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我试了两扇落地玻璃门的门把，都锁住了。第三扇门没锁，所以要不是离开的安保人员太混了，就是屋里有人。
我拿出连在我钥匙圈上的袖珍手电筒，按亮了，走进客厅后关上门。借着那细小的光，我看到一个漂亮的房间，布置得很有品味：格蕾丝会觉得就像回到家里一样，我心想。大部分的家具都是英格兰古董——严谨、优雅，而且极其昂贵。精致的拼花地板上铺着大块的丝织地毯，象牙色的墙壁上悬挂着半打油画，都是最有名的印象派画家作品。
手电筒细细的光扫过客厅，停在一道高高的双扇门上，门内就是书房。就很多方面而言，这个书房比客厅还美——因为书房比较小，所以比例较为适当，而且一排排的书带来一种比较温暖、比较非正式的气氛。难怪道奇把这里当成他的私人巢穴。
里头有一张厚厚的皮革安乐椅，旁边有个边桌。虽然药物都拿走了，但所有的嗑药工具都还在：银色锡箔纸、一个玻璃吸烟管、半打瓶装依云矿泉水、香烟，还有一只爆满的烟灰缸。从占据一面墙的落地玻璃窗，这张椅子可以看到一览无余的海景和天空。要命，如果他想看烟火，根本连站起来都不必。在这个房间看的效果甚至还会更好，因为椅子后方的火炉两旁，就有两面镀金的大镜子。
这两面镜子放在书房里，让我觉得很突兀——我知道格蕾丝一定不会赞成的——但就连有钱人也有他们的癖好。
我跨过警方原先拉起来的封锁胶带，进入房间的另一头——无所谓，反正土耳其人说调查已经结束了——在椅子后方弯腰，看着窗外的景色。我试图想象某个人可能跟他说了些什么，使得他离开安全的私人巢穴。
我努力思索，憋着气，设法往下钻得更深。再一度，就像我站在东城旅店时，突然明白住在那个房间里头的是女人，我摒除所有杂念……我接近答案了……就在不远处……我就要摸到了……一个他认识的人走进那道高高的门……
我没听到，但我后方那道隐蔽的门打开了。那是你在很多古老书房会发现的那种门——上头装饰着一本本书背，于是和其他书架看起来没两样。无论谁从那里进来，一定是穿了橡胶底的鞋子，因为我完全没听到踩在丝织地毯上的声音。但脚步移动时，有衣服摩擦发出的声音——或者根本没有声音，只是空气流动而已——几乎无法掩盖。然后我感觉到了。
我心脏跳到喉咙口，伸手到背后，动作流畅地抽出贝瑞塔手枪，拨开保险，迅速转身，蹲低身子以减少中弹的机会，同时张开双脚，持枪的右手平举，手指搭在扳机上——完全就像多年前我受训时所学到的，当时我还年轻，还不知道杀了一个男人后，在梦中看到他两个年幼女儿的脸会是什么滋味。
换作别人，比较不那么忧虑的人，就会开枪了。但我没有，而是犹豫地看着枪管所指的地方，那是一个光着脚的女子，穿得一身黑——这也很理所当然，因为她老公才刚死。那是卡梅隆。
“你是谁啊？”她问，在黑暗中想保持镇定，但那把枪吓坏她了，她的手抖个不停。
我把枪插回枪套里。“我叫布洛迪·威尔森。我是——”
“联邦调查局的？库马利，那个土耳其警察，她跟我说联邦调查局派了个人过来。”
“没错。”
“联邦调查局探员都会这样不讲一声就闯进别人的屋里吗？”
“我道歉，”我回答，“我以为屋里没人，只是进来看一下。”
她的手停止颤抖了，但她还是很紧张，同时抽出一根香烟。不过她没点着——那是想戒烟的人抽的电子烟。她优雅的手指轻轻夹着香烟。“联邦调查局平常会调查意外吗？谁请你来博德鲁姆的？”
“我想，是你丈夫的一个律师还是受托人之类的。”
“那就说得通了，”她说。“是哪一个？费班克斯，瑞斯尼克，波特？”
从她讲的这串名单里，似乎她丈夫的圈子里有很多人不满一个销售助理——即使是普拉达的销售助理——中了头奖。“我不知道。”我说。
她笑了，但没有任何幽默的成分。“就算你知道，也不会告诉我，对吧？”
“对。”我回答。
她吸了一口电子烟。要是换作任何人，看起来会很可笑。“这个屋子看起来没人在家，”我说，“很抱歉刚刚拿枪指着你，不过我被你吓了一跳。”
她没费事回答。我感觉她在打量我。“你是怎么进来的？”我问，尽量装出一副轻松的口吻。
“你的意思是什么？”她说。
“我是从大门进来的——我没看到任何汽车停在外头，而且值勤的警察没说你在家。”
“我们的船就停在海湾里——自从意外发生之后，我就一直住在船上。我搭一艘小艇过来，然后走楼梯上来的。”
她一定看到我脸上露出怀疑，因为她耸耸肩。“那艘小艇就停在船屋里。水手还在下面——你可以自己去问他。”
