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种侵略的军事冒险的气焰并不笼罩整个日本。日本劳动群众相信，他们军阀的军事冒险只会使日本人民破产，蒙受惨重的牺牲。所以当时的反战运动包括日本工农的广大阶层，假使日本卷入大战，这运动无疑将更加扩大。同时被日本军阀奴役和剥夺民族独立的满洲各地的劳动者以及整个中国的劳动者当然是更加反对这一战争的。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在日本统治阶层进行着激进派与温和派的斗争。
但是决不能说，日本军阀的侵略势力就因此不敢违反本国大多数人民的情绪，而开始新的侵略战争，特别是对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战争。
苏蒙成立互助协定
正就是为了这个重大危机的存在，所以蒙古人民共和国便提议和苏联缔结互助条约。在缔结这条约的前夕，总理阿穆尔在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委全体会议席上说：
苏联英勇红军在一九二一年帮助蒙古游击队肃清我们祖国的中国军阀势力和日本帝国主义走狗白俄温根的匪军。苏联红军完成了帮助我国人民争取独立的神圣任务之后，便回到自己的领土，在蒙古牧人的心中遗下永久的纪念。我们有充分的根据指望伟大的苏联现在将再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援助我们，如众周知，现在苏联援助蒙古独立事业的性质极为广泛而且是多方面的。我们怀着极大的满意获悉斯大林于三月一日对美国记者霍华德所作日本准备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问题的谈话。
斯大林所作的声明，给我们灌输了新的信心和力量，继续为蒙古反帝反封建革命的伟大理想而斗争。这些前提使我们坚信，日本夺取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计划是永久不能实现的。
证实阿穆尔这声明的重要证据，是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二日（即在阿穆尔声明的第二天）在乌朗·巴多尔签订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联邦政府之间所签订的互助条约。
这一条约使苏蒙两国之间自一九二一年以来所存在的关系正式地形成了。这一条约是重要的历史文件。这一条约首先是和平的文件，因为它并不反对其他国家的利益，正像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联邦的全部外交政策并不反对任何其他国家的利益一样。这条约只是规定如果蒙古人民共和国或是苏联成为被侵略的牺牲者的时候，便要被迫起而保卫自己的领土，为了不至于像满洲或是华北那样毫无保护而成为侵掠的牺牲者。凡是对蒙古人民共和国不存侵略野心的一切国家，蒙古自能维持最密切与最友好的关系。
果然，蒙古东部边境时常发生破坏国境的事件。到一九三九年，日本准备大举进攻蒙古，当年五月三十一日，苏联人民委员长苏维埃主席莫洛托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三次全会席上发表有名的演说，警告日本。
就在同年，即一九三九年夏，在蒙古边境的布尔奴尔湖畔发生形如大战的冲突，结果日军大败而回。
蒙古反封建的斗争
蒙古人民革命不仅是解除外国羁绊，争取民族解放，保卫已经争取到的独立，并且在国内，是反封建的斗争，解放牧人的斗争。
在蒙古进行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是特别困难的。这是因为有蒙古封建势力的若干内在特点，还有是支持蒙古国内封建势力的国外的政治情形。使蒙古封建势力坚韧的特点，首先是因为蒙古的经济基础是牧畜业，即产业的游牧性，因而蒙古的都市并不发展。我们知道，在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历史中，都市及其工业，都市里的自由人民是反封建斗争的主要力量。蒙古既缺乏都市，大多数草原居民既受制于封建王公或庙宇，致难于组织力量以与封建关系作斗争。第二，在蒙古，除了黑色封建势力（指封建的王公）之外，还有黄色封建势力（指喇嘛的宗教势力），它所起的作用很大，在若干时代，这黄色封建势力甚至于起过领导的作用，因为这黄色封建势力在手里集中着极大的财富，他们用宗教之名掩饰他们剥削牧人的封建之实，他们广泛利用宗教以巩固他们封建政权和自己的势力。
