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1月26日，周四，我的大学老师费秉勋教授在电话上告知朋友，贾、韩已于今上午11时正式离婚。这消息对于包括我在内的朋友们不只是晴天霹雷，简直是天方夜谭，令人难以置信。我是从组稿编辑《平凹游记选》进入平凹的家庭，认识平凹和他的美丽妻子韩俊芳的，时在1985年春夏之交。
1985年6月3日的日记记载如下：
晚饭后，与老孙（见喜）去平凹家。住在市委家属院。（平凹）与妻子正收拾房子。桌下放满了书报，正在整理。上茶、烟。书有几柜。柜上有四个形态各异的三彩马。书桌靠在西墙上。墙上有对联曰：不可无一，不可有二（浩然书）。对联中间有一图（记得仿佛是达摩面壁图），风格奇异，不知何人作之。画下有一方镜（半米见方）。坐在桌前，可在镜里看见自己。桌上除置笔、墨、书、稿外，内侧有一镜框，内镶作家与妻儿的合影。时常看看，作家可惊醒自己，鞭策自己。
（平凹）问我的籍贯，谈了几句大荔的特产。他去过大荔，认为很熟。谈起他的产（作）品，现在出了八九本。《小月前本》刚由花城（即花城出版社）出版，封面打（压）光质量好，约有30万字，稿费约有四五千元，可成万元户了。
上述日记给人第一印象是夫妻恩爱，琴瑟和谐，小康幸福。后来《平凹游记选》发行遇到困难，平凹主动用稿酬包销一些书，就说当时我陪平凹妻韩俊芳大姐去找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库房提书的经历吧。当时平凹很忙，韩大姐只好替夫出征，联系了辆面包车拉上我，在北关的小巷里三找五寻，七拐八转终于找到了书库，又请来各路神仙，办理了一系列手续，作了好多解释和说明，谁知临走时还是发现了问题：由于会计的疏忽，少给作者折算了100本书。出现此类问题，本该及时纠正，补给作者100本书。但不知道是会计不愿认错，还是别有他事，却搪塞说：“随后算好付清再结账，多退少补。”明摆着，作者以稿酬包书，等于已付钱（稿费），谈什么付清不付清，结账不结账；至于多退少补，应由出版社多退作者书款或多（应）给100册书。那时我到出版社工作不久，人微言轻，提出质疑，会计也不置可否，再说时间也不早了，便说改日再联系。此后我虽催问了数不清的次数，但由于管理混乱，服务意识差，这笔账一直未能查出，当然再也没有给作者补提100册书。后来天德书屋经理赵左军获悉出版社还存有《平凹游记选》，便全要去了。这说明书还有，只不过守株待兔罢了。
作为责任编辑，我以为自己未尽完责任，总觉得有一块石头未落地，压得人心里怪不是滋味。设身处地或换位思考地想想：作者辛辛苦苦创作、整理、编选、包销，到头来少斤短两，心里又是什么滋味呢？由此，我觉得愧对平凹，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不好意思见平凹夫妇，本还有别的选题设想也搁置不提了。但平凹夫妇并不计较，也不耿耿于怀。若我提起此事表示歉意时，他们反倒劝慰我不要再为此事费心了，显示出了大家风度。他们待我如初，友好如初，这也是我们一直交往下去的基础和动力吧。
后来在编辑《贾平凹游记精选》等书时，韩俊芳大姐也提供了不少帮助，1991年12月2日我在日记中记载如下：
上午，接韩俊芳电话。应邀前去拿刚寄给平凹的《守顽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91年11月北京第1版）样书，待选《贾平凹游记精品集》，并嘱她再搜集报刊上（发表的游记）或未发表的（贾平凹游记新作）。遂读一天《守顽地》。
我也曾在《相识在初春，淡交到如今》的文章中写道：
我来到韩大姐的办公室，她边从提包里掏一本书边说：“平凹听说你编游品选，便让我将人民文学出版社刚寄来的《守顽地》样书捎给你，供你参考。”我急忙接过这及时雨般的样书，一边翻着，一边致谢。
往事历历，如在目前，令人感动，至今难忘。这样恩爱的夫妻怎么说离婚就离婚了呢？简直不可思议。
