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上海书店出版社的印刷品挂号邮件，一时想不到跟自己有何关系，拆开看了，原来是陈子善先生编的施蛰存纪念文集《夏日最后一朵玫瑰》，这才想起三四年前的一件事。是在海宁一次会上，与赴会演讲的陈先生闲聊，从张爱玲研讨会遭遇“取消”聊到刚刚去世的施蛰存，因提起自己写了一篇追忆施蛰存老人的文章，且发给了北京的《芳草地》。不想陈先生立刻说：那你也寄给我一份，我正在编一本纪念集。然后他又高兴地补了一句：没想到这次来还有收获！
这样，回来我就把《寻访北山楼》的稿子寄出去了。后来《芳草地》上一直没见到此文，陈先生那里也暂无消息，时过境迁，我也就将这事淡忘了。
眼前的这部《夏日最后一朵玫瑰——记忆施蛰存》，除卷首的《编选者言》外，共收入海内外四十六位作者的回忆文章，所记内容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到新世纪第三年，涉及蛰存老人生活、治学、人格的方方面面，为这位寿及百龄的文学耆宿留下了不少鲜活、生动的影像，也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访谈和书信资料，应该说大体实现了编选者“对施蛰存研究的深入将会有所裨益，有所推动”的期望吧。遗憾当然也有，那就是施蛰存早年和上海时期的文学活动及交游缺少相应的回忆作旁证，而这个遗憾如今已根本无法弥补，因其文学黄金时代的同代人，无论是戴望舒、杜衡、冯雪峰、苏雪林，还是周作人、鲁迅、赵家璧、钱锺书，无一不或早或晚地先他而去了。
但后来者自有后来者独特的视角和发现，通过与老人或长或短的交往，通过对老人“趣味世界”或深或浅的探究，那以后学之心或隔代之眼感受到、观察到的“施蛰存现象”的点点滴滴，仍不能不说是有所会心和给人启迪。
譬如“中间派”一说，即施蛰存在与人闲谈中款款道出的个人处世立场，实则表达的却是二十世纪逐步积累起来、且始终在险恶情势中生长着的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可贵的独立精神。按照施蛰存的说法，他与鲁迅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是从抄古碑走向革命，而他则是由革命走向了抄古碑。所谓“抄古碑”云云，并非真正去遗世独立，事实上施蛰存与所谓“第三种人”还是有所不同，他不过是强调保持一点个人见解的必要性，或者避免对人对事往往趋于极端的那种倾向，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中点只是一个概念，人不能恰恰站在这细微的一点上，偏左或偏右是不免的。但偏左毕竟不是左，偏右也毕竟不是右，然则，无论偏左还是偏右，还只能属于中。”我不知道这与哲学上的中庸有无关系，但以为所谓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应该就是这样一种“中间派”的态度，“中间派”不等于中立，更不等于无是非，而是要始终保持独立思考、个人见解的不媚俗立场。考察一下此老在“反右”后和“文革”中乃至新时期的“个人表现”，你就能比较出他与另外一些知识分子的不一样来。困境中无忧怨，顺利时不矫情，一切安之若素，顺生达观，随时给来客奉献“建议”而从不以导师自居，这就是施蛰存。
可是怎样做到这一点呢？记得我在《寻访北山楼》里提到拜访施先生时曾请教过“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问题，施先生言犹在耳：“不广泛地吸收、博取，怎么独立思考？我给你改一改，不说思考，说见解。”这里他强调的是通过广泛吸收获得自己的认识能力，与此相关的一点则是他在另一些场合表述过的“旁观者”角度。他谈到知识分子的“灾难”时说过：“我这一辈子就是旁观，只看不参加。所以总算没有死。”其实所谓“旁观”仍然还是“中间派”态度的行为延伸，但这恐怕不能理解为明哲保身，而应看到这种不介入态度后面独立不倚的个人立场。借助他对自己处世态度的另一个比喻，当可以理解其“旁观者”态度的丰富内涵。一位作者忆及施蛰存生前不止一次谈起自己做人的“原则”或“方式”，就是“像棉花一样的生活”，这里似乎可以把棉花的特性理解为“韧”，或有弹性，而不仅仅是“暄”（即松软、松散），也可以表述为具有抗压性，既不畏强暴又不效螳臂挡车，但也不是逃跑主义，不过与鲁迅所谓“韧性”约略相同而已。当然，鲁迅是喜欢在“韧性”之后再加一个“战斗”的，这是鲁迅之为鲁迅的特殊性格所在，但在鲁迅之外，胡适、林语堂、施蛰存之所持，也还是真正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态度，在本质上与鲁迅其实并无二致。几十年过去，反而那些曾经非左即右的时代“先锋”，倒往往一变而为真正的时代渣滓，成为历史舞台上的喜剧角色。
其实，说到知识分子的态度和责任，又岂可离开具体的政治、文化环境？上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可以误解施蛰存，施蛰存也可以回敬鲁迅，皆被视为自然而然的学术争鸣，说明较之封建时代，中国的文化环境好得多了。孰料过了二十多年，施蛰存反而以区区一篇杂文《才与德》换来一顶“右派”高帽，继之以不间断的“改造”和“牛鬼蛇神”的待遇，在这种时代的退步中，还遑论什么知识分子的态度和责任呢？那是连“中间派”和“旁观者”都做不成的时代，而蛰存老人竟然平平静静地做到了，岂不已经是一个奇迹？
二〇〇八年八月二十四日，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