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世代的经验证明，他是永远只顾自己的利益，而叫农民吃亏。”——《复活》
“有时候，我独自冥想着这些事情时，就猛然恐怖地站起来，戴上帽子去看看田里的情形怎么样。我让我的良心有责任去警告他：人们是在如何谈论着他的行动。”——《呼啸山庄》
“德拉高斯太太一看见丈夫由一个宪兵陪着来，立刻大吃一惊，她放声大哭，接着就破口大骂起来。她的婆婆也跟她一样，和她的抱怨呼应着。‘不要哭啦，我还没死。’德拉高斯被她们哭得有些发火了，‘我连为什么叫我去还不知道呢！’”——《起义》
显然这些段落被她重视，让小说代替她去矛盾去苦恼去绝望，比白纸黑字直抒胸臆安全。在此之前，她曾一二再争取入党，诚心实意向党交心，笔记本上的反省都情真意切，我爸的事板上钉钉后，她才死心。
此后20年，我妈绝大多数时间像个多余的能干人，出现在机关行政部门杂七杂八的位子上。1966年元月6日的工作笔记是机关职工自行车登记，包括自行车拥有者姓名、车型号、牌照号等，吸引我的是那些车的类型，除了当时普及的国产永久、飞鸽、凤凰，居然还有注明日本、匈牙利、苏联、英国的自行车。很难读懂这段记录，从中我看不出妈当时的准确岗位。一年前一章“汇参加四清工作人员工资”的工作记录，就能看出她当时在做出纳。再往前推两年，距今已40多年了，机关建职工宿舍，派我妈去做最招人恨的拆迁杂事。圈地中的老住户被挤到高墙外，那个时代新潮的单元住宅大楼起来后，一年里大部分时间将挡住他们矮屋的阳光。有几户强硬者誓做钉子，分管领导见进度缓慢，便授意妈如何对人家软硬兼施，还信口开河，许诺给最硬钉子几间新房。领导手下不止我妈一个人，但我妈最好使唤,就她不能对组织说不。住宅建好后，高墙下开了道小侧门，上班或去市场，那是条捷径。我妈很快就不敢独自从侧门进出了，侧门外是两三步宽的小巷，巷子左右一家挤一家的拆迁户都认得她。L大爷能说会道，见妈路过就堵着喊，某老师，你说的给别个几间洋房子得嘛，咋个的喃，要不我们搬到你屋头去住要得不！大爷专拣劲儿大的话，挑起群情激愤，妈像过街老鼠浑身惊恐无处闪躲，逃出巷子还抖得收不住。她只好选择放弃捷径，要不就把我妹推前头，先探路，她再随行。我妹打小就长得高，性格像男孩儿，妈也不客气，经常拿她当男孩子用，L大爷显然小看了这个个头接近17米的小姑娘。在他又一次放肆羞辱我妈的时候，妹的拳头差点儿搁到他的鼻子上，平时起哄的人赶忙两边拉，妹不肯罢休，伶牙俐齿一番敞骂，中心意图无非要人家搞清楚，你们找错人了，我妈只做活路，不管事。妹成功地转移了矛盾，解除了妈的出行危机。前不久我和我妹还聊起这事，她说那阵的人多纯善的，受了欺负遭人哄骗了，最多就在侧门外头吓你一下。说到L大爷，她有歉意，为了保卫妈，只有对不起他老人家了。
不务正业的日子长过了20年，1979年母亲因父亲恢复清白，才得以归位，到复刊的《星星》诗刊当编辑。那正是中国诗歌和诗人的风流年代，喷薄无羁，各自妖娆，人们的情感特别明亮特别松弛，一首《我不相信》可以引发数百人如雷般齐诵的震撼场面，而《致橡树》则在俭朴婚礼中，一再被新娘们泪眼婆娑拿来做誓词。《星星》在新声剧场搞诗歌朗诵会，北岛、顾城、舒婷、叶文福等悉数到场，追捧者来自全国，剧场爆满，窗户上爬满了人，不得已请出警察维持秩序。我妈的专业本事基本被废了，面对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诗歌盛世，她的感受、眼界和判断力大大不够用，好在那时《星星》兵强马壮，像白航、流沙河这样的编辑大家和老牌诗人，都顶在一线，保障了刊物的权威品质和地位，我妈的编辑任务稍轻，更多扮演管家婆角色。
女人做事，无论大小，都忍不住带出母性本色，何况我们家那些年聚少离多，供她发挥的场合毕竟太有限，她便把往来诗人当成了自家亲人，喊小W“老幺”，喊马加“乖儿”，喊天琳“妹子”。见柯愈勋打个光脚板，硬要塞钱叫别个去买双胶鞋。北岛上飞机前，她还忙慌慌买了一袋新鲜豌豆尖让人家带回北京。她总是不打招呼就领了谁回家吃饭，吃饭的人好些后来名震中外，名震中外了人家还记得她，记得我们家餐桌上的萝卜连锅汤。
