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通过讲话而康复的。死神没有机会插嘴，泄了气，继续赶他的路。
——路易丝·厄德里克
作为一名土著美国作家，路易丝·厄德里克充分而完美地运用了印第安人传统的治愈方法，那就是通过讲述故事的方式来医治历经劫难的印第安人的心灵病痛。路易丝·厄德里克在她的长篇小说中向读者娓娓道来了几代印第安人的传奇故事，抒发了自己对完美生活境界的向往，表达了自己强烈的责任感和对自由、平等的不懈追求。路易丝·厄德里克的愿望和信念与社会生态学的思想不谋而合。社会生态学主张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一个整体总是具有多样化的形式和每个个体与众不同的特征，整体性是通过多样性表现出来，而平等与和谐正是建立在这种差异性和多样性基础之上的，因此一个整体的完美性体现在其多样性和差异性。不断变化的差异性与不断扩大的多样性是自然界实现平等与和谐的唯一途径，因而，生态稳定性表现为复杂性和多样性，绝不是单一性和均质性。社会生态学家默里·布克金(Murray Bookchin)认为在第一自然中没有看到普遍存在于第二自然中的等级制，而人类却武断地按照自己根深蒂固的等级制思维方式将生态系统中物种之间的秩序等级化了。这是一种极其错误的拟人化表述，“因为，在对自然现象作出这些拟人化判断的同时，我们否定了自然的整体性。更为荒唐的是借助等级制术语的广泛使用，赋予自然现象以‘智力’或‘秩序’。这样做所真正达到的，是通过辩护男性对女性的命令是‘自然秩序’的固有特征而强化人类社会的等级制。”社会生态学挑战了等级制在自然与社会中作为一种稳定因素或秩序原则所存在的任何理由。自然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因为秩序与等级制之间联系的打破而变得疏离了，反而变得更加密切，这是因为人类社会是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的，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与自然界不可分离。布克金认为人类对自然界的统治，首先起源于人对他人的统治，只有当人类社会出现了等级制之后，自然与社会才被视为业已分裂的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的二元存在。换言之，等级制是社会现象，而不是自然或生物现象，它是社会演变的复杂、能动的结果。布克金认为等级制是偶然发生的事物，并不是必须或注定要发生的，因此，人类的生活中可以将其去除，并且完全可以由平等和自由来取代它。在自然、社会与人的关系上，人类应该尝试把自然生态系统的非等级制特征移入人类社会，应当用生态学的科学态度来对待差异性和多样性，弥漫在人类社会中的统治与支配的观念应当转化为一种互补观念。默里·布克金指出，几乎所有世界性的生态问题都是源于人类自身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具有支配性的、等级制的政治形态和社会制度，如果要解决目前困扰人类的生态问题，那就必须彻底地处理人类社会内部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从社会内部寻找生态危机的根源，而要使人类真正脱离目前的社会生态困境，就必须批判和消解社会等级制，去除第二自然的内在缺陷，建立一个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生态社会。作为一位具有前瞻性视野的小说家，路易丝·厄德里克在其长篇小说中凸显了批判和消解社会等级制的科学思想，弘扬了人类的平等意识，而这些思想意识也恰恰是社会生态学的精神实质内容。路易丝·厄德里克呼吁美国印第安人在白人主流社会中争取话语权，争取男女平等的权利，坚决反对种族歧视和压迫。下面主要从话语平等、性别平等和种族平等三个方面分析路易丝·厄德里克小说中体现的消解社会等级制思想的具体表现形式。
一 话语平等
