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对自己升迁的顺利,只谦说是自己的运气好。他并没有总结自己做官成功的秘诀,但却非常准确地总结出官员败落的四字诀:“昏、傲、贪、诈”。
对之,他作出的解释是:“居官有成就,一定要尽力避免这四种败落的因素:昏庸懒惰放任自己部下的人肯定失败,傲慢凶狠恣意妄为的人肯定失败,贪婪粗鄙毫无顾忌的人肯定失败,性格反复无常心地狡诈的人肯定失败。”
针对曾国藩的“居官四败”箴言,不难发现中国历朝历代身居高位而败落的人,无一不是败在这四点当中。如明朝的大改革家张居正,推行改革很有魄力,但自己贪渎享乐、寡恩薄义,即使当时未败,死后也落得满门抄斩的地步。而同样的大改革家王安石,为人清正廉洁,操守过硬,即便在政治斗争中失去了权力,也能得以全身而退。至于像严嵩、和珅这样的大奸败落之官,更不用说了。
无论在何种岗位上,都要谨记“昏、傲、贪、诈”四败诀,能否平步青云只是小事,做好人,守好法律和组织制度,顺利且平安地完成热爱的事业更为重要。
第四周
星期一
能立不怨
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
——《曾国藩家书·同治六年致曾国荃》【译文】
以立人通达为躯体,以不抱怨、不苛责为处事灵魂。
“体用”之说,涉及中国古典哲学的思想精髓,需要直观去体悟。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易。”但曾国藩一生有几次,性格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曾国藩给自己取过一个号,叫做涤生。涤生的意思是洗涤生命,重新做人。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道:“我现在与四十岁以前非常不一样了,大概能够做到以立人通达为(新的)躯体,以不抱怨、不苛责为(新的)灵魂。立人,就是发奋自强,能站得住;通达,就是办事情圆融起来,能行得通。”
在这种状态下,曾国藩得出了最重要的判断:“天下的所有事业,在局外高谈阔论,总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要做好,就必须亲自深入到事态当中,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来,才可能有成功的希望。”
他的这一点,真正实践了儒家学说里“轻言重行”的设想。把孔子数千年前反复说的“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事业,真正地“为”了起来。
要让自己的企业或者组织“能立能达”,就要善于在总结好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做好自身的“变革”,积极投身到组织的事业中去。
星期二
君子虚心
君子大过人之处,仅在虚心而已。
——《曾国藩日记·论谦虚品质》【译文】
君子胜过别人最大的地方,仅仅在于虚心罢了。
咸丰七年(1857年),曾国藩因其父去世,离开深陷太平军重围之中的湘军,回家守孝。也正是这一年,太平天国高层爆发了大规模的内乱。杨秀清、韦昌辉互相杀戮,石达开率领二十万大军负气出走。因此,本毫无战果的湘军推进得特别顺利,他的部将们纷纷打了胜仗,立下了丰硕的战功。
但出走的石达开进军神速,很快扫平了江西,攻占了浙江。在各处报急的情况下,咸丰皇帝不得不考虑选拔将领。此时,湖北巡抚的胡林翼和湘军的各路将领都上书请曾国藩出山。咸丰皇帝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最终启用了曾国藩。
曾国藩这次得以出山领军,不在于皇帝的看重,而在于他的同僚和部下的极力请求,而他们都非常能战。因此,曾国藩更深刻地反省自己:身为主帅,自己是一个良好的战略家,却并非是一个很优秀的战场指挥官。因此,以后凡有大的战役,他都放手让自己的部将去指挥作战,而自己则隐退幕后,负责策划、统筹、调度。对此,他谦虚地说:“但凡我直接指挥的战役,皆是败绩;诸将能战,则无往不胜。”
谦虚不仅是一种道德品质,它和谨慎一样,更是一种自知的能力。这一点,恐怕很多管理者都没有意识到。因此,曾国藩说,君子比别人优秀的地方,在于谦虚。
谦虚,不仅是对人的谦让、礼貌,而是临事时的清醒与明智。力戒凡事都与部下争功斗能,谦虚地为人才铺路搭桥,只有这样,才能把战略性目标得以实现。