后来打听才知道，两人断断续续已闹了几年，据说互相指责有第三者插足。费秉勋老师等老朋友多次劝说无果。两口是托熟人走后门到南大街街道办事处领的离婚证。当时要填一张表，有栏目须写离婚原因，俊芳不知填什么，问工作人员：“人家一般都填什么原因？”工作人员答：“一般离婚的原因是情感破裂。”俊芳说：“那我们还没破裂。”工作人员说：“那你们回家继续过日子。”贾、韩就商议：说好的今日来办，就今日办吧，人都忙，拖下去又没有时间。俩人就给工作人员说：“那我们破裂了。”遂办。其时，平凹的《废都》写作已从耀县转移到了户县。拿到离婚证已是中午。平凹要去户县。俊芳从柏油巷送至含光门。两人相对无言，又小坐。平凹推自行车过含光桥，俊芳隔城河相望。平凹回头，见俊芳还僵立着，就喊：“回去，给娃做饭！”言未毕，心里一硬，骑车而去。他来到西北大学新村，将车子在车棚存了，上费教授家。五楼，听室内人声喧哗，复又下楼；绕楼，彷徨，二上五楼，鼓勇气敲响费家门。费家来了一屋子蓝田亲戚，平凹叫费到书房，泪流满面，言事已办，嘱费夫人刘岚嫂去柏油巷看看，以免意外。稍事休息，即乘车去户县。
朋友们于心不甘，不忍看着他们就此劳燕分飞，一场挽救平凹婚姻的行动开始了。
1992年11月27日，周五早晨，几个朋友赶到费教授家，他夫妻正用早餐。询问事情何以至此，在场的费秉勋夫人刘岚尽道事件始末。原来，事情已闹了八个月了，八个月来，费氏夫妇、景平夫妇曾做了大量思想工作。韩向朋友哭诉事件过程，言平凹与人有染，她是受害者，韩要求平凹把第三者的情况说清楚，并作出承诺，贾不允，言正当同志关系，无诺可承。后知：早晨，刘岚至韩办公室，言及平凹调往西北大学事，母校不忍平凹四处流浪，召唤他回母校，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想干什么就不干什么，以创作为主。韩当即将此情况向文联书记王琦汇报，王立即汇报给市委书记傅继德。傅指示：人不能调离西安市，有什么困难市上负责解决。
11月28日早上9时，费教授赶到户县见平凹；11月28日上午11时，景平代表文联到户县见平凹；11月28日下午4时，马健涛到户县见平凹；11月28日晚7时，又有几朋友赶到户县见平凹。11月28日夜里11点，费、景、马、孙、连成，五人齐集平凹在计生委楼上的写作间，商讨挽救这场婚变的方案，至11月29日凌晨3时许。大致的意见是：平凹主动认错，争取对方原谅，然后复婚。
平凹说：都说我有错，我究竟错在何处？我接触的女性不少，但都是同志关系。接着痛陈情史，说夏女士曾在一部由他的小说改编的影视剧中饰演角色，后参观韩城时相识，彼此都有好印象，但关系是纯洁的。平凹又坦言，就此离异，俊芳母女今后怎么过，丢心（陕西方言，放心的意思）不下。复婚再回去，俊芳脾气太犟，常给他心里造成不悦，言他接济一些穷亲戚往往受阻，在俊芳面前他没有自豪感，收到稿费拿回家像小偷偷了钱回来，自己的劳动成果得不到尊重。又说韩没有追求，哪怕学裁剪，学画画都可以，只要有精神上的追求就行。问及夏女士究竟有多么好，平凹言该女士善解人意，大方、潇洒、气质好，又尊重他，能谈得来……朋友们希望平凹回头，多想俊芳的好处，当年爱情海深山高，不要因生活琐事就否定一个人。韩在朋友中口碑甚好，这也是你做丈夫的光彩。
12月1日，周二，早9时，马健涛进城办事，连成返户县。晚7时，有乡党来，言又见夏女士，泣哭不止，咬定平凹在西安，操心平凹身体。言你们是平凹的朋友，你们真正不了解平凹，乡党说费教授正领一帮人撮合复婚，夏女士说要了解平凹，你们读一读他的近作《晚雨》。《晚雨》才发表，仅见报上目录，几人都未读过。夏女士又断言，平凹现在正写的这部长篇将是爆炸性的作品。就估计贾和夏女士常在一起探讨创作问题。于是，朋友们判断：一、贾和夏的关系仅仅是两情相悦，没有婚外情证据；二、贾、韩复婚难度甚大；三、可能这是一场误会。
12月3日，马健涛返回大荔县，为平凹搬去大荔写作做安排。《美文》副主编宋丛敏以及陈彦均赴户县探视。12月4日，连成亲自开车送平凹去大荔，陈彦随车返回戏曲研究院。到文艺路下车，平凹泪眼凄迷，自言：“这个城市里，已经没有了我的家。”12月7日，连城开车给平凹送寒衣。他到俊芳那里取衣物时向她诉说了平凹的话，韩听了泪花闪烁。12月9日，何丹萌、刘小平赴大荔县探视平凹。
