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出生，浙江衢州人。195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浙江省衢县县委书记，衢州市委（县级市）书记，义乌县委书记，金华地委农工部部长，衢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衢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等。2017年4月，荣获中国市场学会颁发的“全国商品交易市场发展终身贡献奖”。改革开放初期，任义乌县委书记期间，在全国率先开放小商品市场，试水经济体制改革，是义乌改革的开拓者和义乌市场发展的奠基人。
我今年88岁了，从1949年6月被选为村农民协会委员起，我就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让我们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富起来，1953年5月加入党组织后，这一梦想更加强烈。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让我心想事成、梦想成真。到如今，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当年工作过的义乌经过历届党委、政府和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2017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6.6万元和3.3万元，多年位列全国第一，人均储蓄额、每万人汽车拥有量等12项指标位列全省第一。百姓从贫穷走向了富裕，这是我最欣慰、最高兴的事。
调查研究，脱贫有了突破口
1982年5月，组织上把我从浙江省衢州市（县级市）市委书记任上交流到义乌县任县委书记。当时，衢州穷，义乌更穷，“七山二水一分田，粮食高产贫穷县”“一条马路七盏灯，一个喇叭响全城”就是当年义乌的真实写照，一个县的财政收入不及杭州地区余杭的一个镇。衢州人均有一亩多地，自然条件好，粮棉油等农副产品较丰富；而义乌土地贫瘠，资源匮乏，人均只有四五分地，农村不少地方连饭都吃不饱。义乌，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就是“鸡毛换糖”的拨浪鼓。到了大年三十，我们在家里过年，许多义乌人却出门在冰天雪地里走街串巷做生意，并经常露宿街头。所以，当年年迈的母亲得知我要去义乌工作的消息，就有点心疼。除了“穷”，当时的我对义乌真是一无所知。因此，作为新上任的县委书记，到人地生疏的义乌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依靠干部群众，下苦功，多搞调查研究，多听多看，尽快了解本地情况，熟悉工作环境。
“翻两番”是改革开放初期最时髦的口号，我来义乌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找到当地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突破口，努力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
我调到义乌工作时，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开始推行，义乌的稠城镇和廿三里镇已经自发形成了小商品市场。由于长期以来“左”的思想影响，“鸡毛换糖”一直被视为“盲目外流，投机倒把，资本主义尾巴”，有关部门一如既往地对此采取禁、打、关、赶的政策和措施，可是，又怎么也禁不住、打不倒、关不掉、赶不跑，长期作为义乌的一大“包袱”存在。
义乌的小商品经营活动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生命力？这个问题引起了我的深思。我觉得“割资本主义尾巴”实际上是剥夺农民生存权，这样做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那么怎样来看待、解决义乌农民从商的问题呢？对此，当时义乌的干部群众争议很大，县委班子内部意见也不统一，而群众很想从商又怕挨批。面对这一切，我们只能按照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认真开展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于是，一连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我们组织大批干部下基层，通过召开座谈会讨论、个别交谈等形式，面对面地听取意见，系统地开展调研。由于我初来乍到，人们一时还不认识，所以我去调查时，群众敢反映真实情况，我也就获得了不少第一手材料。调查越深入，我越觉得在人均耕地很少的义乌，农民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前提下，从事小商品经营以积累生产资金、贴补生活，实在是件好事。于是，我根据调查中得出的结论，在一次县级机关干部大会上提出了看法：“义乌的小商品经营活动不是一大‘包袱’，而是一大优势……”当时干部群众议论纷纷，反响强烈，有人高兴，有人担心。我就通俗地摆出了自己的理由：“就拿鸡毛换糖来说吧，义乌货郎走南闯北，千辛万苦，一家一户地去用糖换鸡毛、鸡内金，回来后，将上等的鸡毛出售给国家，用以制作日用工艺品；差的用作传统肥料，提高粮食产量；收购的鸡内金出售给医药公司做药品。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我心里预感到实现义乌农民脱贫致富的梦想有了突破口。
共担风险，富民有了大平台
在系统深入的调查面前，县委常委们统一了思想，形成了共识，认为应该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但是，在当时既无明确政策又无先例的状况下，县委要开放小商品市场是要担很大风险的。一些同志难免会有顾虑，我很理解。作为县委书记的我必须有非常明确的态度。为了实现富民梦，敢不敢从实际出发担当风险？很快我做出表态：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出了问题我负责，为了百姓利益我宁可不要“乌纱帽”，回家种田。县委、县政府班子成员和县工商局、相关区镇干部也在工作中同舟共济、共担风险，并于1982年9月5日以“稠城镇小百货市场”之名开放了义乌小商品市场。
