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的机械化，对于全国的产业实起有极大的作用。汽车的数量自一九三二年起增加百分之四十五，电报线增加百分之三十，邮线增加三点五倍，电话机的数量增加三倍余，无线电收音机增加十二倍。
国家预算自一九三三的二千四百四十万蒙币增加到一九三六年的四千三百三十万，可以看出蒙古财政状况的巩固和发展。在这时期中，文化、社会、产业、生产的支出都特别增加，同时流通的蒙币则见减少，使通货膨胀的现象得以避免。
关于文化发展也可以举出颇饶兴趣的统计。全国国立小学校的数量自一九三二年的五十四所增加到一九三六年的七十五所。同时并设立三十一所由蒙民自行筹资设立的初级学校。此外，还有八个中学校（一九三二年为六个）和几个技术学校；师范，医科，兽医，财政商业，以及若干特别传习所。一九三三年文盲铲学校，学生共计七千二百人，一九三六年为一万五千人。全国共出版五种大报，五种定期杂志，其销数逐年增加。一九三二年之后，蒙古有史以来初次建立民族剧院，一九三五年并自行制作影片。
关于医药的发展，可以下列数字证明，医务处的数量自一九三二年的三十七所增加到一九三六年的五十五所。此外，在首都乌朗·巴多尔有十八个医药机关。经医务处服务的人民，逐年增加：一九三二年经医生诊治者为四十三万四千人，一九三五年为七十七万一千人。鼠疫、天花等从前每年死人万千的可怕疫病，现在都被铲除了。某几种人免费医治花柳病。母性与婴儿的保护现亦开始。革命之后施行若干改革的结果，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人口开始增加，革命前蒙人颇见减缩，并且被认为是“垂死”的种族。
现代文化的发展，使喇嘛教对于民众的影响降低，虽然喇嘛教在国内的生活中仍旧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例如一九三五年去当喇嘛的少年已较前一年减少百分之十三。
产业、文化和国防各部门蒙古青年干部的养成，也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在工业方面，蒙古工人的数目自一九三二年的三○二人增加到一九三六年的二千四百人，并且出现了许多熟练的蒙古工人。机械化的运输人员，几乎完全是蒙古人担任的。蒙古人的兽医自十九人增加到七十人，医药机关中的蒙古人自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增加到百分之八十。教育部的全部二百三十七名教员完全是蒙古人。消费合作社的职员，总数中的百分之九十四是蒙古人。假使以前蒙古人只是做牧人或是喇嘛，那么现在也有蒙古人的汽车夫，铜匠、车床工人、皮张工人、电汽技师、木匠、飞行员、坦克车手、炮兵等专门人才了。
蒙古人现在成为独立蒙古国的真正主人了。
蒙古人民争取独立的经过
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国会第二十一届会议席上，国会主席独克索姆——蒙古人民革命最老的战士之一，苏赫·巴多文的老战友发表演讲，报告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年来的基本政治教训。第一部分是讲述蒙古人民争取独立斗争的基本道路。第二部分是蒙古革命的反封建斗争。下面是其中的第一部分（全文为节译）。
一九二一年蒙古革命盟旗牧人游击队代表和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员举行会议，成立临时人民革命政府，当时并定出牧人革命斗争之基本任务如下：
“武装暴动的目的是在于把国家从中国压迫者的羁绊之下解放出来，并将强行侵入我国领土的武装外人肃清。”
我们祖国在满清的重压之下已经二百余年。满洲官吏，中国军阀和中国商业高利贷资本把我国的牧人阶级完全奴化了。全部国家政权实际上完全集中在这些征服者的手中。满洲封建征服者和中国商业高利贷既把握着蒙古的政权，他们自然只为自己的利益而不为蒙古牧人的利益而利用这政权。蒙古人民被贬低到奴隶的地位，被注定完全无权的命运。中国高利贷和小商人利用满洲官吏的统治权，在经济上奴化蒙古的牧人。他们用强迫的手段输进中国的货物，以高价出售，并且以低价驱去蒙古的牛羊。
