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七日晚间，学生胡君电话告知：巴金老人已然谢世。这是网上的消息，应当可靠。接着，另一位学生剑青从北京发来电邮，为巴老去世感到难过。我随即回复下面一段话：
刚刚有学生打电话告诉我，说是今晚七点之后去世的。
老人实际上活得很艰难，他曾希望“安乐死”，但得不到理解。
他说过：我在为你们而活！
如果一个民族的良知赖于一个老人而存在，似乎已很悲哀。
数年前冰心老人去世时，我心里很平静——这是一个自然的事。
目送一江春水，怀抱满楼清晖。
这段电邮文体的文字，确实是我当时心情的表达。我是一九六一年生人，小学、初中、高中三个阶段都处在“文革”的大背景中，我第一次听说巴金的名字是在初中语文课上，我的语文老师是南京人李希正先生，他在高度政治化的课文之外常常给我们补充一些真正的文化、文学知识。他讲到巴金，讲到他的散文《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介绍他是稿费最多的作家，但我听得出来他对巴金的尊崇。而课堂外的流行观点则认为巴金是一个“反动作家”。至于“反动”在哪里，我们并不知道。
“文革”结束后，巴金以其勇敢和真诚撰写“随想录”随笔系列，提倡“说真话”，建议设立“现代文学馆”和“‘文革’博物馆”，赢得了“民族良心”的称誉。从蒙昧中渐渐长大的我们这代人，也开始认识巴金、理解巴金，我就是在这时候才阅读《家》的。我特别欣赏的是他为《家》所撰写的不同的几篇序跋，在他不厌其烦的叙述中，谁都能感受到他对反人性的旧文化、旧制度的愤怒。我觉得，他不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作家”的告白是发自内心的，他的名言“把心交给读者”和“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表明了他对文学的个人观点。我曾经在火车上一段又一段地写出我当时对巴金的理解和热爱，在八十年代那个“反思”的年代，谁能面对巴金的热情、真诚而无动于衷？
巴金看到他的旧作《家》持续热销，没有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沾沾自喜，而从社会原因的角度解读出令人忧虑的问题。他因此希望自己的作品“速朽”，希望人们尽快忘掉他的作品——因为那才表明我们的社会真的进步了。
所以我说“如果一个民族的良知赖于一个老人而存在，似乎已很悲哀”。
现在巴金真的走了，而我知道，现在的大学生，包括中文专业的大学生，已经在渐渐远离巴金的作品了，特别是他的《家》。
这是不是意味着，巴金所诅咒的那个时代已离我们远去，而新的时代真的来临了呢？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还写过一首题为《手杖——题巴金近照》的诗，现在仍以这首诗作结：
时光改变着星辰的位置
把昆虫化作坚硬的岩石
火山风化如老人的额头
帝王的荣华都已经腐朽
即使被人称颂的贤者
也难免最后归于虚静
唯有烛照他人的意志
才幽灵一般随风流转
叩问生命尊严的战士
一根手杖握在了手里
薄暮的天色像一方古砚
梦想却展开一片纯蓝——
在黄昏和清晨衔接的地带
手杖化生为一叶渡船……
二〇〇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