12月10日，丹萌、小平返回，给平凹留下六点训示：一、不该过早地暴露和夏女士的关系，这样离婚便有喜新厌旧之嫌，这有损先生道德形象；二、天下事无非是戏，世上人何须认真。这是一种世界观，但生活实际中必须“克己复礼”，有些事该忍耐时必须忍耐；三、世上好女人多的是，一个好男人不可能全部占尽，若占尽了，便是仙的境界，与天齐福，这样上帝就不会饶恕，将短阳寿以惩罚；四、以往先生的作品中写了许许多多好女人，但在现实生活中，先生孤陋寡闻，见到一个夏氏，便认作天女模样，其实远非如此，夏氏只不过给了你一片天，迷住了你的眼，你便认作了天下好女子的所有，这是一叶障目；五、终究是原配夫妻好，尽管有许多缺点，忍耐之后便会免去许多家庭和社会的矛盾，免去了更大的烦恼，爱情和婚姻的不统一在社会上随处可见，难道你要例外？六、事既如此，应正确对待，先花一年半时间做好复婚准备，必须真心诚意，实在不行，可考虑第二方案，但也应在一年半之后，两人先保持一段距离感，这样可将事情看得更清。朋友一场，忠言逆耳，望细斟细酌。
12月28日，平凹言：“20年苦心经营的天地毁于一旦，一切都从头开始。住的地方名字也不好，‘柏油巷’不就是又悲又忧么？在大车家巷住时地名也不好，叫‘横巷’，横者，不通顺么！还有一位乡党王宏鳞住在冰窖巷，可怕！”
1993年春节以后，在朋友们的劝说下，平凹同意复婚。球又踢给韩俊芳，她也同意复婚，甚至同意陪平凹去北戴河疗养。但她的复婚又是有条件的。对此“条件”，平凹又有诸多保留。一件事情就这么阴差阳错着。几个人磨破了嘴，跑断了腿，这个榫头总是不合卯。日光流逝，朋友们倦了，他们也倦了。后来又有王宏鳞、屈超耘、白烨等人接着做工作，但事情终未回转。正可谓“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关于贾韩离婚，究其原因，笔者以为与路遥之死不无关系。1992年11月21日上午，平凹参加路遥追悼会时有人问：“几时回户县？”平凹答：“明天就回去。”次日，平凹并未回户县，而是待在家里找当年的结婚证，因为离婚时民政部门要看结婚证。由此笔者推测，路遥不幸的婚姻以及路遥的英年早逝对平凹刺激很大，甚至影响了他和韩俊芳的关系。在《平凡世界里的路遥》一书中，我的学妹张艳茜称路遥与其妻子林达是：两个几乎缺少柴米油盐磨合的夫妻，两个逐渐缺少情感交流的夫妻，两个见个面不容易、拉话话更难的夫妻。
身材瘦小的林达，几乎是一个人支撑着这个家。家中的轻活重活，都要靠她那双柔弱的肩膀扛着，无论抬煤气罐上楼，还是冬天取暖生火，往楼上搬蜂窝煤，或是照顾陕北来的路遥两大家的亲戚们……林达都要一一面对。
做一个著名作家的夫人不容易！那耀眼的光环，不仅遮蔽了她的身影，同时，她所付出的心血和努力，是别人无法透过婚姻的窄门看到的。1992年初，林达正式提出和路遥协议离婚。之前，林达已经无数次地提出离婚了，但是，路遥对此一直回避不谈。路遥弟弟王天乐在《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一文中也写道：
我不恨林达，也不恨路遥。此时路遥正在写《早晨从中午开始》的绝笔文章。他把离婚一事的工作交给了我。林达是开通的，她不要任何东西，准备一个人到北京成家立业，因为她是北京知青，回故乡也一直是她的梦想。就在准备很简单地了结这桩悲剧之时，路遥住进了医院。我知道，他这次进去肯定是出不来了。
张艳茜剖析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婚姻家庭的这些不幸被一扇扇门关闭着，也被一把又一把无形的锁紧锁着。自尊、名誉，还有其他种种，使得门里面的世界秘不可宣。路遥和林达的婚姻，无法简单地用一个谁对谁错的结论作出判决。这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发生的选择性错误。只能说，两个不该走在一起的人，在错误的年代，错误地相遇，并错误地结合在一起。但这又绝不是他们的错误，要追究，也该是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的错误。