以至我一碰到她那个圈子，听到的介绍都是“婆婆的女”，“婆婆的女”有点儿通吃的意思。到宜宾开会，诗人张新泉问我想吃啥，我说煮鸡蛋，他马上煮了10个送来，大热的天，吓得我放下会议伙食，熬更守夜，赶在它们变质前将它们装进肚子。
母亲在她85岁那年的春节静悄悄地走了，终其一生，也没能消化父亲带给她的全部生活。她天性乐观宽厚，待人善良，同时又敏感紧张，深藏余悸，尤其最后那几年，虽有妹妹一家的百般照护，还是未能摆脱内心惊恐和狂躁的纠缠。她看似不经意地讲起一位老朋友，延安时期的老干部，50年代因同情知识分子，摔了大跟斗，以后几十年踮着脚尖走路，在人前从不多说一句自己的话，弥留昏迷中，竟多次高声惊叫，又来抓我啦！母亲要强得厉害，她说我才不怕来抓我呢。
她绷得紧紧的，紧到断裂声响起，但她从不抱怨跟父亲捆挷在一起的命运，至死对这个博学刚直的男人都心怀骄傲。
癌病房
今晚行色豪华
这些年我不断出门，拉了不大不小的箱子，挎着包，穿戴宽松舒适，顶一张用极在意脂粉貌似不经意小动过手脚的脸，一圈两圈反锁家门，独自外出旅行，俗称瞎晃荡。
今晚出门行色豪华，有人陪，有人拖箱拎包，有人的手机快被忧心忡忡收集的资料挤爆了。此人是钢哥，4小时前匆匆从南方城市赶回来送我，去癌病房，10个小时后，我将上手术台。
本想等女儿，她的飞机从北方城市来，晚点，估计到站已是夜里11点后，再去病房折腾他人，于心何忍。一房三床位，我居中，名号2床。
我和钢哥蹑脚轻手溜进去，室内灯光突然大亮。靠墙1床的丈夫从凹凸纤瘦的陪床上欠起身子，憨厚一咧嘴，半躺的妻子一身粉底红花睡衣裤，笑声沙哑爽朗；临窗3床捂着被子，露出一颗光光的脑袋，声音高亢激越，吐字急速紧密，却难以听清楚一行完整句子。1床和3床家乡相邻，以后1床主动做了我们的翻译。1床乐不可支，你终于来了，白天化疗的人多，一张床挤两个人，多热闹的，晚上就我们两个，好冷清哦。1床和3床你来我往，争相打断对方的话，询问我的来路，病、手术、家住哪儿、娃娃喃、有单位的人嘛、能报销好多钱……
钢哥及时化被动为主动，把话转贴到她们身上。二位与我同症，都已手术，俨然血战中带伤归来的女侠，洒脱又真实，宽慰我，丁点儿都不痛，莫得事，睡一觉，该割的割，该掏的掏，睁开眼睛，医生啥子都给你弄干净了。她们像在谈论杀年猪。
3床的光头证明了她的资深，手术嘛，快当得很，上了化疗，才晓得锅儿是铁倒（铸）的。1床不惧威胁，很肯定不用遭那罪，不做化疗，拆了线就回家，她说我的癌轻。
1床的丈夫自那一欠身后，无声无息，连坐姿都没变过，直到猛一炸裂的惊叫从病区另一头凄厉地冲过来，妻子提着引流袋翻身下床看热闹，他才拔屁股撵上去。
早知道大半夜还这么生龙活虎，真该等等女儿。
我也癌了
一切都来得太快，24小时之内，在机关的例行体检中被操纵彩超的医生明确告知，乳腺“情况非常不好”，有包块，“不是良性”。马上联系医院，找专科医生，再做深入检查，无误，与医生坐在他瘦长的办公室里，谈治疗方案。8楼的办公室通风凶猛，小雨逼挤进来，飕飕作响。医生每一口烟都吸得深，松散的烟灰一截截被他弹飞，想事儿和累了，熟练吸烟人都这样。估计他是累，他是这个专科的头一刀，有在德国学习的经历，擅长早期乳腺癌的诊治和术后乳房重建。据说夜半三更，还在网上回答焦躁的患者或家属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外行的、久病成医的、钻牛角尖的、要死要活的……
医生提出两个手术方案，一即传统方法，是癌就大切除，从胸到腋窝甚至累及面更宽，这占中国患者选择80%以上；二是全力争取提高术后生活质量，除恶保善，做乳房再建，这在西方已是极普遍的选择，占患者约64%，医生在德国遇到的最年长的术后乳房再建者，93岁。
