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我7点醒来，立刻用手机打给库马利，但一接通就被转接到她的语音信箱。我留了话请她赶紧回电给我，然后又一直试着重拨，但试了二十分钟，还是没能跟她通上话。
我下楼到柜台，跟那个经理谈了一下，多见识了一些他独特的英语，然后从他那里问到了“古尔父子造船厂”的地址。我把地址输入我租来那辆菲亚特汽车的导航系统，七分钟后，我就开到了旧港口，站在库马利照片中粉刷的那栋屋子前。
那栋两层楼房以前是渔夫的住家，门前摆着几个赤陶花盆，窗台上的花盆箱里花朵盛开。我很惊讶——这栋房子有种喜悦和温柔，是我从没在库马利身上见过的。我走上屋前的小径，按了电铃。没人应门。
我穿过一小片草坪，来到一条紧贴着隔壁船坞高墙的车道，看着车库里面。那辆废物意大利汽车停在里头，车身是黑色的，引擎盖掀开，但车库里似乎没有人。我走近房屋背面，仔细倾听着：除了一只虎斑猫在厨房窗子内搔耳朵之外，没有任何动静。
我回到车上，看了手表一眼，开始以这栋房屋为中心，搜寻附近的小公园，逐步扩大范围。我得赶紧找到她。十分钟后，我看到一小片绿地，有六个小孩在玩荡秋千。妈妈们则围绕在四周，蕾拉·库马利也是其中之一，让我松了一口大气。
我停好车下来。她背对着我，推着秋千上的儿子，所以直到我离她只剩几码，才有一个妈妈朝她喊着土耳其语，同时指向我的方向。
库马利回头看到我，那一刻，面对着这个突如其来的闯入，她脸上有太多的愤怒，让我几乎难以招架。但还有别的……一种鬼鬼祟祟的感觉……从她赶紧抱起儿子可以看得出来。我当下一眨眼间的印象，是自己撞见了一个秘密。
她瞪着我，那个小男孩则躲在她的裙子后头，露出一只眼睛窥看，我朝他微笑说：“这一定是你儿子了。”
他更放心了，从母亲身后跨出来，然后我看到他有唐氏综合征，幸好我脸上的表情完全没变。
就像一般的唐氏儿，他的脸很美，微笑而充满纯真。他用土耳其语跟我说了句话，我猜想那是“早安”，然后，不知怎的，我没设法用他不懂的英语跟他沟通，而是低头朝他鞠了个躬。他觉得这大概是他见过最好笑的事情了，于是也鞠躬回应。其他旁观的母亲和小孩全都笑了起来，因而让他得到激励，又朝这个疯狂的美国人鞠躬好几次。
唯一不觉得好笑的就是他母亲。“你怎么找到我的？我的信写得很清楚了，我不想跟你吵。”
“我不是来找你吵的，”我打断她，“我希望你跟我一起去‘法国屋’一趟。”
这句话让她的怒气减低了几分。“为什么？”
“我想道奇是被人杀害的，我们也许可以证明。”
“谋杀？凶手要怎么进入那个庄园？”
“我不知道。第一步就是先证明当时屋里有其他人。我想我们办得到。”
她想了一会儿，然后摇摇头。“不。证据清楚显示……”
“别管证据了。所谓的证据，不过就是一份清单，列出你已经有的材料而已。那你还没发现的呢，难道就不重要？”
这是我书里写过的句子，我立刻痛骂自己又忘了我的掩护身份，然后才想到那本书是安排好让我搭飞机时阅读的，于是我就没再自责。库马利还是没被我说服。
“我们得马上去，在调查结案之前。”我催她。
“不，我的上司们已经结束这个案子了。”
我努力不要发脾气。“要是结果证明我是对的，博德鲁姆警方却已经发还尸体、把护照还给相关的人，那就有人会被追究得很惨了。惨的不会是我，而是政府的最高层。”
她动摇了。其他妈妈和小孩开始要去上学，纷纷朝库马利和她鞠躬的儿子挥手告别。
“我现在去不了，”她说，“我得送我儿子去保姆家。我的车子坏了，还要花时间——”
“我开车送你们去。”我回答，指着我那辆菲亚特。
她看起来很不愿意，但实在也没有其他解决办法，于是点点头答应了。相反地，那个小男孩觉得很棒，于是我陪他们走向车子时，他还牵住了我的手。
库马利打开后座的车门，先让她儿子上车，然后自己跟在后面爬进去。对于她来说，她是极不愿意和一个很不熟的男人同乘一辆车；当然不可能考虑坐在前座。
她指点方向时，我回头跟她说：“我想你该打电话回办公室——跟他们说发生了一些事，请他们先不要把档案送去安卡拉。”
她没反应，所以我看了后视镜一眼，看到她瞪着我，臭着一张脸。等她听到我的想法后，一定不会太高兴，但也没办法。过了一会儿，我看到她拿出手机，开始说起土耳其语。
