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富春江的山水，实在是天下无双的妙景。要是中国人能够稍为有点气魄，不是年年争赃互杀，那么恐怕瑞士一国的买卖，要被这杭州一带的居民夺尽。大家只知道西湖的风景好，殊不知去杭州几十里，逆流而上的钱塘江富春江上的风光，才是天下的绝景哩！严子陵的所以不出来做官的原因，一半虽因为他的夫人比阴丽华还要美些，然而一大半也许因为这富春江的山水，够使他看不起富贵神仙的缘故。
这是郁达夫一九二六年所作小说《烟影》中的一段。从小说叙事角度看，它似乎只是旁逸斜出的一点闲笔，殊不知这类的闲笔，在郁达夫小说里占的比重却很大。从最早的《银灰色的死》、《沉沦》到最后的《出奔》，伴随着人物的踪迹，东京、富阳、上海、北京、安庆、杭州等几个地域的风物背景也不断转换，构成了郁达夫小说的结构性内容，往往画龙点睛般地成为郁氏小说的标志性特征。
不过，上面所涉及的东京、上海、北京、安庆，虽也是郁达夫本人实际生活过的城市，却毕竟是旅居者眼中的“异域”，故而多数情况下，它们只是小说故事发生的背景。只有杭州及其附近的钱塘江、富阳一带，郁达夫写来似乎才投入更多的个人情感与经验、甚至远远超出了作为背景的内容，而带上了丰富的地域文化内涵，使小说的人物、故事、背景、语言融为一体，一变而为充盈着“浙味”或“杭味”的地方文学了。
《烟影》写的是文朴落魄上海，想回故乡而不得，幸遇友人资助始得返乡，返乡之后却又因“钱”的事情受到母亲指责，产生了新的烦恼。开头那段关于富春江的议论，即是文朴得到友人帮助欲返乡时的感慨，及至坐船行走于返乡途中，看到“一江秋水、两岸秋山、苍江几曲、几湾村落”，竟觉得“胸前有点生气回复转来了”。即是说，富春江的美景在这里成了文朴这个落魄的“零余者”恢复元气的精神家园。
而奇妙的是，时隔四年多，郁达夫竟然为《烟影》写了续篇《纸币的跳跃》。写的是身心俱疲、带着“伤痛”回到家里的文朴，因肺咳得到向来被乡邻视为“鄙吝”的母亲的同情与关切，甚至掏出自己的钱催促文朴去东梓关请中医徐竹园先生诊病、治病，文朴于世态炎凉的伤感中又感受到了亲情的温暖。同样，这亲情来自家和故园，其中也包括家乡自然山水的浸润。这段续篇开头在对富春江之晨作了一番描画之后就写道：“朝阳照到，正在牵丝举网的渔人的面色，更映射得赭黑鲜明，实证出了这一批水上居民在过着的健全的生活。”以至于从临江楼上自家窗户里看到这一幅“初冬江上的故里清晨的朝景”的文朴也“不由自主”地感慨道：“踏遍中华窥两戒，无双毕竟是家山！”
又过了两年多，又一个续篇《东梓关》写出来了。虽说是续篇，实际上《东梓关》完全可以独立成篇，风格上恰与随后写成的名篇《迟桂花》相同，也是一篇心境变化之后的返璞归真、平淡宁静之作。由文朴到富春江对岸的东梓关医病，引出了一个特别的人物“徐竹园”，又以文朴之口生发出一番人生哲理的感喟：“世事看来，原是塞翁之马，徐竹园先生因染了疾病，才绝意于仕进，略有余闲，也替人家看看病，自己读读书，经管经管祖上的遗产；每年收入，薄有盈余，就在村里开了一家半施半卖的春和堂药铺。二十年来，大局尽变，徐家其他的各房，都因宦途艰险，起落无常之故，现在已大半中落了，可是徐竹园先生的一房，男婚女嫁，还在保持着旧日的兴隆，他的长子，已生下了孙儿，三代见面了。”
二
《烟影》、《纸币的跳跃》和《东梓关》，似乎可称作“富春江三部曲”，由于写作时间相隔较长，收入集子时又没有特别给以连贯性的排列，以至于读者忽略了它们之间的关联性。其实连贯起来，其内容、其情趣恰好可以与《迟桂花》构成一对“姊妹篇”，也是郁达夫小说“浙味”最为纯正和浓厚的几篇。
郁达夫小说的“浙味”，由其“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理论对应，主要体现于以其生活时日最多的富阳和杭州这两地为背景的一些作品。以富阳为背景的除了这个“富春江三部曲”，较早的还有一篇未完成的《春潮》，较迟一点又有一篇《逃走》；以杭州为背景的则更多一些，《清冷的午后》、《杨梅烧酒》、《十三夜》、《蜃楼》、《她是一个弱女子》、《迟桂花》、《瓢儿和尚》、《迟暮》等都是。也有不少小说，写了包括杭州、富阳在内的多个地方的，早期如《沉沦》、《怀乡病者》是留学生涯中的故乡之思，返国后的《血泪》、《茑萝行》、《青烟》往往是“零余者”奔波途中对故乡的幻影。
