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战略无疑使蒙古的牧人阶级得以在反对外国武装干涉中利用封建的分子和喇嘛。当然，蒙古的革命并不就是停在这个阶段，因为牧人阶级的利益不仅是从外国的压迫者手中解放出来，并且要从封建的剥削者手中解放出来。
显然，这便是为什么新的革命政府一步一步地着手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铲除各种各样封建压迫的形式，和从前统治阶级所享有的一切封建特权。取消盟旗的债务，废除牧人受制于封建者的一切束缚，取消盟旗借债的连保制度，取消牧人缴给封建主的人头税，取消一切人身的服役，即在革命之前，牧人须为封建主和庙宇服役。属于寺院和王公的牲畜，要和牧人的牲畜一样征捐。国家的财物都中央化，使地方封建主无法窃取人民的财物。先是废除“呼皮冈”（喇嘛教的上层分子）的特权，后来把“呼皮冈”根本取消。改组法院，施行临时法律，禁止拷打和侮辱人民，取消包格图政府所庇护的西藏商人，高利贷者和高级喇嘛的特权和专买权。包格图的民政和军政权于一九二一年革命时即已取消。自后蒙古政治形式是基于广泛的民主，由牧人从下至上地选举。建立共和国时所通过的宪法实施普遍选举权，但是从前的封建者和寺院的喇嘛是没有选举权的。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新的行政划分取消盟旗的封建割据，建立符合牧人需要的国家机关。最后，在一九二六年又以法令使宗教与国家分开，对黄色封建势力，给予毁灭的打击。这些反封建的措施并不是一下子实施的，而是逐步地，随着牧人大众政治意识与自觉性的提高，随着牧人大众自觉是国家的主人，把国家的命运放进自己手中的程度而进行的。
封建势力的反动
当然，蒙古牧人阶级的反封建斗争不会不引起封建阶级的反抗，虽然他们也曾经准备为反对外敌和武装干涉者而斗争。但是，当蒙古人企图开始斗争，非但从异族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压迫中解放出来，并且还从封建压迫中解放出来的时候，封建分子便反对革命，任何手段都用，甚至叛国亦在所不惜，开始反对革命政府与牧人政权的斗争。封建者反革命的叛国的行动，于一九二一年成立临时人民革命政府和限制包格图政权之后便立即开始。
最先举起反革命旗帜的，不是蒙古人，而是西藏入。西藏人沙其喇嘛，过去和温根很接近，是包格图的亲信之一，他的阴谋便是一例。因为革命政府剥夺西藏商人和高利贷者无税经商的权利和其他特权，高级西藏喇嘛和商人便阴谋组织武装暴动，推翻革命政府的政权。参加这阴谋的还有以前参加温根军队反对人民政府的人。但是这阴谋被及时破获，阴谋未发动即被苏赫·巴多尔亲自所领导的赤色游击队逮捕。阴谋破获之后，包格图为卸去同谋犯的责任，把阴谋详情报告人民当局，把准备武装冲突的全部责任都推在他的同伙身上。
其次是包锋的阴谋。包锋本是一个喇嘛，他在革命时期，只赞成民族解放的目的，是革命政府积极分子之一。等到牧人阶级把自己的打击放到国内封建制度方面的时候，他便离开革命了。包锋离开革命是在一九二二年移居朱虎林而与高级喇嘛发生密切关系之后。他和他的同志与温根军的残余取得联络。温根的残余以私人姿态住在库伦，在半合法状态之下继续保存枪械。包锋依赖他们，准备他们在首都举行政变，同时派代表团到蒙古去请求张作霖把蒙古收入东三省的治下。由此可见，包锋的阴谋是因为封建分子脱离革命，叛乱分子反对牧人的革命收获，为外国帝国主义效劳。革命的牧人阶级要求严厉惩罚叛国反革命的分子，所有这阴谋分子都被揭穿，逮捕和严厉审判。
包锋阴谋的断然解决，受到牧人阶级的拥护，巩固牧人的信仰，相信人民革命政府及其政党的能力，足能顺利与国内的反革命力量斗争，更加巩固牧人阶级的革命收获。但是革命的敌人并没有放下武器，一九二四年达藏又组织阴谋。一九二四年蒙古宣布为人民共和国。但是并不是普通资本主义型的共和国，而是一种特别的、人民革命的、反封建的和反帝国主义型的共和国。在这共和国里，牧人阶级是自己产业的完全主人，不许国内的财富和牧权集中在大资本家的手里，共和国是逐渐奠立基础，以过渡到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正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曾经参加革命的资产阶级同路人，以前参加革命是为了要破除封建的秩序，去除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现在为了维持商业高利贷和外国资本的关系，他便脱离人民革命了，达藏在一九二四年跑到了敌人的阵营。他的路线是使革命分子脱离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使蒙古折返资本主义的道路。他加入中国高利贷商行和汽车公司做股东，和他们一同做投机生意，使国家和牧人阶级受到极大的损失。达藏利用他在政府和党政中的重要地位，命令车毕利克部的人民偿付革命欠大生号的旧债。这实际上就是恢复中国人对牧人的压迫。达藏并且在购买军粮方面作弊，吞吃公款。他自知单是国内的反革命力量是不能推翻人民革命政权的，他经过他合伙的中国人，和中国总司令部发生关系，想依赖中国军阀的帮助，推翻人民革命政权，建立中国附庸的蒙古。但是在一九二四年八月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三次会议席上，达藏和他的党羽被揭穿，他的阴谋被铲除。
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蒙古政府国内的封建关系，采取若干坚决的打击，并且开始没收黑黄封建者的财产。反革命的封建分子利用这个机会便组织新的行动，反对人民政权。一九二九年没收了四百二十七个黑色封建者和三百零二个黄色封建者的财产。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没收了二百零四个黄色的、六百二十二个黑色的封建者的财产，在这几年中共计没收了一千五百六十六个封建者的财产，他们都是靠了剥削劳动者而发财的。在进行这些措施的时候，颇有一些过激的倾向，这些倾向是非常危险而有害的。例如人为地组织集体农场，否认游牧牧人的牲畜等为蒙古的经济基础，企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行政当局赤裸裸地压迫宗教及其他等等。这一路线是不对的，它引起了牧人广大群众的不满，使反革命分子易于动员低级喇嘛和牧人去进行反革命的行动。这些错误改正之后，政府走上正确的道路，牧人群众便立即离开反革命的阴谋者而协助政府铲除反革命匪团。但在这之前，在一九三○至一九三二年，在许多地方，反革命的阴谋分子曾经能够动员牧人进行叛乱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