她挂断电话后，跟我说她留了话给他们局长，另外还请了几个同事到南边的岬角跟我们会合。听起来她是找了援军来帮忙。我还没来得及说些什么，她儿子就开始热心地讲起土耳其语。我再度看向后视镜，发现库马利很认真听着。显然她希望儿子觉得她很重视他的想法，而且我愈观察，就愈明白她对他有无穷的耐心。
“我儿子想告诉你，我们星期四要去看马戏团表演，”她翻译道，“她说我们会参加开场的大游行，然后是杂耍和狮子，小丑——”
“和弄蛇人，”我说，“我来的时候看到了——请跟他说，那个马戏团看起来很棒。”
库马利翻译了，小男孩听了笑得很开心，然后他们的对话迅速变得像是在争执。最后她终于解释：“我儿子想问你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去，但我说你那天晚上有约——我说你很忙。”
我看着后视镜里她的双眼。“是啊，可惜我有约了。”我说，“不然我很想去的。麻烦帮我跟他道歉。”
她跟他说了些土耳其语，接着要我左转后，在前面二十码的地方停下。我们停在一栋简朴的房子外，一排花园精灵的雕像沿着屋前的通道排列着，一片方形的草地上有个溜滑梯。隔着马路的对面是一家可口可乐的配销仓库，两辆大型卡车正在车道上进出，引擎声音大得我都没机会跟那小男孩好好说声再见，他母亲就带着他下了车，进入栅门，朝屋子走去。
一名黑发女子开门出来，大概年近三十，非常胖，她吻了一下小男孩的头。库马利跟那个保姆谈话时，我借此又想了一下在公园那鬼祟的一刻。最简单的现成解释是，因为那个男孩是唐氏儿，他母亲直觉上想要保护他不受任何侵犯。但我不认为原因是这个——库马利母子跟其他人相处都很自在。不，我有个感觉，原因其实完全不同，但我不知道会是什么。一对母子在公园玩——那又怎样？
然后库马利转身回来，她儿子站在门口，举起一手跟我道别。我虽然坐在驾驶座上，还是设法作势跟他鞠躬，他笑了，也朝我鞠躬两次。
库马利爬上后座，我又看了她儿子好一会儿。这个小孩真棒，回想起来，我很遗憾后来必须对他做那些可怕的事。
我松开手刹，开向“法国屋”。
24
库马利的同事已经到了，高高的庄园大门敞开。我驶入那条漫长的车道，发现三名男子在车子附近等着，全都穿着便衣在抽烟，有两个在打手机。
其中两人看起来就像一般警探。但第三个则一身贪腐的气息。他四十来岁，高而胖，穿着光鲜的西装，完全就是个脑满肠肥的暴发户模样。库马利介绍了他，但我根本没听清楚他叫什么。为了安全起见，我决定喊他“警官”就是了。
那些警察按电铃时，我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这是我在公园找到库马利以来的第四次，但我再度决定不要接。我猜想——应该说是希望吧——那是乌菲齐美术馆的人打来的，而我不希望被迫解释得太匆忙。我需要很多时间慢慢解说，因为我要讲的那件事，可能是他们毕生所听过最奇怪的主意了。
没人来应门，于是库马利拿出备用钥匙打开了门。里头还是一片昏暗，眼前是个豪华的用餐室，虽然我没来过这个区域，但我还是带着他们穿过房间到书房去。里面跟昨夜唯一的不同，就是窗帘紧闭着。我猜想我走了之后，卡梅隆在这个房间里待了一会儿，思念她死去的丈夫。当然了，除非我昨天晚上真的听到了门关上的声音，屋里有另一个人过来，待在这个书房里。
我把窗帘拉开，让光线充满室内，然后转身面对着那四名土耳其警察。“我跟库马利警探说过了，我不认为道奇死的那夜是单独在屋里。我想有个人来这个房间找他——是他认识的人。”
“他要怎么进来？”那个我称之为警官的家伙挑衅地问道。
我怕浪费时间跟他纠缠不清，于是同样严厉地反击。“先暂时听我说下去——假设访客知道如何避开监控系统，比方他晓得有个地方是摄影机没有覆盖到的，或是晓得一个翻墙的办法，随便什么都有可能，但是不重要。”
“好吧，那你说快一点。”一个警探说。
我没理他。“当时灯都关了，窗帘是打开的——犯罪现场报告是这么说的。”我指着那张皮革安乐椅，“他们两个人在这里，访客站着，道奇坐在他的药物旁边。他嗑药嗑得正爽，不打算离开。
