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雨季之初，江水还不是很大，江中有些地方甚至可以站直脚跟。对于那位中年女士来说，显然这不是她所熟悉的环境。在离岸边不远处，她终于被数名紧追在身后的比郎扑住了。
站在堤坝上的一众傣族男女放声大叫着欢呼起来，那几位陌生人此时却紧张得直哆嗦，面色苍白欲哭无泪一脸的绝望。
很快，那位中年女士被数名比郎扭着上了江边的沙滩。
站在堤坝上的傣族人都欢呼着冲了下去，紧紧围定了浑身湿淋淋的这一众人。
与那位中年女士同行的另外几人，此时只默默地看着眼前这一切。突然间镇定了下来，但也掩饰不住脸上彻底的绝望。
谁也不知道的是，就在这时，江对岸木姐紧邻国界的公路上，早就悄悄停着一辆汽车。
这天下午，这一行陌生人就被扭送到了瑞丽县城有关部门。
据说，到了县里以后，那位中年女士只有一个要求：“叫你们县委书记来。”
或许是这口吻显得有“来头”，县委书记很快便赶到。在得知面前的人的确是县委书记后，那位中年女士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话：“我是某某某的女儿。”这个某某某使得县委书记大吃一惊。
当天，瑞丽县委连夜将此行人送往了昆明，有数辆全副武装的车辆护送。据说，沿途党政军都接到了高级别的安保通知。
据说，这行人中那对中年男女是夫妇，那对老年男女是她的公婆。那位年轻些的男子身份不详。
此事后不久，不过几个月，在雨季后的一天，北京传来了彻底粉碎“四人帮”的消息。
后记这故事“基本”是真实的。这么说，是因为这是当年事发后的口口相传，所以有若干“据说”，而也只能是据说。尤其是那辆停在国界那边显得有些神秘的汽车，据说是专门来接应的。还据说，若“四人帮”不被粉碎，那么，下一个受迫害的就是“她”和“她们”。“她”的父亲于1969年11月13日在河南极其屈辱地含冤离去，有良知的中国人都记着他。
后来，有关方面以此为题专门拍摄了一部纪录片，以表彰那几位傣族比郎女民兵。
初涉江湖凶险：
那年我17岁（一）
1971年7月1日，一夜之间我就突然改变了身份，成了肩负着屯垦戍边重任的支边知青，陡然间就光荣得不行。7月2日，我登上知青专列，踏上了几十年以后被修饰概括为“光荣与梦想”的旅途。
初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7月9日下到连队，10月中旬便被调到团部。
到团部不久，我就接到了一项非本职工作的工作，那叫任务，而非仅仅工作的概念。
那天午饭后，我们一行十多个男知青从团部出发，徒步40多分钟后走到瑞丽江边，然后乘傣族老乡的渡船过了江。
我们到达的江边对岸就是姐告。姐告为地名，面积仅为19平方公里，背靠瑞丽江，三面皆为缅甸。那时的姐告，只有由一个傣族寨子（即生产队）和兵团组成的一个连队。这个连队直属团部，为全武装连。按当时建设兵团建制的配备，团属下各营连队皆配备一个武装排，连以上干部皆配备枪支。而唯独身处姐告的团直属一连是全配置，其武器配置与当地边防军同，由此可见其重要性。姐告对面是缅甸边境重镇木姐。
在团部出发前，我们被告知了任务的内容：以个体泅渡的方式将放置在江对岸的木头电线杆运送到江这面。“泅渡”，对我们这群十七八岁到二十来岁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玩儿也很有趣的事。
团部警卫通讯排徐排长早就在姐告江边候着我们。见我们到了，双手叉着腰开始布置任务。
徐排长是个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的现役军人，云南籍，估计那时也就二十八九岁。他一脸的严肃，指着地上一大堆横七竖八的粗大的树干分派：“看清楚了，这是下一步架设电话线的电线杆，每人都必须拖两根，拖到江对岸你们就不管了，等车来拉。还有，跟你们讲清楚，这些电线杆虽说是木头的，但是有的下到水里是要沉的，很重。所以，你们在下水前要搞清楚，先在江边试试，两根电杆为一组，一根是要沉的，一根是不会沉的，两根搭配好了再用铁丝捆绑扎实，否则都是要沉的你们就拖不过去。这些电线杆今天必须全部运送到江对岸，按团部的命令，马上就要开始架设电话线了。”