市场开放了，政策出台了，但是观念的改变还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无论干部还是群众，过去长期受“左”的思想禁锢，“怕”的思想是难以在短期内消除的。于是，在1982年下半年，我们组织义乌乡党委书记及以上干部到温州去考察，学习温州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这趟考察我很受触动，我认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应该重新认识温州，大家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思想观念开始有了较大转变。
考察回来以后，我们趁热打铁，县委做出了四条决定：一是大胆拨乱反正，对一些冤假错案予以平反，摘掉那些莫须有的帽子，为蒙冤者恢复名誉；二是县委召开大会，大力表彰经商办厂能人，明确提出，党员干部要大胆带头致富；三是召开专业户、重点户、农村致富能人先进代表大会，大张旗鼓表彰和奖励勤劳致富先进代表；四是要求县有关部门大力支持群众从事商品生产经营，要开“绿灯”——工商部门要准予登记，发放营业执照，银行要给予开户，财税部门要开源节流，合理合法收税，其他执法部门要为合法经营者保驾护航。县委还规定，要为小商品市场发展排忧解难，做好服务工作，凡阻碍小商品市场开放的，要批评，甚至追究领导责任。这一系列措施推出后，义乌农民克服了“怕”字，换上了“敢”字。他们有了小商品市场这个富民大平台后，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各尽其才。实践证明，我们的做法是得人心、顺民意的。
“四个允许”，致富有了定心丸
事情虽在朝着我设想的方向发展，但是说心里不打鼓、不担心是不可能的——我们是一路在“拓荒”，朝着不曾有人涉足的禁区前行。小商品市场开放后，农民要进城、要经商的愿望更加强烈，这在过去的观念看是“弃农经商”，小商品加工经营户雇用帮手是“资本家雇工剥削”，这是绝不允许的；许多小商品经营者往返于义乌和上海、北京、广东甚至偏远的少数民族聚居地之间，这又是“长途贩运”，一直都被视为禁区；个体经商兴起，与国营、集体商业形成了竞争；在当时政策不允许的情况下，有些人悄悄地把责任田转包给了他人……新情况、新问题随着“新决定”井喷式地出现。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经过反复研究后做出了“四个允许”的决定，1982年11月26日，我在全县专业户、重点户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四个允许”：一是允许专业户、重点户在生产队同意下将承包的口粮田、责任田自愿转包给劳力强的户；二是允许专业户、重点户在生产需要的时候经过批准雇用三至五个学徒或帮手；三是允许专业户、重点户在完成国家征购、派购任务，按合同交足集体以后，将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继续卖给国家，也可以向市场出售；四是允许专业户、重点户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完成国家征购、派购任务后，长途运销自己的产品。一年后，县委又进一步概括明确了“四个允许”内容，即“允许农民经商、允许长途贩运、允许放开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这“四个允许”推出后，给农民勤劳致富吃了“定心丸”，解除了义乌农民参与商品经济活动的束缚，涌现出了一大批敢想、敢干、肯吃苦的能人，从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兴商建县”，发展有了新战略
有了一定的底子，还要在宏观战略上定个调子，让义乌的商品经济在正确的轨道上继续稳步地走下去。在阅读了许多国内外城市经济发展的资料后，我又学习借鉴了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尤其是受日本“贸易立国”战略的启发，从1983年起，我在不同场合的会议上曾多次提出“以商兴县”“贸易兴县”的区域经济发展设想。
1984年10月，我在全县区乡党委书记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兴商建县”（后改为“兴商建市”）的区域发展战略，指出要“以贸易为导向，贸、工、农相结合，城乡一体化，兴商建县”。“兴商建县”发展战略口号提出后，义乌人民非常兴奋——县委为义乌今后发展指明了方向，生意可做了，通过做生意富起来不用怕了。“兴商建县”战略在同年12月得到了时任浙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沈祖伦同志的充分肯定。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整个义乌，从县委班子成员到普通老百姓，思想上的顾虑才基本消除。
义乌商业全面发展起来，市场的繁荣、兴旺与当时交通状况的矛盾又凸显出来。当时，一种“天目山”牌三轮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车程和运力等都很有限。面对着如此繁忙且还在不断增大的人流、货流量，我找到上海石化总厂原厂长傅一夫（义乌人），我告诉他，义乌现在很穷，要他支持家乡的经济建设。他说：“怎么支持呢？”我说：“义乌自从小商品市场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很快，但是，交通运输状况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严重制约了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希望你能支持义乌的交通建设。”傅一夫当即表示，要支持义乌发展交通运输业。于是，义乌县政府出了两辆客车，上海石化总厂出了两辆客车，还有另一个单位也出了两辆客车，组成了一个“三联运输公司”。客车放在义乌小商品市场，并直达杭州、上海等地，大大方便了南来北往的客商。