使蒙古国内封建势力巩固的国外政治情形，这是革命之前侵入蒙古的外国资本，主要是中国的资本，后来只是俄国的资本。这并不是工业资本，几乎完全是商业高利贷资本，就是小商人和高利贷者，他们的目的并不在于改善蒙古的牧畜业，他们只是建立手工业或手艺作坊。他们的目的只是怎样尽可能更多地获得蒙古牲畜、兽毛、兽皮等，并且以高价在这里出售日用品。做这样的生意是用不着发展蒙古生产力量的。这种生意只会使封建的压迫加强，封建者向他们所掣肘的人民提出更多的要求，封建关系的本身并不破坏，而只是保留。
例如，在蒙古的普通买卖方式，是外国人，特别是中国人借钱或欠贷给王公和庙宇，王公和喇嘛为了付债，便去向牧人收捐。有时中国商行甚至于直接担任收取封建捐税的工作。
这样，结果便是外国人对蒙古牧人的商业高利贷剥削非常密切和蒙古国内的封建关系交织在一起，而封建势力则把重负加在牧人的肩上。醵集起来用作盟旗王公经费的捐税以及运输服役，使牧人的产业破产，因为此种捐税每年为数百万蒙币之巨。除了这种捐税之外，还要许多没有名义，不用任何制度而收取的杂税，或是为盟旗的王公给中国人付债，或是给王公做赴北平的路费，或是作为军费及其他等等。
原载《时代》周刊第143期，1946年2月9日
署名：什之
下
黄色封建主义也搜刮牧人的巨大资财，奴役他们，使他们完全从属于自己。在自治时期，包格图王公的属下为数就达九万人，属于他们的牲畜就有牛马七十万只。照当时全民族的财产价值二万五千万卢布来说，其中六千万是在庙宇的手中。庙宇非但利用信徒的贡献与属下及畜群的收入，并且获得国家的物质援助。例如为了维持包格图王公和他的宫院，每年拨款达一百万蒙币。每一个王亲旗族每年获得补助金七千至一万三千蒙币。在这时期中蒙古最富有的人是拉门王公。包格图王公的金钱，为数即达俄币二百万卢布，他的畜群，宫院奢侈品等还不计在内。
在自治时期，喇嘛上层的商业活动，规模极大。他们设立了运输公司和商业公司。包格图王公特别庇护他的同乡——西藏商人，在这时期中来蒙古的许多喇嘛和商人进行规模很大的鸦片、圣物、皮毛等买卖，把自己的收入分一部分给包格图王公。归根结底地说，喇嘛教堂的财富还是从牧人身上搜刮来的。一九一一年宣布自治之后，牧人付给中国商人和高利贷者的钱已经比较少，可是付给庙宇和缴纳的捐税却更加多了。
这一艰重的经济压迫，和外国商业高利贷的剥削配合在一起，使牧人迅速破产，使蒙古的牲畜停滞，甚至低落，使其他产业部门没有发展，封建时期在政治方面是大多数蒙古人民没有权利没有保障的时期。在中国人统治之下，蒙古封建主——王公和上层喇嘛每年获得中国政府的各种奖赏和金银布匹。蒙古封建主得到这些赏赐之后，便给国库献上相当数量的金钱，一旦发生战争时必须派出完全武装的军队。因此这些特权阶级便成为外国侵略者的枢纽。当然，这些封建主并不是一国之主，一切握权的和服役的蒙古王公所出席的会议，也只解决一些细小的问题，政权，解决产业，军事，内外政策等一切基本问题起初是在满洲官员的手里，后来，在一九一一年自治之后，转移到俄国官吏之手。
封建蒙古的政治环境便是这样。
反对满清 乞援帝俄 脱离中国
这一切情形使广大群众厌憎旧的政治形式，于是人民便寻找出路，以脱离政治上无权的，经济上贫穷的处境。在民间，对于当时制度的抱怨，日益发展。这种抱怨的增涨，某些远见的黄色与黑色封建者不会不见到，他们也想脱离满清的附庸，以便自己获得劳动牧人的收入，而不必去献给外国征服者。所以时至一九一一年，一方面满清的中国官吏企图有所改革，以更进一步压榨蒙古，并由中国殖民者夺取蒙古人的土地，另一方面，中国的革命浪潮日益高涨，终至发生一九一一年十月的武装起义，蒙古的王公和喇嘛们便决定利用帝俄的帮助以脱离中国而独立，那时帝俄也正想把蒙古从中国手中夺过去，自行经营，一九一一年经沙音诺音汗提议，包格图王公在库伦召开王公和喇嘛的代表大会。大会决定请求帝国协助反对中国压迫。于是派遣汉陀·道其，且林·契米达等组成特别代表团赴彼得堡接洽。
这代表团带到彼得堡去的信，显示了蒙古王公请沙皇助蒙反清，首先关怀的，不是蒙古人民的利益，而是自己的利益。他们在信里这样写着：
以前蒙古的汗和王，是自己供奉者的主人，享有自己土地的收入，安居乐业，无所纷扰。兹者，中国官吏既将政权夺去，复百般干涉蒙古内务，特别是借口改革，移民蒙古，改变旧观，消灭当地政权。此实可悲。