“当然不必了，”我说，“这里是你家，你爱怎么样都没问题。刚刚在阳台上的是你，对吧？”
她犹豫着。“我不晓得你在看。”
“我当时在下面的草坪，不太能确定，我觉得看到了一个影子。”
“有扇遮光板被风吹开了。”她回答。
我迅速转头——觉得自己听到远处有门关上的声音。“屋里还有别人吗？”
“没有，怎么了？”
“我觉得我听到了……”我认真听，但没有声音了。四下一片静寂。
“这栋房子很旧了，”她解释。“如果风从南边吹来，就会从地下室往上窜。”她开始把灯一一打开，我看不出是为了让我分心，还是因为她真的厌倦了黑暗。
在柔和的光线中，我可以清楚看到她。演员杰克·李蒙曾说玛丽莲·梦露是装在瓶中的闪电。这个话也可以用来形容卡梅隆。她修长又健美，皮肤细得好像可以反光，当时我发现、后来又见过好几次：她有一种歪着头、眼神专注的姿态，可以让任何谈话对象觉得房间里只有自己一个人，甚至全世界只有自己一个人。
她也很聪明——我知道这点，是因为在所谓“意外”发生的那夜，博德鲁姆警方曾找她问话，我看过那次问话的记录。当时警方跟她说不能有律师在场，她还要设法搞懂那名口译者破碎的英文，整个人疲倦不堪又孤单，但在问话的那几个小时中，她却从头到尾保持礼貌，且尽力协助。在土耳其，不论你是否有罪，只要乱发脾气，你就可能陷入一大堆麻烦。聪明又沉着——记住这点，我心想。
此时她满意灯光了，于是转过身拿了一瓶矿泉水打开。
“土耳其警方告诉我，你是你丈夫遗产的唯一继承人。”我说，口气尽量保持中立。
她喝了口水。“这是正式的问话吗，威尔森先生？”她很得体地问道。
“不是，但是如果你希望的话，我们可以变成正式的。”
她耸耸肩。“这件事不是秘密。没错，我是继承人。”
“你们有婚前协议书吗？”
她犹豫了，我看得出她不打算回答，于是又说：“如果你想要的话，我们的纽约工作站可以发传票调阅文件。从你稍早所说的，我相信那个律师或受托管理人会很乐意协助我们。”
“有。我们有婚前协议书。”她说，屈服了。
“如果你离婚的话，协议书里的条件是什么？”
她又喝了口水。“前五年，我每年会拿到四千美元。之后会逐渐增加一点，直到我五十岁。然后婚前协议书就失效了。”
“一年四千美元，总共五年，”我说，“这大概就是你之前在普拉达的收入吧？”
“差不多。”
“那现在你是他的遗孀，能拿到多少？”
“那是信托……很复杂——我不确定有谁仔细去——”
“多少？”我又问了一遍。
“大概十二亿。”她说，然后转过脸去。
那个数字悬在空中一会儿——这么大的数字，通常都会造成这种效果——然后她又转回头看着我。让我惊讶的是，她激动得发抖，双眼因愤怒而发亮。
“你知道我为什么去关阳台的遮光板？你知道为什么我会上去那里？那是我丈夫和我共享的卧室。每天夜里，我都从船上回来这里，走过草坪，去那个卧室。
“如果我躺在床上，还能闻到他的气味，我就可以继续相信只要我翻身，他还在那里。
“大家爱怎么讲钱都没关系——但我现在唯一拥有他的遗物，就只有这栋租来的房子里的几条床单而已。我爱我丈夫，威尔森先生。”
她的双眼涌上泪水。她努力想忍下，那一刻，她好尊贵又好勇敢，很难不令人折服。如果这是表演，那么她真得准备好她的得奖感言才行。
“现在，请你马上离开。如果你还有其他问题，可以去找土耳其警方问。他们负责调查，而且他们有跟我访谈的完整记录。我没有什么好补充的了。”
我穿过一楼露台、走向外头的大门时，心中是倾向于相信她，但当然，这种事很难讲。快要转过大宅角落时，我回头看了一眼。她孤单地站在阳台上，在那座幽深大宅的阴影中，赤脚的她美极了，凝视着远处观景凉亭和她丈夫死去的地点。一时之间，我以为她会转过头来看我，但结果没有。
我踏上那条长长的车道，夜晚包围着我，那座不祥的大宅在身后逐渐没入黑暗。我抱着怀疑来到这里，离开时相信某个人引诱道奇抛下书房的药物，拿着望远镜踏上最后的旅程。
这是个好理论，但如果我不想出局，光是理论还不够。蕾拉·库马利会确保这一点——她已经推出自己的理论，还押上了她的专业声誉。要是出了错，她可承担不起，所以她会尽一切可能，把我这个美国入侵者送上回家的路。
我需要的是证据。
22
要不是因为一个红绿灯，我永远也不会想到那个点子。
我开着车离开了南边的海岬，来到市区近郊，此时正是餐厅转换成酒吧的时分，女人们开始想换掉高跟鞋，平常不喝酒的夫妇开始会多点一杯茴香酒。
