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春节前后，贾平凹大红大紫，大悲大苦，大是大非。围绕他的第一部城市题材的长篇小说《废都》以及家庭变故，几乎全民卷入了大争论，有人说他的作品深刻，有人说他的作品浅薄；有人说他的作品形而上纯美，有人说他的作品形而下肮脏。爱屋及乌，因文及人，有称他为中国没落士大夫的，也有人说他是沉沦者，甚至有人骂他为大流氓。对此，原本沉默寡言不爱讲话的他不得不去应酬而说了许多话。
说话的形式有多种，有答记者问的，或与编辑、读者的通信，或与评论家、文友的谈话，也有一些序文、读后感。当然不平则鸣的他也有感而言，写了不少散文随笔。这些对广大读者了解众说纷纭、褒贬不一的贾平凹及其作品显然都具有释疑解惑的作用，亦可作美文欣赏。遂产生了编选一部贾平凹散文随笔集的念头。告贾平凹，平凹谦辞，认为写得不多，缓缓再说；再说这几年散文随笔出版热，重复出版浪费资源的现象愈演愈烈，受到了批评。
一晃半年过去，化名“龙安”住在西安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贾平凹一边熬着中草药，一边思索着社会人生，一边在稿纸的背面书写着，于是便陆续有了《说家庭》《说孩子》《说美容》《说房子》《说请客》《说花钱》《说生病》《说奉承》等一系列“说”文，并空前绝后地在影响巨大的广东《家庭》杂志上开了专栏，陆续发表了这些精妙的“说”文。计每篇千把字的“说”文稿酬高达3000元，创当时文坛之最，影响广泛。其他报刊也纷纷转载或选发了他的一些随笔和采访答问录。儒商刘兆英会同陕西旅游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名为《四十岁说》的贾平凹随笔集，虽编得仓促，薄薄几万字，却如一股清风吹遍古城的书市书摊，又一次掀起贾平凹散文热，使贾平凹散文鹊誉再起，以致许多读者认为贾平凹的散文胜于小说。但该书毕竟太薄，平凹不满意，广大读者也不过瘾。
1994年7月14日，正是世界杯足球赛如火如荼的日子，我冒着酷暑，和妻子来到平凹家，孙见喜、某书店黄经理等人在座。谈起平凹散文随笔新作的影响，建议他将近两年的新作好好选一本。在座的孙见喜快人快语，提出由他责编，在他们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在座的黄经理也附会叫好，并乐于承担此书的发行和销售，并当场拿出10000元预付给平凹。也许缘于身体康复，心情好转，也许碍于众人情面，不好推辞，也许缘于10000元现金，不要白不要，平凹爽快首肯了此事，并委托我和孙见喜收集编选。
当时我的想法是要编就编本平凹大散文集，之所以强调大散文，固与平凹当时在其主编《美文》杂志社提倡和实践的大散文观相呼应，也受当时出版社的历代文豪大师们的文集、全集的影响。我们过去看到的多是精而又精，纯而又纯的作家选集，以为大师们就写了那么点东西，就是这样的写法，误以为那些东西就代表了大师们的创作，囊括了他们的文学成就。其实不然，除了我们以前看到的选集上的那些东西外，大师们还有大量的尺牍、书信、日记、游记、奏折等等多种多样文体的东西，使人深感林容万木才会茂，海纳百川方能阔。
而1993年之后的贾平凹除上述所说的散文随笔源源产生外，还发表（及未发表）了许多的讲话、发言、谈话、对话、答记者问、与编辑通信、和评论家讨论，以及序言、画论、书评、读稿人语、发刊词等内容十分丰富的东西，题材和体裁多种多样，是其他散文集（包括平凹以前的散文集）所不可比拟的，不少题材和体裁也是以前所没有的。
1994年7月22日，我夜访同院的老孙（见喜），商谈平凹散文集的编选，达成共识，分头收集刊发和未发的平凹散文随笔等各种题材和体裁的文章，由他拉列目录。
7月29日，和孙见喜初拟出贾平凹散文集目录，共50篇，约15万字。
准备再选些，达到20万字左右为宜。
于是我又去陕西人民出版社资料室收集了一些两年来平凹在报刊上发表的散文随笔，还翻箱倒柜找出了平凹未发表的新旧之作的复印件，如《我所认识的几位编辑》，虽是旧作，但未发表，是上海的唐铁海先生提供的。整理之后，拟了一个目录，请平凹过目。平凹对目录及文章作了调整，又补充了一些遗漏的新作和答问谈话录，还把一篇刚草就墨香犹存的《游笔架山》加入其中。后来应约把他和《三秦晚报》（后改称《三秦都市报》）记者的答问录作为代序，把他在陕西文艺、书画等各界为他举办的创作20周年纪念会上的答谢辞作为后记，并斟定书名为《坐佛》。