这《迟桂花》固然也可以视为一篇“忏悔录”式的作品，或者说写了主人公性欲的升华与人生的逸趣，而从人物与人物心理活动的背景上着眼，这篇小说在自然与人的契合、尤其是带有鲜明地方特征的自然与郁达夫式小说人物精神的契合方面，实在达到了至境。《迟桂花》的“浙味”与“富春江三部曲”不同，它所凸显的是浓烈的如桂花一样的“杭味”。
如同《清冷的午后》背景在杭州拱宸桥，《杨梅烧酒》背景在西湖，《蜃楼》背景在松木场，《瓢儿和尚》背景在凤凰山胜果寺，这《迟桂花》的背景在杭州南高峰南侧的翁家山。作为西湖龙井茶的核心产区，翁家山北依龙井、狮峰，南临烟霞洞、杨梅岭与满觉陇，是杭州较为幽僻的所在，除了赏桂时节，这里平日总是比较宁静的乡村景象，与繁华热闹的西湖景区很不一样。而郁达夫又特别避开了赏桂的盛期，把故事置放在更少游人的“迟桂”背景上展开，实在是用心良苦，这就和小说人物的心境完全对应起来。在这样的情境中，“迟桂花”的馥郁香气与翁则生、莲、老郁诸般人物所思所想所行，就都仿佛有了浑然一体的融汇。
实则这篇小说也像一篇游记。作者从杭州城站写起，先是乘车到旗下、四眼井，再步行经满觉陇、水乐洞、烟霞洞，最后到山顶翁家山翁则生家里住下，翌日由莲陪同，“我”从翁家山北行，由龙井村上狮峰，沿着山路径奔五云山吃了中饭，下午自五云山下到云栖，游玩之后，再乘轿子走平路经梵村、九溪口，沿着九溪十八涧和杨梅岭的路回到翁家山。这一路，真如“我”所说：“而五云山的气概，却又完全不同了。以其山之高与境的僻，一般脚力不健的游人是不会到的，就在这一点上；五云山已略备着名山的资格了，更何况前面远处，蜿蜒盘曲在青山绿野之间的，是一条历史上也着实有名的钱塘江水呢？”接着也就引出了一段关于杭州山水的感慨：“所以若把西湖的山水，比作一只锁在铁笼子里的白熊来看，那这五云山峰与钱塘江水，便是一只深山的野鹿。笼里的白熊，是只能满足满足胆怯无力者的冒险雄心的，至于深山的野鹿，虽没有高原的狮虎那么雄壮，但一股自由奔放之情，却可以从它那里摄取得来。”
郁达夫写《迟桂花》时，也正是他即将移家杭州并少写小说多写游记的时候，这时他对自然和家乡风物有了较过去更加强烈的关注热情。一方面是小说人物的性情变了，一方面小说的写法似乎也在变，若《迟桂花》这类以浓郁的杭味风土为重要写作内容的小说或许正是这种“变”的结果吧。
三
无论是“富春江”风味还是杭州、西湖风味，除了与作者个人的生活经验有关，大概也和郁氏的小说写作观念有关。不妨引述一些他的《小说论》以及其他回忆录中的文字看一看。
郁达夫论小说，凡六章，在讲了现代小说产生的原因，小说的目的、结构、人物之后，用第六章的全部述说小说的“背景”。他引了斯蒂文生的一段话就把小说在人物之外“另一种趣味”——背景的意义表达清楚了：“我可以给你一个例，我的Merry Men就是。我先感着一种苏格兰西海岸的一小岛的情趣，在胸中缭绕。然后渐渐作成了那篇小说来表现这一种情味。”接下来他从欧洲近代绘画背景的产生说到小说对背景的重视，解释了背景对事件和人物性格的“决定”作用，最后他认为：“背景的效用，是在使小说的根本观念，能够表现得真切，是在使主题增加力量，是在使书中的各人物，各就适当的地位。并非是专为卖弄才情，徒使一篇小说增添一点美观而已。”
这些话，的确可以帮助人们理解郁达夫小说背景的设置，原来他早就注意到近代小说中的“地方色彩”（local colour）和“乡土艺术”了，他写得最好的《东梓关》、《迟桂花》等少数几篇作品，其中徐竹园、翁则生、莲的性格，不正是那种世外桃源般的环境的产物吗？人物性格与环境的高度融和，不正是这几篇小说成功的所在吗！
这是我们从地方文学、乡土文学角度考察郁达夫小说时的新鲜感受，也该是郁达夫小说有意识的艺术实验，不应忽视。
不过尽管如此，总觉得作为小说家，郁达夫在小说的经营方面仍然不够自觉和用力，也许是缺乏鲁迅、老舍那样的才气？因为他似乎什么都涉及，可又像是什么都有点粗疏，即如小说中的地方风味，则无论是富春江还是杭州、西湖，以及北京、安庆、上海，就都不如老舍小说的“京味”和鲁迅小说的“绍味”那样浑然充沛。相对而言，《东梓关》等“富春江三部曲”和《迟桂花》的确是佳构，《杨梅烧酒》、《蜃楼》、《瓢儿和尚》诸篇其人物与环境的关系就多少有些游离。
不必说，这样的遗憾是无法弥补的。好在郁达夫后来有《达夫游记》，那里面写浙江山水的游记可是纯粹多了，真可谓最好的“浙味山水”。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日 杭州午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