陕藉知名作家白描在《路遥身后的故事》一文中也涉笔路遥的婚姻悲剧：
在十多年的家庭生活中，路遥和林达后来闹起矛盾，对此外界多有评论，特别在路遥去世后，一段时间林达在道德舆论上面临如山的压力，其实最接近他们夫妇的人，一般都保持沉默。两人都是强性子，路遥以生命作抵押投入文学创作，无论对于自身还是对于家庭都很难顾及，而林达也是一个事业心极强的女性，让她放弃事业心甘情愿地去做一个家庭妇女，那万万是不可能的。特别要命的是，林达又时时事事极为敏感地保护着她的自尊心和独立人格意识，比如单位派她出门办什么事，别人介绍她“这是路遥夫人，关照点吧”，她就特别反感，似乎她办事必须凭路遥的面子，而不是凭自己的能力。两强相遇，日常磕磕碰碰自然难免，其实早在路遥去世前，两人的矛盾就曾闹得厉害，甚至考虑过是否分手——这实在是他们性格的悲剧。
如果世人都拥有一种宽容而慈厚的心怀，如果能够学会理解和体谅人，如果承认林达在路遥成才的艰难旅程中曾给予他无私的奉献和宝贵的动力，那么，就谁也别指责，只能在心里分摊他们的悲哀。
对与路遥婚姻悲剧何其相似乃尔的平凹和韩俊芳的婚姻悲剧也应如此观。
不幸中的万幸的是，贾韩二人离异后仍保持着朋友关系，这中间固有女儿浅浅的桥梁作用，也与二人多年的感情和乡情基础大有关系。2004年，浅浅结婚时，笔者受邀参加婚礼，在婚礼上，平凹不仅讲话谆谆勉励女儿和女婿，而且和俊芳二人给每桌敬酒。来到我所在的桌子时，两个人已被抹成大花脸，他们脸上洋溢着笑容，和我们一一碰杯，说着感谢的话。
浅浅在一篇文章中也记述了离异后的平凹为韩俊芳母亲奔丧的动人过程：
那是三年前的一个冬天，11月底左右，忽然老家传来噩耗，说我外婆快不行了。当天，西安的大姨小姨就先回老家了，我母亲单位出差第二天下午才回来。其实那时，外婆已经去世了，但她还不知道，因为怕母亲接受起来太忽然，我和老公直到晚上的时候才慢慢告诉她，没想到母亲一听我外婆的事，立刻泪流满脸，失声痛哭，情绪激动说要立刻回老家看老母亲最后一眼。当时正值寒冬，而回老家的路，全是蜿蜒曲折的山路，伸手不见五指，路面又结着厚厚的冰霜，很是危险。借了好几辆车，司机路不熟都不敢开夜路，本来为了安全起见我还想劝我母亲明早再走，可看到她悲痛欲绝的模样我也不知如何是好了。这时，我老公就小声对我说，不行的话，你给咱父亲打个电话，看能不能弄辆车，他不是经常回老家吗，眼下也只有这个办法了。我于是就心急火燎地给父亲打了电话，说明了事情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我父亲二话没说，立刻答应弄辆车过来，并且说他也要一起回去。听他这么一说，我的心立刻踏实了许多。半小时之后，父亲和司机在楼下等着我们，上车的时候我才发现这并不是他单位的车，而是他一个朋友的私家车。在过后的一次闲聊中，偶尔提及这件事，他说公家的车，他很少用。除非开会用一下，自己的事很少向单位开口，麻烦，也划不来让人家在背后说三道四，所以有什么事情就自己挡车，方便。坐熟人的车吧，因为熟络彼此不太计较，坐了也就坐了，顶多欠个人情，也是自己人。我说那你总麻烦别人也不好吧，他愤愤地说，他的车有什么坐不成的，四个轱辘都是我赞助的。我不解地问，此话怎讲？随后他又笑嘻嘻地说，还不是这些年你父亲我挖坑输给他的，你瞧他这人还公私分明得不行！话扯远了，说到他借了辆车，和我们一起回老家，我想大家又犯嘀咕了，这我父亲和我母亲离婚好些年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怎么如今俩人还有往来，关系还不一般呢？其实，当年虽然他们因为情感的纠葛离婚了，但这么多年因为有孩子的关系，俩人因我的学习、成长、生活、工作还时常保持友好的联系，并不像有些家庭夫妻离婚后，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来，并且隔绝另一方和孩子的见面。