当年11月初，《坐佛》出版问世，分平装、精装两种。平装印数版权页上写的是1.7万册，实为3万册；精装印数版权页上写的是4万册。印量如此之大，堪称畅销书，事实上西安及全国各大城市的主要书店都很快征订了此书。作为策划人之一，我也得到15本样书，很快就被要光，后来又讨得或蹭得几本以应付亲朋好友。有的看后很有启示，与我交流；有的对疏漏表示遗憾，希望再版时补上。西安仪表厂的施金昌厂长看后在扉页空白处留下了数百言的读后感，反映了企业家（儒商）与作家的共识和同感。平凹对《坐佛》的编选和设计满心喜欢，对编校和印刷质量也较为满意。他还讲，他的样书也供不应求，除亲朋好友反映普遍良好外，一些评论家和读者也来信或著文表示肯定甚或赞美。因小说近作受尽訾议和非难的平凹说起这些不禁露出欣慰之色，绽开难得的开心之笑。
但是，半个月后，即11月16日却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坐佛》在宁夏某印刷厂印制时被查，因无准印证和入境证明，被疑为非法出版物。据悉，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发行处已掌握证据，并到五环书店没收40本《坐佛》，其他的也要封存。
12月5日，平凹得知《坐佛》出事消息，问孙见喜。孙说没平凹的事。平凹说只要没有我的事就行。平凹经事经怕了。
12月7日，发行处王处长约我谈《坐佛》，看来坐佛坐不安宁了，人岂能安生？当天我的日记写道：
王处长说他上午和黄毅谈过了，黄毅说我参与策划，想了解些情况。我说仅提供一些稿件，后来的事一概不知，出事后才知一些情况，据我所知和推测，并非盗印书号，黄毅作为一个女性和国家干部，无此胆量这样做。若盗印，何必要交管理费给出版社，这不是贼不打自招吗？！再说出版社未给书号为何要给（黄毅）开发行证明呢？！出版社疯了吗？王处长说要拿出关键证据，即出示书号和排印单的证明，不然不足以说明问题。我以为此事的出现也与那一阵书号稀缺有关。限制书号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每年扫一次“黄”打一次“非”，搞突击行动，而缺乏长期有效的管理。致使扫过之后，“黄”“非”又卷土重来，且更疯狂，比上一次更厉害。王处长也认为应加强长期管理，搞稽查队。认为要堵源头，出版社是龙头也是“黄”源，主要出在卖书号上。我认为编、印、发均要大整顿、大换血，纯洁队伍。要考试录用，持证上岗。不懂文化而经营文化，怎能有好结果呢。
当晚到孙见喜家与孙和黄毅谈《坐佛》处境。孙说他一直未给省局图书处写报告，后由陈社长与李处长谈。
黄讲：陈社长与老孙让她去广州回避，由他们和局里有关部门谈。未料是这种结果，把责任全摊到她的身上。
孙说：莫急，不要把头往人家刀下放。黄讲：人家已挥刀过来，咋办？孙说：软磨，润滑。
我说：关键要拿出证明，证明其非盗号的非法出版物。澄清是非，弄清真相，还事情本来面目，比现在的定性要轻得多，处罚也会轻得多。
孙说：就是把书号弄错了嘛。我说：要说清，有证据，目前已有“盗用书号”定性在先。要想法推翻、更正之。该谁的责任谁承担。
次日早晨7点多，黄毅打来电话，说昨晚宁夏中卫印刷厂与她联系《坐佛》印刷的女同志说，自治区新闻出版局将此事当大案抓，弄不好要移交公安、司法，甚至判刑。
上班路遇局图书处李处长，问他谁定性《坐佛》为盗用书号？答曰：陈社长说的。我说鉴定权应在局里。
到王处长办公室聊，王处长认为黄毅操之过急，老孙也糊涂，把好事弄成坏事。若稍等一下，《坐佛》办个书号正规出版何事之有？现在关键是要拿出证据说话。
下午临下班时，黄毅来我办公室说，她刚从局图书处李处长那里谈了情况过来，李处长听她汇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说：若早点跟他说就不致如此了。她以为这是卖好，为何不征求当事人的意见而偏听偏信，轻率定性呢。
12月13日，黄毅来谈《坐佛》之事，说宁夏那边公安局已把人叫去，当两个大案之一抓。看着她焦急的样子，我建议她一边找发排单等证据，一边向图书处负责人和主管局长汇报情况，将定性改正。同时让发行处及主管局长了解情况，并向宁夏回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局通报，莫误当“大案”抓。同时和出版社协商尽快按新书号技术处理后正式发行。
随后，黄毅向有关部门负责人及主管局长汇报了《坐佛》出版前前后后的情况。领导认为书是好书，编得也不错，但没有出好。指示有关出版社完善出版手续，准予发行。不久，《坐佛》经技术处理终于正式发行了。假作真时真亦假。在《坐佛》正版本发行不久，书刊市场出现了盗版本《坐佛》，但作者、出版社和管理部门一直未抓住盗版者，也没有见到收缴的盗版本《坐佛》。由此可见君子好管，小人难制啊。
《坐佛》发行得很好，发行人把书控制得很紧，一次受命为某爱文学的领导讨得一本《坐佛》精装本，我这策划人却无缘拥有这渗透自己心血并惹得一身骚的精装本。后来还是吾妻从她的乡党平凹处获得一本精装《坐佛》，以纪念难以忘却的《坐佛》策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