“但那个访客想好了计划——他要引诱道奇到下头的观景凉亭去，然后把他推下悬崖。”
“他说了什么让他下去的？”警官插嘴。
“我不知道。”我回答。
“哼，那你知道什么？”
“我知道那个访客跟他讲话的时候，烟火开始了，”我说，“开场是一颗白色的大星星在岬角上方爆开。每个人都说非常大——”
“是啊，从伊斯坦布尔都能看到。”另一个警探说。我礼貌地微笑——伊斯坦布尔在五百英里外。
“但有件事凶手没想到，”我继续说，“就是烟火的本质。”
那些警察面面相觑——这个联邦调查局白痴在鬼扯什么啊？烟火不就是烟火吗？
至少我让他们专心听了。“要让烟火亮得连伊斯坦布尔都能看到，里头就得加入镁粉。大型烟火常常是这样——镁粉能在刹那间把黑夜变成白天。所以早年摄影师的闪光灯，也是利用镁。”
“听我说，”库马利开口了，“烟火，镁——这代表了什么吗？”其他人听了纷纷附和。
“代表我们有了闪光灯，有了拍摄对象，就是道奇和他的访客，”我回答，“唯一还缺的，就是底片。”
我指着壁炉旁那两面大镜子。“镜子就是玻璃背后涂上一层硝酸银。什么是硝酸银？就是底片，以前用来拍摄电影的就是这种。”
大家都没说话，只是瞪着眼睛，努力消化这些信息。
“这里都齐全了，”我说，“闪光灯。拍摄对象。底片。我相信不管当时谁在这个房间里，我们都拍到了他的照片。而且我想照片就印在这些镜子的背面。”
他们还是没说话，依然怀疑地看着我。我不能怪他们——就连我自己也觉得很异想天开。
库马利是第一个回过神来的。“只是确认一下——你打算要把这两面镜子送去‘冲片’？”她问。
“对。”
“去哪里——一小时冲印店？”
我露出微笑，但还没来得及回答，警官就开口了。“这太荒谬了——镜子背面的照片。”他嗤之以鼻，“我们是在浪费时间。”然后他示意其他人一起往外走。他大概忙着要去勒索一些黑道人士。
我实在忍不住，于是对他展开攻击。我对贪腐向来不太能忍受。“你为什么说这很荒谬？因为以前没发生过？联邦调查局有全世界最顶尖的犯罪实验室，你听到没？最顶尖的。我们很习惯当先驱，你怎么知道什么是荒谬的、什么又不是？”
从他小眼睛里冒出的火花和扭曲的嘴唇，我知道自己制造了一个毕生的死敌了。但我不在乎。在事情更恶化之前，我的手机又震动起来，我看了一眼屏幕，看到那是意大利的号码。
“这是佛罗伦萨的乌菲齐美术馆打来的，”我告诉他们，“我打算要求他们协助，帮我救回影像。”
其中一名警探——显然是三个人之中的领袖——摇摇头。“不行，”他说，“我们不需要任何协助，意大利人或谁都不行。镜子不能搬走。你这是病急乱投医了。”
“好吧，”我说，“好吧，那我现在提出正式要求，代表联邦调查局，要取得这两面镜子，进行鉴识检验。如果你们要拒绝，那就得提出书面理由，好让我转给白宫和安卡拉的相关官员。”
接下来是一片沉默。我的手机又震动起来，但我没有要接的表示。我们全都站在那里，不发一语。就在电话停止震动前，那个领头的警探耸耸肩。“那就把那些该死的镜子搬走吧，”他气呼呼地说，“你要浪费时间，那也随你了。”
“谢谢！”我回答，“我该找谁帮忙安排搬走？”
警官大笑。“不晓得。试试看联邦调查局实验室吧——他们不是无所不知吗？我相信他们能帮忙的。”
另外两个警探也笑得很开心。库马利一脸尴尬，显然被她同事的表现搞得很难为情，但是当那个领头的警探挥挥手要大家出去时，她也顺从地跟着出去了。
他们点了香烟，走上草坪，我相信是在欣赏景色的同时，也一边讲我坏话。我趁这个空挡回电给乌菲齐美术馆。有人已经通知了那个修复工坊的主任，他大概是全世界最厉害的艺术品修复专家。于是我找到了他，跟他解释我需要什么样的协助。
他一开始大笑，笑完之后，他要我再从头讲一次。接着他问了十来个问题，才终于同意——我想主要是因为其中的挑战——但要我明白，他几乎完全不指望能成功。
“我想事情很急吧？”他问。
“当然，”我说，“什么事情不急？我会尽快送过去给你。”
他一挂断，我就马上又打了一通电话，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也得到了对方协助我的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