我对93岁的老奶奶肃然起敬，但还是选择了与绝大多数中国患者站在一起，理由坚定，我对形体已无奢求，只求安全。医生完全尊重我的意见，一个多余的字都没哼，私底下却对我朋友讲，他本想为我做重建术的。我当时不能理会他的用心，傻呵呵顺嘴一溜，这也算问题，不是有义乳吗，大杯小罩，总有一款适合我。术后醒来，我用手试着去摸被绷带缠得硬邦邦的左胸，像摸在一块与我八竿子打不着的皴土上，扁平的麻木让我一时不敢久留。第二天被催着下地活动，头重脚轻晃去护士站，一过磅，减肥15公斤，瞬间抑郁，难道我曾丰乳？半个月后，我在自家浴室的镜子里，第一次看到了术后左胸，早就给朋友发短信称，将坦然接受和适应失去女性身体的一部分，但还是脑门发懵，心动混乱。钢哥用很烫的毛巾擦洗我，躲过被纱布敷衍盖着的横一道斜一道竖一道的伤口，漫不经心说，我可以在家头给你换药。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为这话流出了大滴大滴眼泪。
我开始想念我多灾多难的乳房。15岁那年，意外检查出右乳里长了乒乓球大小的一个肿瘤，医生冷漠地问，乳房一边大一边小，都不晓得发育不对哇？我哪里懂这种高难度的性问题，以为两边轮番发育才正常呢。当时除了手术，没有更先进的手段事前验证肿瘤善恶。父母都在大邑安仁镇“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全封闭被“文化革命”，安仁镇有著名地主刘文彩的庄园，学习班最诡异的死亡是著名电影演员冯喆自杀。那边形势严峻，父母请假不准，我自己去医院，草草签下了手术书。那时的人火气旺，革命或江湖都号称文攻武卫，实际上经常使武攻教训对手，医院成天乱哄哄的。从急诊大厅到住院部走廊，抬眼就是血糊糊横竖摆放的身体和怒气冲天的含愤战友。实施抢救的医生正是接诊我的医生，用血手指戳着我的签名，厉声告知，要是恶性，只有把这只乳房都摘了哈，那不是桃子，摘了就长不出来了，你要想好。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场合，发布比手术器械还掷碰凛冽的术前通告，围观的含愤战友顿时清风雅静，津津有味听医生警告一个黄毛丫头乳房的前途。我悲愤交加，恶狠狠在心头发誓，摘嘛摘嘛我叫你摘，摘干净了二天我到北大荒去当知青，一年四季都穿棉大衣。两个同龄男女朋友天天来陪我，对他们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底气已薄，一只乳房的存亡，在我，比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事大多了。
手术中，隐约听到血手指说，她还年轻，还要当妈，注意保护乳腺。我很幸运，那是颗纤维瘤，良性。
这次就不那么走运了，这次光是要签字的术前告知文书就一小摞，医生问你丈夫呢？在外地。子女呢？也在外地。他们晓不晓得你这些情况？暂时还不晓得。
文书厚实精细严谨，招呼打得无缝无隙，麻醉、用血、药物反应、镇痛磅、导尿管、冰冻检验……甚至有可能第二次上手术台。医生耐心又通俗，讲完我明白了一多半。24小时里，我没上网，拒绝与乳腺癌有关的所有信息，把空白愚昧的自己交给科学，交给专家，态度端正还拣一大懒。我陪护过做同类手术的女友，见识了她谈化（疗）色变的痛苦治疗，也和她同去欧洲旅行近两月，她背包行走的速度和每天读书的速度，我都赶不上。她不是仅有的例子，一个94岁曾患乳腺和子宫癌的老太太，携病体快乐敏捷地生活了几十年，前些天还在最小的外孙女婚礼上，甜蜜请求，明年亲手抱一抱她最小的重孙。榜样在前，成多路纵队，凹胸失乳，仍气度非凡。我相信这手术的成熟度，相信医生，痛快地一页页签下自己的名字。
我问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医生说终身治疗。
包括永无终期被口耳相传妖魔化了的化疗放疗。
我接受。
医生微笑着问我，不紧张嘛？
不，真的不，它选中了我，总有它的意思，我能做的，就是接受，然后想办法，解决它，你能帮我，对不对。
能做的我都做了，“不是良性”没有轰退我，但也一度走神，开着车差点儿冲撞红灯，那时我不断拨打肿瘤医院老友的电话，总说暂时无法接通。回到家，煮了一大碗青菜面条，按最讲究的四川素面，配了9种调料，这一天，把我饿安逸了。
不能剥夺我们的知情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