听徐排长这么一说，我们这才多少有了些任务艰巨的意识。但是，年轻，必定气盛；而气盛，则无所畏惧！
于是，我们嬉笑着跳进江边浅水处，把电线杆抬到水里，然后开始一根一根地做着沉浮试验。
那些粗大的木头电线杆都是从缅甸买来的（严格地讲，叫作非法走私），木质坚硬且根根笔直，每根的长度都在10米开外，直径均在30厘米左右，否则就做不成电线杆。
待试验好，徐排长帮着我们把两根一组的电线杆用粗铁丝捆绑好，然后一声令下：“出发。”
我们分别在浅水处下了江，按照徐排长的交代，我们还必须把电线杆逆向拖到50米以上的“上游”，这样在泅渡过江时才可能相对准确地到达对岸渡船“码头”处。
待我们都下了江，逆向涉水了一段距离之后，徐排长才抱着一大堆我们脱下的衣裤上了返回的渡船。
渡船到江中心时，遥遥地，徐排长对我们大声喊：“我先回团部了，你们的衣服就放在江边……给你们留了两壶米酒……你们自己回团部……”
徐排长的喊声在江风中被吹得很遥远，隐隐地传到在江水中和木头电线杆一起漂浮着的我们耳里。此时我们才明白，狗日的！我们将独自在江里拼搏。在那一瞬间，我们的心里突然有种被抛弃的感觉。
回想起那次泅渡，我必须仔细回忆其实记不大清楚的如下一组资料：
年代：1971年11月底或12月初
时间：某一天下午约2：30-3：00之间
环境：作为毗邻缅甸呈不规则半圆形版图的姐告，背靠瑞丽江而三面与缅甸接壤，距缅甸仅一步之遥。在江中若不慎或因体力不支而被顺江冲下去的话，仅需二三十分钟就会被冲到缅甸，瑞丽江的下游，将在缅甸境内汇入伊洛瓦底江。
天气：从中午就开始下起淅淅沥沥的小雨。虽说是亚热带，但毕竟是在冬季。云南民间对天气历来有一种说法：下雨当过冬。
江面：就我们负重泅渡而言，江面宽度是必须提及的一个重要参数。那天江水特别大，而所谓码头渡江处这一段也是江面最宽的一段，加之江水的冲力，我们乘坐渡船单边渡江时间接近一个钟头。
在这组也许并不能称其为资料的资料的前提下，我们下了江。
那天很冷，天色也很暗，阴沉沉的。这样的天气里本就很冷，我们在江水里泡着更是感到异常的冷。
同行者中，最年长的是北京知青老高，他是北京十三中高68级的，也是我的班长，和我住一屋。老高在水中时不时地叫喊：“哥们儿几个，千万别落下，实在不行了就把电线杆给他妈扔了，安全第一啊！”大家在江水中相互含混应答着，一边漂浮着也一边相互观察着。我们都明白，这是真正的要命的关键时刻，谁也不能落下。如果落下了，即便是不淹死也得被冻死，最关键的是不能被冲到缅甸去。
我们这群在如今城市里还被称之为孩子的年轻人，就这么泡在冰冷的江水里，死死地扒拉着沉浮不定的电线杆，尽可能地聚拢在一起，随波逐流。
江水中有人猛然喊：“老子日你先人的徐排长！”
有人跟着叫骂：“狗日的一贯梭边边。”
“梭边边”在四川方言里，是指“龟缩到一边躲着”的意思。在以后持续的“任务”中，我们都见识了这位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的现役军人徐排长“一贯梭边边”的做派。
“我操他妈的徐排长，就这么把我们给扔啦！啊？回去不骂这臭丫挺的我就不信了我。”这是大卫在开骂。
“都别他妈胡叫唤了，保存体力！”是老高的一声断喝。
老高提醒了大家，我们必须保存体力。一旦体力不济，后果将不堪设想。
从江边下水，离岸约有20来米距离的江水只齐腰深，但过了这段就深不可测。
我们无奈地漂浮着，紧紧扒拉着一沉一浮的木头，渐渐的，我们几乎也成了木头。此时，谁都不再说话，不是为了保存体力，而是谁也说不出话来。嘴唇哆嗦着，牙齿间也一直发出“嘚嘚嘚”的碰撞声。
我们都在心里默念：“坚持住坚持住……”
天色越来越暗，原本阴着的天开始变得异常昏暗阴沉，江面上有江风混合在江水哗啦啦的声响里阴惨惨呼叫着刮过，岸边的景物也逐渐模糊起来。
瑞丽江边顺着堤坝是一长排郁郁葱葱长势特别美丽的凤尾竹。往日里，无论是在清雅的玫瑰色晨曦中还是在浓郁的橘红色晚霞夕照时坐在江边静静地观看，凤尾竹在微微的江风中悠悠摇曳，那是一幅极其美好极其幽静的图画，你甚至想把自己也融进去的，而此时，江边的凤尾竹呈巨大的横切面块状黑压压地迎着我们压过来……
终于抵达了，我们疲惫不堪地将那些该死的木头连同自己如木头般的身子统统搬上了岸。然后，我们一个一个地倒在还残留着微微暖气儿的草地上，每个人的身边是和我们一起倒在地上的木头电线杆。
