会进步。从2005年博物馆聚落最初的五个馆开馆展览到现在，我已经做了十余年博物馆，十多年来收藏家国历史，我很充实，自问无愧于这个时代。我承担了我该承担的责任，有成就感，有幸福感。我曾经说过，我的目标是建一百个博物馆。这一百个馆不是口号，是梦想，是我樊建川的中国梦。
这个梦到今年又迈进了一大步。今年在重庆九龙坡，利用抗战兵工防空洞，我又建了八个博物馆，包括兵工署第一工厂（汉阳兵工厂）旧址博物馆、兵器发展史博物馆、中国囍文化博物馆、重庆故事博物馆、民间祈福文化博物馆、票证生活博物馆、抗战文物博物馆、中医药文化博物馆等。2005年建安仁本部的博物馆时，从建房开始算，九个月开了五个馆，这真的是奇迹了；这次建重庆博物馆聚落这八个馆，2017年7月进场，到现在已接近尾声，计划“五一”开放。功夫不负有心人，付出终有回报，我没有想到自己能再次创造奇迹。我相信，一百个馆的梦指日可待！
（樊建川/口述 李晋西、魏建明/整理）
补记：本文口述整理于2018年4月。重庆建川博物馆已于2018年6月开放。改革开放主题馆于2018年9月25日正式开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