由此无疑，王公们最先所关心者为自己的利益。虽然如此，他们反对满汉的压迫仍旧是符合全体蒙古人民利益的，这在争取蒙古民族独立的路上，是进展一步，不论这步骤是否是彻底。
蒙古王公和喇嘛们得到巴尔加方面的援助，特别是知道中国经过一九一一年十月革命之后，甚为软弱，于是又在十一月十八日举行会议，议决不承认中国政府的政权，宣布蒙古为独立国，由包格图王公为执政。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包格图自称为全蒙之汗。他向全国发布宣言说：
现在满汉南方各省发生内战，势在消灭满清。我蒙古本为个别国家，兹以古法发为基础，再确立为独立国家，设新政府，政权不依附他人，自行处理。兹即宣言，我蒙古人从今以后不服从满汉官吏，满汉官吏之政权与治理应完全消灭，因此，彼等均应遣返本国。
俄国革命、华军重入蒙古
但一九一一年的自治并没有使蒙古人完全脱离满洲的羁绊。一九一五年，俄华商人协议之后，中国商人又逐渐返回蒙古，恢复他们商业高利贷剥削蒙古收入的老方法。一九一九年中国军队又重返蒙古。
中国军阀迫使包格图王公签字请求中国重新把蒙古收回治下。于是中国军阀的统治，在蒙古重新恢复，并且比自治以前更加严厉。当然，蒙古的封建主并不满意中国政权的恢复。一九二○年春，徐世昌召开蒙古王公和高级喇嘛的会议，以期得到他们的支援。徐世昌并没有得到这样的支援。在会议席上，王公们都没有说话。后来徐世昌说：“我没有想到王公们是这样笨，他们只是来宴会席上大吃大嚼。”其实，并不是王公们笨不笨的问题，而是王公们不愿意违背全体蒙古人民的反华情绪，而且他们自己也不满意中国人夺取他们的政权。但是王公们并没有对中国占领者进行坚决而彻底的斗争，最主要的，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够拟定准确的路线，使这斗争获得胜利。
要懂得这个原因，应该知道，蒙古王公们当然是知道苏联十月革命性质的，他们害怕，蒙古牧人不要也学苏联劳动者的样，非但推翻外国的压迫，并且还打倒国内的剥削者。所以在蒙古封建的阵营中，关于对华斗争问题，并无一致的意见。他们有些人主张借白俄谢苗诺夫、温根等人的协助，反对中国占领者。以包格图王公为首的黑黄封建者则是动摇不定的一派。他们写信到日本去（由包格图盖章经拉克恰宫转交），美国去（经过一个美国商人），同时也写信到苏联去（经过蒙古革命派别），请求援助。
牧人自己起来革命
假使蒙古的革命牧人阶级（以苏赫·巴多尔等为代表），不自行把国家的命运握到自己的手里，不着手组织革命的力量以驱逐外国占领者，并且和苏联建立关系，那么，不知道蒙古的王公们要犹豫多久。当这一运动展开的时候，个别的盟旗和王公，自知他们封建上层是犹豫不决的，便开始加入这一运动。
这样，便从下层建立了蒙古人民各阶层的统一战线，为自己的民族独立而斗争。这统一战线，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谢苗诺夫和温根泛蒙古口号被揭穿，中国军阀和白俄占领军横行和蒙古革命游击队活动的日益加强而扩大。
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即苏赫·巴多尔的游击队占领恰克图（买卖城）之后几天，曾经做温根政府总理的甲汉子呼图赫达对于人民革命政府由恰克图发出的信，提议把温根逐出库伦，丝毫没有答复，在封建上层，开始了分化，许多上层分子跑进了统一战线的行列里。例如库伦政府在乌里雅苏台的统治者叶斯杜拒绝动员军队加入库伦队伍，因而被杀死。甲汉子因指责温根的命令而被革职，逐往科布多，他一到了乌里雅苏台便跑到人民革命政府方面。乌里雅苏台的驻守司令马克索甲普击溃喀上切夫和布里亚特人王达诺夫的白俄军队，加入人民革命政府，把自己的军队向乌兰固木和科布多推进，在那里与苏军会合，在七月底击溃巴基赤和卡萨格兰地的白俄军队。由此可见，在革命的初期，封建阶级的大部分，特别是中下盟族王公，都加入人民统一战线。
当苏赫·巴多尔的革命军队进入库伦时，包格图和前政权的其他领袖都竭力和新组成的革命政府妥协。至于革命政府及其人民革命党，早在恰克图的第一次会议席上已决定，在蒙古革命的现阶段，应该暂时与其他各党各派合作，即使这些党派能够部分地有利于蒙古的解放。这便是为什么苏赫·巴多尔的游击队占领库伦之后，人民政府和包格图订立协定的原因，并且也就是为什么把蒙古的新政权作为立宪君主政体而把一切政权与军权都集中于人民政府之手的原因。
逐渐反对国内的封建特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