他们对我很民主，又时常会为对方考虑，再加上他们本来又是同乡同村，很多人很多事都相互了解认识，必然在情感上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是这么多年来，我作为一个孩子，一个旁观者很感慨的一件事，真的很难得。所以我父亲决定要和我们一起回去的时候，我心里说不上来的踏实，我冒昧地想，我母亲当时可能也有这么一点想法吧，所以她也没有觉得我父亲此次回去的不合时宜吧，也许当时也顾不上想吧。总之，在千难万险的几小时后，我们还算顺利地到老家了。自己的女儿，在老母亲最后的弥留之际，也没能看上一眼，心里的那种悲痛、内疚，那种无法弥补的遗憾，使得我母亲跪在外婆的遗体旁久久不肯起身，而我父亲，更像是回到自己家，在众乡亲诧异的目光中，很自然地和大家嘘寒问暖后，让我妗子给他拿一个孝帽，戴在头上，和我大舅他们一起坐在火盆旁，开始给我外婆守灵。我们老家的乡俗就是老人死了后，给穿好衣服停放在厅堂中央，孝子们就开始烧纸上香，供牌位。等三天后，再举行大的入殓仪式，才把老人安放在棺材中，抬到祖坟入土为安。这三天，孝子孝孙们不能睡觉，要为老人守灵，其他人大可不必整夜守灵，可我父亲，一进屋子先给我外婆烧了纸，磕了头，并且在仔细端详老人后，还把她的手摸了摸，转头说：“手还是软的，说明她外婆走了后，会上天的”。关于他的这套理论是这样的：如果人在断气数小时之后，脚、腿摸上去还是软的，说明下辈子投胎牲畜；如果肚子、身体的中间部分是软的，说明下辈子还是人；如果上半身、头、手是软的，证明这人积德行善，下辈子会上天的，父亲的这番话，安慰了在场所有的人。大家都默想着外婆的好了。你知道，冬天的农村，院门大敞，里外一个温度，坐久了，寒气逼人，再别说深夜了，父亲在城里有暖气，暖和惯了，穿得少，再加上人到中年了，冻得他坐在火盆旁还直打哆嗦，流清鼻，大舅见状，忙把自己的一个皮大衣给父亲披在身上，才好些了。但是你要是看到我父亲当时这身打扮，一定想笑，头顶白帽子，身披羊皮袄，加上他地道的农民长相，真像一个放羊的羊倌。我半夜实在是困得不行，什么时候睡着都不知道了，等第二天一早醒来，已经不见他了，我母亲才说，父亲守了一夜灵，天一亮就走了，说是单位还有事。那一刻我心里真是说不上来的温暖。并且后来我才知道守夜的那晚他主动提出要给我大舅的大儿子解决工作调动的事。我可见过太多别人为了升官发财求他办事时的那个艰难样。这件事说明什么呢，首先，肯定是当年我外婆对我父亲特别好，我相信人心是可以换人心的。否则我父亲不会这样做的。另一方面也说明，我父亲是一个有良心的人，他心里记着别人对他的好，知道感恩和回报。这对家庭来说，肯定是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对社会来说，必然是一个有责任感，有良知的好作家，这一点对一个作家来说太重要太可贵了。我为这世间的真情所感动，更为这样的一个好人所打动！因此我时常感慨，到底是因为他早期作品中比如《腊月正月》《满月儿》《鸡窝洼人家》还有商州系列的散文中表现出的人情人性美感染了这位作家，使得他的生活也呈现出人性的光辉呢，还是因为他这样一位善良纯朴的、重情重义的汉子身上散发的那种气息使得他笔下的世界与人物也弥漫着自然、清新、醇香的味道？我直到现在也是迷惑不解。
2011年5月10日，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北校区我们正在筹办三秦书月启动仪式暨文艺晚会，我去南校区贾平凹文学艺术馆找邀请的刘高兴《高兴》一书中的原型，在馆前，我邂逅到韩俊芳大姐，她和刘高兴、木南等朋友正聊天，见到我很高兴地打招呼，我说：“韩大姐还认识我？”她说：“咋不认识新民呢？”我说：“你还好吧？”她笑着说：“成了专职保姆啦！”我意识到她给女儿看孩子，我知道浅浅生了双胞胎女儿，肯定管不过来，拉母亲给她帮忙。我说：“累不累？”她说：“累啥呢嘛，高兴。”还邀请我上去坐坐。我本也想看看孩子，无奈公务在身，忙感谢她的好意，说改日吧，遂拉着刘高兴赶赴活动现场。
但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