星期三
勤苦俭约
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
——《曾国藩家书·咸丰十年致曾国荃》【译文】
勤劳节约,没有不能兴盛的;骄奢懒惰,没有不失败的。
在曾国藩留存下来的格言和箴言当中,“勤”和“俭”,是他强调得最多的,也显得最为重要,这充分体现了这位儒学大师的本质。
曾国藩是非常简朴之人,这种简朴的精神甚至化为他判断很多事务的标准。湘军攻下太平天国政权中心天京以后,很多军人因为获得了胜利,而有了骄傲的心态,更多的人趁火打劫,搜刮民脂民膏,中饱私囊。曾国藩非常清楚这种状态,但他没有更多地约束自己的部下。因为他觉得湘军已经失去了勤劳节约的精神,他考虑的办法是快刀斩乱麻,一举裁撤掉全部走向腐败的湘军。
对比当今的世风,曾国藩的教导,显得非常警醒人心。管理者需要保持一个非常清醒的头脑,不但要把“崇尚勤俭”作为企业文化,还要作为制度建设的重要工作来做。
崇尚节俭、奖勤罚懒,对骄奢倦怠的状况,毫不犹豫地改进和消灭,并把这种精神从组织的制度渗透到组织的文化中。
星期四
日日如新
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如今种种譬如今日生。
——原文清代诗人袁了凡《了凡四训》【译文】
从前的种种问题,好像昨日死去了一样;而今天的种种问题,好像今天获得重生一样。
这句话是曾国藩引自清代诗人袁了凡的诗句,他时常用这句话来鼓励家人和下属要有不断向前的信心。就是说人要不断地学习、进步,才能对生活充满信心和力量。这种进步和信心的力量之大,仿佛每一天都获得新生一样。
曾国藩曾经自取一个号,叫做涤生,意为“洗涤生命”。能把昨天当做死期,能把今日当成重生,因此,他学习、做事非常有急迫感,自己一刻也不肯放懈。曾国藩保持了良好的记日记的习惯,每天的一记,都是对自己一天生命的总结,这种总结直到他得中风临死前一天还进行着,足可见他践行自己“一日生死”理念的执著。
管理者要成就的事业,就需要有这种生命的急迫感。可急迫感却不等于焦虑,急迫感是生命的态度,焦虑只是一时的情绪。现代人充满了焦虑的情绪,殊不知,只有秉持这种密急的生命态度,才能缓解焦虑的情绪。
做事需要高效率,所有遇事不紧不慢,依赖明天、再明天处理的态度,都应视为一种有危害的毒素,要从事业的肌体中果断而彻底地排除出去。
星期五
花未全开月未圆
花未全开,月未圆。
——《曾国藩家书·同治元年致曾国荃》【译文】
花朵没有完全开放,月亮没有达到最圆。
这句话是曾国藩的一句座右铭。原本语句源自佛教禅宗的一段公案,意在说明:花一旦全开,马上就要凋谢;月一旦全圆,马上就要缺损。而未全开,未全圆,会有所期待,有所憧憬。
这既是深刻的人生道理,也是深刻的管理道理。曾国藩一直用这个道理告诫自己,“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为此,他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求缺斋”。凭着求缺的心态,曾国藩能时刻地自省与自警,遇事谨慎,待人宽容。
最能体现这一状态的最著名事件,就是曾国藩与沈葆桢之间的纠葛。曾国藩的湘军攻打太平天国,到了围攻天京的重要关口,进入一个非常艰难的战略相持阶段。双方重兵对峙在天京城下一带,互有胜负,每一仗打得都很艰难。这就需要有强大的后勤支持,曾国藩决心派人设立厘金局,在江西设关卡收税,以保证湘军军需。当时江西巡抚沈葆桢是曾国藩的门生,曾受到曾国藩的力荐才得以中举和被提拔,但这时却极力抵制曾的这种做法。沈葆桢为了保证江西自身团练的军需,赶走了曾国藩的收税人员,还上书弹劾自己的老师。此举导致曾国藩陷入极大的困境之中,军队因为缺饷,一度甚至有兵变的可能。但打败太平天国以后,曾国藩并未因此记恨沈葆桢。他深知,危机之中,沈葆桢和他都在为自己的岗位职责而努力,用自己事功之圆满去苛责沈葆桢的不报个人知遇之恩、不发湘军军饷,是不恰当的。因此,他依然保持着和沈葆桢良好的关系。
1.要培养自身的危机意识。危机意识是对潜在问题的敏锐洞察,往往有危机意识,人相反能够更自信。
2.要充分认识世间万物皆无完美。看到自己本身不是完美的,推导出去,放之别人和外界事件身上,也是同样的道理。
3.要善于留有余地。诚心诚意地体味“花未全开,月未圆”的状态,把它转化成行动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