那个红绿灯位于一个繁忙的十字路口，一个角落是夜店，另一个角落是工地。我靠近时，灯号正由绿转红，我本来可以闯过去的，但因为路上有太多肆意横行的机动脚踏车，众多的行人又都处于微醺状态，于是我决定不要冒险了。
等待绿灯时，我望向那个工地，在众多支持各种政党的涂鸦中，有一张破烂的广告海报，宣传着胜利日晚上所举办的一个户外通宵电子音乐派对。海报上以设计手法画着海港，海岬的尖端是“法国屋”，上方有个巨大的“磷弹”爆开来。其实那是镁粉，我百无聊赖地想着，回忆起以前在考菲德学校上过的化学课。早年摄影师用的闪光灯，也是用同样的材料，我心里继续想着。
然后我忽然有了一个念头，但实在太异想天开了，我还得重复跟自己说一遍。说完之后，感觉上似乎更夸张了。
我知道烟火开始施放时，道奇是在他的书房里——库马利这么说，而且没有证据推翻这个说法。这表示当那些镁在落地玻璃窗外爆出亮光时，他是坐在皮革安乐椅上，后头有两面大镜子。我心想，镁和镜子，这两个看似不相干的元素，或许能提供我迫切需要的证据。
我太专心想着这个主意，因而花了好一会儿才发现后头的车子在拼命按喇叭，原来绿灯亮了。我踩下油门，同时一手翻着库马利给我的档案，找到了一张给法医的字条，上面有她的手机号码，然后我掏出自己的手机。号码按到一半，我这才想到，一个带着六岁孩子的女人可能不会高兴自己被吵醒，何况这么晚了，她什么事情也做不了。
于是我决定开回旅馆，上网去找意大利佛罗伦萨乌菲齐美术馆（The Uffizi Gallery）的首页，写电子邮件给上头登的每一个网址，紧急要求协助，并附上我的手机号码。
乌菲齐原来属于梅迪奇家族所有，是欧洲最伟大的美术馆之一，收藏了全世界最顶尖的一批文艺复兴绘画。小时候比尔和格蕾丝曾带我去过六次，我最难忘的一次，是有回比尔安排我们去参观馆长谦卑地称之为他们的“工坊”：一个傲视大西洋两岸的艺术品修复处。我现在需要的，就是那个工坊的设备，而且我希望，当博物馆员工明天一早去上班时，有人会把我的电子信转交到适合的人手上，让他们联络我。
我开到旅馆门口，停好车，走向柜台去拿我的房间钥匙。那个经理递给我一个信封。
“希望里面的消息，不是那种会害布洛迪·大卫·威尔森先生很悲伤的。”他说。信封没有封口，我猜想他已经看过里面的内容，于是几乎可以确定，里面的消息一定会害我很悲伤。
结果没猜错。信是蕾拉·库马利写的，说她已经跟上司们报告，讨论过我希望道奇死亡调查延后结束的“请求”。
“在检视过档案和所有相关文件后，我的上司们决定，这个调查没有任何延后的理由。”
她说警察局长和局里的资深警官判定，这个案子很清楚是“意外事故死亡”，因此，档案必须在明天上午送交到安卡拉，道奇的尸体也会发还给他的遗孀安葬，同时先前所扣押的那些朋友和熟人的护照，也将全部发还，准许他们可以随时离开。
“博德鲁姆警察局感谢你对本案的关心，也很荣幸能提供联邦调查局任何可能的协助。”她写道，“我们之前所提供的资料副本不必归还，您可以自行保留。”
难怪库马利早上有点太轻易投降了。我思索着土耳其警方是不是真会照他们的决定做：联邦调查局的人没有必要留在博德鲁姆，这个案子不可能重启调查。遗体将会发还家属，潜在的证人会离开到世界各地。我想立刻打电话给库马利，但更冷静的直觉占了上风。我可以到明天早上再打给她，现在最优先的，就是联系乌菲齐美术馆。
那个经理仔细观察着我，于是我告诉他，人生充满了悲伤，但布洛迪·大卫·威尔森对这类问题并不陌生。要命，我累得都开始学他讲话了。然后我回房间，写完了一堆给乌菲齐美术馆的电子邮件之后，就只想爬上床睡觉。
但我还有一通电话要打。我把电池塞进手机，打给班·布瑞德利，告诉他土耳其警方相信道奇的死是意外，正要结束调查。
“耶稣啊。”布瑞德利说。
“是啊。不过他们搞错了。我正在想办法让他们不要结案，但你最好让另一个相关单位知道这个情况。”
“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布瑞德利问。
“谢了，”我回答，“不过我闯的祸，我自己收拾。”
我挂断电话，但没拿出电池，以防万一会有紧急回电。尽管我累得要命，但我还没来得及睡着，手机铃声就响起了。“我忘了问，”布瑞德利说，“依你看，什么时候能晓得你那个点子能不能奏效呢？”
我知道这个问题是“低语死神”问的，我几乎能听到他声音中的恐慌。
“明天这个时间吧，”我说，“我明天早上可能得去意大利一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