不知在地上躺了多久，也不知时间，总之天色已经完全黑了。
趴在地上时，我们看天色估计此刻的时间至少是晚上7：30。也就是说，我们即便是在下午3：00下水，到此刻上岸时，在冰冷刺骨的江水里也至少泡了四个半钟头。
1971年底的那天，雨中的瑞丽江边上只有我们十多个人，每个人的身体都是青紫的，谁也说不出话来。陪伴我们的，除了寒冷、疲惫、无助、孤独以外，还有饥饿。
但是，没有死亡的恐惧！
初涉江湖凶险：
那年我17岁（二）
当冰冷的身体用趴在地上的全接触方式吸尽了残留在地表上的最后一丝热量之后，我们就再也找不到任何可以让我们再温暖些的理由了。
江岸黑暗里的一隅，是一堆胡乱堆放在一起的衣裤，我们知道，现场也只有这一点物质是属于我们的。于是，我们相继爬起了身。
赵瘸子猛然大叫：“我操！不是说还有酒吗？”他大叫着开始用眼睛搜寻。在那堆衣裤旁边，躺着两只很旧的军用水壶。像是被陡然间充了电，赵瘸子双眼立即闪出绿色的光，敏捷地将自己弹过去，略一哈腰一把就将水壶抄了起来，随即迅速拧开水壶盖往鼻子底下一晃，然后兴奋地对着大家叫：“快来快来，喝酒喝酒，赶紧暖暖身子呀！”还赤裸着身体的众人赶紧跳着把嘴伸过去。
只有我在犹豫，我历来滴酒不沾，也不会喝酒，但刚到连队不久的一个夜晚，我曾大醉过一场，而且醉得异常厉害，这事第二天便传遍了全营。据连队同学说，那次我喝下的酒估计有半斤多，而且大醉后提了把匕首踉踉跄跄地就朝连队食堂冲去。一直紧跟在我身后的同学想拉又不敢，怕被我手里的匕首误伤，直到我跌倒在水沟里，同学们才围上来夺下匕首把醉成一摊烂泥的我架回宿舍。据说那天晚上我几乎呕吐到天亮。待第二天中午我清醒过来，有同学问：“你醉得那么厉害，还提着刀往食堂跑干啥子？”我说我什么都记不得也不知道，倒是有人揭发似的提醒说：“晓得了，他吃晚饭的时候才和食堂那个龟儿子上海知青吵了架，好在没打起来。”于是众同学都点头，说就是就是，你娃是不是想去打架哦？
那天醉倒了8人，我是其中之一。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醉酒，也醉得很意外，本来是去劝几个想家想到痛哭的同学别喝酒的。
这时，老高拿着水壶走过来对我说：“你还是喝两口吧，是米酒。好歹也暖暖身子。”于是我喝了两口。
燕生拿着水壶，刚喝了两口就被呛出了声，他颇为夸张地在原地蹦跶了几下，突然叫：“我他妈实在喝不进去了。得，咱用酒擦身子得了。”说着，举起水壶就往身上倒酒。在那一刻，燕生的举动不啻是一项重大发明。我们几个不会喝酒的人也学着燕生往身上倒酒，然后在冻得青紫的身上一阵胡乱地揉搓。
不一会儿，酒没了。我们也都浑身酒气冲天的基本披挂完毕，穿好了本来就很简单的衣裤。老高说：“走！回团部。”
黑暗中，不知是谁在说：“喂！哪个提这两个水壶哦？”
大卫站在我旁边，扭头就骂出了口：“我操他大爷的徐排长的水壶，给丫扔了！谁爱提谁提。”
有人立马就扔了出去。
远远的，江边的沙滩上，传来两声紧挨着的沉闷的响声，那是徐排长的水壶。如同扔了我们似的，我们也将那两只军用水壶给扔了。
攀上江边不算太高的堤坝，我们下意识地站住，回望泛着一片片起伏不定的光亮的江面，顺着江再往后看去，黑黝黝的山坡后显现出模模糊糊的橘红色的灯光，那里是缅甸边境重镇木姐。
“走吧！”老高在黑暗中沉声说。我们开始沿着堤坝向回程的路进发。此时的我们，刚恢复了些体力，但随之而来的是饥饿。
已经记不得中午吃过些什么了，顶了天去也是些米饭和略带些苦涩的青菜。那时，我们几乎都是以青菜度日。还好，有如今已经绝迹了的只有当地才产的傣族大白谷，亩产仅两三百斤，古时为贡米。空着口吃我们也可以吃出香喷喷的恶狼般的食欲来，但毕竟缺少了油荤。
当饥饿开始固执地在我们体内不断折腾时，我们都很绝望。离开了冰冷凶险的大江之后，饥饿就成了我们最大的问题。最关键的是，在江水里已经耗尽了体力的我们还能坚持多久？那已经不仅仅是行进的障碍而是严峻的挑战，挑战我们到团部的40多分钟的路程。
从姐告往回走，那路是大家都熟识的。我们不久就下了堤坝，沿着小路继续行进。
一路上没有谁再说话，只有暗夜里阴惨惨的风在撩拨着我们，也吹散了我们满身的酒气。我们彼此间几乎都能听见对方“咚咚咚”的心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