于是牧人和蒙古盟旗便完全陷于这样的地位：永久还不清中国高利贷和小商人的债。单是一个大生合（译名）商行每年就赶七万匹马和五十万只羊到中国去作为债务的利息。截至一九一一年蒙古欠中国的债务约达一千五百万元，平均每一个牧户欠五百元。债务的利息有时年息在百分之五百以上。中国高利贷者并施行一种连保制度，结果整个盟旗要为个别的债户付债。所以到中国统治蒙古的最后时期，半数以上的蒙古牲畜都押给了中国人。并且这些高利贷者和小商人后来甚至于并不以取得蒙古的全部牲畜和夺得蒙古的市场为满足，他们甚至于开始把蒙古牧人的牧场变成中国地主的耕地。
满洲官吏，中国商人和高利贷者的掠夺蒙古，是蒙古破产和落后的基本原因。中国的封建者，商人和高利贷者虽有很方便的掠夺蒙古牧人的可能，但是他们并不把掠夺去的资财在蒙古投资以发展蒙古的产业，却只顾送到中国去。于是蒙古也就没有发展产业和文化的自由资本。因而蒙古也就比其他国家更加落后。蒙古人非但不能建立自己的工业，修筑道路，展开交通，甚至于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蒙古国民经济基本部门的牧畜业在满清统治之下逐年低落。满清统治的最后几年，牲畜的数量大见减少。大批牧户因进贡、捐税和高利贷的繁重而破产。这些牧人失去自己的财产，变成乞丐。
在这种条件之下，文化的发展便当然不可能了。一切官家机关的公事都用满文，庙宇里用的是藏文，蒙文并不普及。几乎全体人民都是文盲。全境没有一个在家人的学校，没有一个蒙古印刷所，没有出版一份报。
蒙古人民失去民族发展的一切可能，异族人的奴役，人民的破产和贫穷，这一切便是促使人民大众去斗争的基本原因。自从满洲统治蒙古以来，曾发生好几次大大小小的暴动和骚动，这都是反映出蒙古人民要争回民族自由的意愿。在满洲统治时代这些运动大部分是中小封建王公领导的，因为人民还很愚昧。阿穆尔桑·切定甲普的暴动，乌朗柯姆下级喇嘛的暴动便是一例。
一九一一年管理满洲的中国官吏企图对蒙古施行若干行政改革（更加巩固满汉的蒙古统治，消灭蒙古民族独立性，更加易于夺取蒙古牲畜和牧场）的时候，甚至封建的王公和高级喇嘛都认为假使不采取必要的办法保卫蒙古，在极短时期中蒙古就要不再成为一种民族了。于是在人民大众的压迫之下，蒙古王公和喇嘛便请求帝俄政府援助。一九一一年十月中国发生辛亥革命时，蒙古王公和喇嘛便利用这个机会脱离中国，并请帝俄援助。所以在中国革命之后，在蒙古王公和喇嘛的代表大会席上便宣布蒙古的独立，组织蒙古自治政府。不久，并请帝俄居间解决蒙古今后命运的问题。
自一九一一年宣布自治后的十年中，蒙古并没有能够获得真正的民族解放。在这十年之中，蒙古成为帝俄斗争的对象，后来又被白俄将军、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蹂躏，使蒙古人民受到严重的损失。
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关心蒙古人的真正解放或保护蒙古的独立，他们只是利用蒙人争取解放的意愿以使蒙古脱离中国而攫进自己的手里。
帝俄远在一九一一年之前便已经图谋夺取蒙古，自一九○五年帝俄被日军在满洲击溃之后，帝俄愈加想夺得蒙古，作今后东进的通路。一九○七年订立协定，帝俄政府使日本承认帝俄在外蒙有特权，不得损害。依照此项协定，列入帝俄政府势力范围者，计有外蒙，巴尔加，北平以西的内蒙古。北平东北的内蒙，即热河等地而南满则列入日本的势力范围。这两个帝国主义就这样讲妥了夺取和瓜分蒙古土地的办法。蒙古王公请求帝俄政府助蒙反华，大部分是帝俄政府的密探搅出来的事情。帝俄政府帮助蒙古王公，目的是在于夺取蒙古。
自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五年，中国，俄国和蒙古自治政府所缔结的条约，表明帝俄怎样一步一步地去执行夺取蒙古的计划。例如，依照此项条约，蒙古政府未得帝俄政府同意之前，不得与任何国家发生关系，甚至连中国都包括在内。俄人在蒙古不受蒙古法律管理，俄国商人所得的特权简直可以成为蒙古市场的专卖主人。帝俄政府借款五百万金卢布给蒙古自治政府，竟使该政府完全听命于它，委任官员监督蒙古财政。借保护俄国驻蒙领馆名义和改编蒙军，俄军开进蒙古，派俄籍教官在蒙古军队中。这些还只是准备步骤，假使不是帝俄参加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欧战和发生一九一七年的革命而使帝俄寿终，帝俄对于蒙古的掠夺，还要继续向前发展。革命使俄国资产阶级无法实现夺取蒙古的计划。