我还向上海铁路局提出扩建铁路义乌站建议。当时找到了在上海铁路局工作的衢州老乡周聪清（曾先后担任上海铁路局政治部主任、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他的老家是衢县杜泽区莲花村，我曾担任杜泽区区委书记，就凭这一“老乡身份”为义乌站升格之事到上海找他帮忙。后来，经过义乌历届党委、政府和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如今铁路义乌站已从过去的三等小站发展成为上海铁路局举足轻重的一等站，成为浙江唯一的铁路对外开放口岸。
“兴商建县”的发展，对国营商业、集体商业都形成了很大的压力，他们反映很强烈，说这是小商小贩们抢了国合商业的饭碗。听到这些反映后，我几次跑到小商品市场和国营、集体商店了解经营情况。相比之下，我觉得小商贩的摊上，商品花色品种多样，经营灵活，服务态度好；而国营、集体店家的商品品种单一，服务态度也差。有一次，我批文件的铅笔用完了，就到县委斜对门国营百货商店去买，当时当班的营业员正在埋头看小说，可能是正看得来劲，我问她有无铅笔卖，她头也不抬地说：“没有。”我看到玻璃橱里明明放着很多我要的那种笔，就说道：“同志，这不是有吗？”她颇不耐烦地站起来，也不说价，拿了支笔往柜台上一扔，就自顾自地看小说了。后来，我去县商业局了解有关国营、集体商业的经营情况时，他们说，被小商品市场冲掉了。我就半开玩笑地说：“堂堂的国营百货公司居然被小摊贩冲垮，真是没用！”当时，我虽然压力很大，但还是义无反顾地认为，国合商业不能养尊处优，应该主动参与到多渠道竞争中去。
“定额计税”，市场成了“大金矿”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兴起、发展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波折是关于税收制度的问题。当时，我国仍延续着过去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改造时的税制——“八级累进税制”，即经营得越好，税率也就越高。由于市场的迅猛发展，这种税收政策和传统的征管办法遇到了新的难题：上千个摊位，几万人加工、经营小商品，商品种类多，价格随行就市，有的商品上午卖1元，下午则卖1角，很难凭税票征税。再加上当时市场经商的个体户资本少，做的是小买卖，薄利多销，所以，税务人员收税难，他们“南征北战”苦不堪言，而经商户也怨声载道——税收干部收税像抓贼一样，搞得“鸡飞狗跳”不得安宁。好多市场经营户直接找我反映这一情况。
小商品市场要开放、发展，“皇粮国税”必不可少。但对于小商品市场这个新事物，怎么征税成了当时一个紧迫的问题。为此，县委、县政府组织力量搞调查，我也找了财税部门的同志多次商讨。当时，我对财税部门的同志讲了自己的观点：政策、法规若有利于调动农民积极性，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它就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我无权改变税法，但我们要从实际出发，制定既有利于小商品市场发展，又有利于国家税收增收的办法。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后，义乌县委、县政府在金华地委书记董朝才同志支持下，本着“发展生产，培植税源，造福于民”的指导思想，“无中生有”地在市场上推行了凝聚义乌人民智慧的“定额计征，源泉控管”税收征管办法，纳税人除了“上缴国家的，留足市场的，余下的都是自己的”。这一“点石成金”的举措，不仅解决了小商品市场征税中的难题，公平了税负，稳定了秩序，也增加了税收收入。这一“莫名其妙”的创造，为义乌市场可持续发展挖了个“大金矿”，不断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淘金者”，为义乌市场后来成为“全球之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是成就义乌“小商品、大世界”的奥秘所在。
由于当时这种方便、新颖、实用的税收征管办法开了全国的先河，因此争议很大，有的甚至说我是在支持偷税漏税。有位新华社记者到义乌调查税收情况后，对此很肯定，写了一篇关于义乌税收办法推出过程的报道刊登在“内参”上。当时财政部主要领导看到这篇文章后，就把这份材料及批文转到了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王芳处，说义乌的定额包干征税是违反税法的。王芳同志对义乌工作很支持，对税收问题很慎重，特意请了省财政厅的同志到义乌进行调查。我向他们介绍义乌情况的同时，还举例指出一些税收政策在贯彻中存在的问题。省财政厅的同志听了意见，写了调查报告，其结论是：义乌推出的税收办法是可行的，但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加以完善。这事实上是对义乌小商品市场所推行的税收征收办法的理解和支持。
由于义乌人民勤劳好学，诚信包容，敢为人先，市场经济观念强又不排外，由于义乌县领导班子成员事业心强，艰苦创业，勇于奉献，由于义乌县各个部门、乡（镇）、村的党政组织支持县委工作，所以，义乌经济社会发展很快。回顾改革开放初期这段工作经历，我很感谢义乌干部群众对我工作的信任和支持。义乌的兴旺发达，是义乌人民的创造。而我本人，由于能力有限，工作水平低，在工作中缺点和失误也很多，许多本该做得更好的事没能做好，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心存愧疚。令我十分欣慰的是，在我调离后，义乌历届党委、政府坚持“兴商建市”发展战略不动摇，咬定青山（市场）不放松，义乌小商品市场成了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一个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义乌正展示在世人面前。愿义乌的人民更加富裕，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四十年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实现了我的“富民梦”，我很庆幸自己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参与者、见证者、追梦人。今后，让我深爱的义乌人民尽早用上量大（东阳横锦水库库容量的十几倍）质好的衢州乌溪江水，过上富裕又有尊严的生活，这是我一个耄耋老人的新梦想。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一定也能梦想成真！
（谢高华/口述 何建农/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