“话语”(discourse)最初是一个语言学的概念。作为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的对象，“话语”是指“一个人在一次言语行为(speech act)中用词的序列所表白的内容”，“它可以是一个词、一个句，也可以是句以上的单位，如段落、段落群等”。法国当代著名学者茨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认为“语言是人们将词汇按照一定的语法规则组织在一起形成的句子，句子之间互相关联，并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被人们陈述和运用，彼此之间的对话变成言语事实，而语言就转变为话语。语言被应用之后生成话语，话语关注的是句子意向上的对话，话语既包含语言又高于语言。”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又提出来一个与话语相关的概念：话语权。福柯认为话语不仅仅是词汇与句子按照语法规则的机械组合，而是蕴含了极为复杂的权力关系。权力生成话语，话语又反过来产生权力。福柯在《作者是什么？》(1969)(What is an Author？)一文中对作者与话语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福柯认为作者是有着重要作用的，他不是一般的专有名称，而是话语的一种功能，能够把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从话语的内部引向外部。作者的作用是对一个社会中某些话语的存在、传播和运作的特征进行表达。路易丝·厄德里克作为一名有印第安血统的作家充分意识到话语的力量，她有效地运用了奥吉布瓦民族的素材，收回了本民族话语的阐述权。她本人身份的混杂性与边缘化在其长篇小说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路易丝·厄德里克的长篇小说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其建构和阐释了一种复杂的叙述模式。与传统小说不同，她的长篇小说尽可能控制或减少全知的叙事声音，多声部取代了传统小说中的独白，诸多叙述者见仁见智，没有谁比别人更正确、更具有权威性。在她的小说中，权威叙事、客观叙事消失了，人物与人物、人物与作者的声音是平等的，充分体现了她的平等意识，是对传统作者的全知话语霸权的解构。通过运用多重叙事声音，不同人物之间展开生机勃勃的对话交流，从而使超越性别及种族的局限成为可能。作者借用这样的形式来叙事，表明了在美国这个多元文化的国家里，少数族裔的话语权应该进一步得到平等的尊重和对待。
路易丝·厄德里克的北达科他州系列小说中不同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和不同小说中主要的、精心安排的各个叙述者之间的对话构建了诸多人物和事件相互交织的总体模式。小说从一个声音到另一个声音，从一个场景到另一个场景地展开。在这些叙述网中有一些细微的线索，可以使读者参与到对人物的塑造和事件的建构中。其原因在于厄德里克在她的故事模式中预留了许多空白，保留了部分信息。读者必须调整阅读姿态，积极主动地参与到阅读之中，不断填补空白，对互相矛盾的说法作出自身的判断，就好像在做七巧板的游戏，只有把所有的碎片拼接起来才能完成整个游戏。年代日期、家族关系和相关事件从一部小说到另一部小说都是不相同的，这样就形成了一种鞭辟入里的叙述自由(narrative freedom)来打破作者悉心构建的既有叙述模式。虽然厄德里克建构和打破故事模式的叙述方法可以追溯到她接受西方文学传统的熏陶，尤其是受到了现代和后现代作家的影响，但是在她叙述技巧中这些看似自相矛盾的作法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印第安人不断重复和变幻的口头叙述传统。厄德里克所运用的这种奥吉布瓦族讲故事的模式正是通过延续和改写的相互作用得以存在至今。另外，厄德里克小说结构中叙述模式和叙述自由之间的平衡不仅反映了印第安人通常的讲故事技巧，而且体现了奥吉布瓦族喜欢恶作剧的精灵纳纳伯周(Nanabozho)的精神实质，他既善于创造模式，又是一个模式的破坏者，并且是一个追求卓越、永不服输的人。这个擅长恶作剧的精灵叙述者通过编织相互连接的叙述模式把故事从封闭的叙述中解脱出来，并且通过不断改变这些叙述模式把故事从全知叙述事实的牢笼中解脱出来。在厄德里克的小说中西方传统话语和土著传统话语互相交融，平等对话。凯伦·考克斯(Karen Cox)在总结《爱药》的结构时指出：厄德里克总是设法“把族群的口头叙述传统融合在西方小说和后现代实验小说的文学模式中……创造一种要求我们参与其中”，并且“能游刃有余，借以使我们可以无拘无束地面对其他文化中与我们自身文化天然并存而又多彩多姿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