但是在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夺取蒙古的计划便特别加强起来。
日本为了夺取整个亚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便已经准备首先夺取满洲、华北、内外蒙。日本虽于一九○七年和帝俄政府订约把蒙古列入帝俄势力范围之内，但仍旧在蒙古积极活动，继续和蒙古王公和上级喇嘛进行谈判，使之服从日本的势力。例如一九一三年日本向蒙古政府提议建筑铁路，把相当商业和领土的权利给予日本，日本答应设法使蒙古人团结，内外蒙完全脱离中国。自帝俄政府被推翻后，日本更肆无忌惮地逐步推进对蒙政策，并且也没有遇到其他帝国主义的严重阻碍。
日人曾经企图在建立“大蒙古国”的旗帜之下一举而夺取整个中亚。建立“泛蒙古国”的组织于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由布利亚特蒙古知识分子发起，由白俄将军谢苗诺夫支持。这时，谢苗诺夫则借日本的教官和日本经费，在远东进行战争，并占领赤塔。
原载《时代》周刊第142期，1946年1月26日
署名：什之
中
日本，白俄和中国军阀相互勾结
一九一九年二月赤塔举行利亚特蒙古、巴尔加、内蒙古王公、喇嘛和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上层的会议，由聂斯·呼图赫达为主席。外蒙古的王公和喇嘛也被邀请出席会议，但是他们拒绝参加此种冒险工作，静观会议的结果如何。这一会议的真正主人是日本人，代表他们出席会议的有铃林少校。这会议议决组织政府，把内外蒙古、巴尔加和俄属布利亚特都包括在内。政府设在达乌利亚站，拥有军队二万五千人。
会议席上议决，向外国（即日本）借款以作政府与军队的经费，以金、银、食盐及其他财富交给该外国作为抵押。须以蒙古境内之铁路建筑权给予日本，期限不定。从这些初步步骤就可以证明，设立此种“泛蒙古国”是为了使日本能够攫得蒙古的一切的富源。
后来判明，外蒙古对于这国家颇迟疑不决，于是日本人和谢苗诺夫便开始准备夺取蒙古。日人和谢苗诺夫将军所领导的达乌利亚政府的军队，预定经两路侵入蒙古：一路是经过呼伦拜尔的西南门户，一路是由北面经过恰克图。为了实现这一个计划，谢苗诺夫决定请当时统治着满洲的张作霖协助。张作霖那时也是受命于日本的一个军阀。谢苗诺夫到沈阳去访问张作霖，答应在满洲支持张，以报答张支持谢在蒙古的行动。在谈判没有成功的时候，驻沈阳的日本领事向张作霖保证，日本政府承认他是东蒙和南满的独立主人，假使张作霖同意支持谢苗诺夫做外蒙的独立主人。
但是我们知道，这冒险计划完全失败了，因为不久之后，苏联的红军便击溃谢苗诺夫在远东的匪军。而且在这以前，那些曾经拥护谢苗诺夫的许多蒙古和布里亚特人物，对于谢苗诺夫大失所望，谢遂无法实现其侵略计划。
日本军阀的侵略分子眼见谢苗诺夫的冒险不能成功，便决定采用另外一个工具，即当时统治华北的安福系军阀。安福系军阀在日本压力之下，特派军队到蒙古去，由徐树铮这位将军的军队侵入蒙古之后，便铲除蒙古的自治，建立中国的军事独裁。几乎在整整一年之中，蒙古人民又受到中国军阀的压迫，遭受经济上的困难。一万五千中国军队的给养，要由蒙古牧人支持。在一九一四年蒙古自治之前在蒙古活动的中国商行，又重新回到了蒙古，要求非但要付他们的旧债，并且还要偿付自治八年来所积累的利息，以及中国商行在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年蒙古人民暴动时所遭受的损失。举一个例子来说，单是一个柯勃廷州付旧债就要付五万只骆驼。
假使当时中国本国不发生改变整个远东局势的事变，无疑，中国占领者必使蒙古完全破产。一九二○年发生新的内战，安福系在华北失势，蒙古独裁者徐树铮及其党羽不能成为执行日本意志的政治工具，于是日本军阀的侵略分子不得不去另寻新的工具，以执行日本的侵略计划。他们所挑选的是温根男爵。这位男爵是谢苗诺夫的助手之一，苏联红军在远东胜利之后，率领残兵，逃出俄国，温根受命把蒙古的中国残军逐出，由他占领蒙古。温根获得日本的指导员之后，于一九二○年九月率兵二千在乌尔噶附近出现。
白俄温根男爵占领蒙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