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著名女作家三毛没见过贾平凹，但却十分崇拜贾平凹，喜爱他的作品。对三毛而言，读贾平凹的书，如同与贾平凹做心灵的交流，因此，三毛视贾平凹的书为心爱之物，看全文，看段落，看标点，看照片，看手迹，前后看了数十遍，临死前枕边还放着贾平凹的书，最后也是唯一一封写给贾平凹的信中，倾诉了她对贾平凹作品的挚爱。对此，陕西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孙聪在笔者征集并编选的《多色贾平凹》书里的《三毛眼中的贾平凹》一文中写道：
1990年10月16日，我们全国各省电台的同志在杭州花家山宾馆开会，到了晚上，大家围坐一起谝闲传。9时前后，一位女士从外边进来提了个包，抱了几本书，有人认出这是三毛，大家便站起来招呼。三毛很客气和大家一一认识，当三毛接过我的名片，得知我是陕西电台的记者时，她问我认识不认识平凹，我告诉她说认识。她很高兴，便向我说了她的房号，邀我有空去谈谈平凹。三毛走后，新疆台的刘珊小姐和江西台的王小姐跑来约我一块去见三毛。我们一同叩开了三毛的门，她没想到我会这么快来，一边让我们进了房间，一边说：“我穿着睡衣不礼貌，你们不介意吧？”我们告诉她：“因明天要走，所以晚上来。”她很高兴我们看她，便详细地说起了平凹。她首先说：“平凹应读平（`o），但知道北方人都念平（w`），这样亲切，所以我也叫他平（w`）。”接着她又说：“我很爱看平凹的作品，但看得很少，只看过《天狗》和《浮躁》，虽是两本，却前后看了二十遍，每次看完都流泪，眼睛都要看瞎了，我连每一个标点都仔细看，太有意思了。看了他的书，我对商州有了很深的感情，也知道陕西人是中国最好的人，最朴实的人。”我听后笑了，她却很认真地说：“有一次我乘船去杭州，许多人都去甲板上观光，但人多拥挤，当人们去甲板时，有一个人不时地站起来让你大大方方通过，并总是欠一下身子。我很感动，便过去问他是不是陕西人，他讲是陕西人。我说只有陕西人才会这样宽厚，他笑了。”三毛说：“这个结论当然不会很准，但我看平凹书二十多遍，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一会儿，三毛又将话题扯到平凹身上，问平凹的个头，问平凹的为人，问平凹的家庭。我向她作了如实的解答。她听后又讲道：“我很想见平凹，但又怕见了失望，所以我觉得在书中看他更有意思。”三毛对平凹的赞誉，使我在新疆、江西电台同志面前也觉得很光彩。三毛告诉我：“在台湾许多人都喜欢平凹的书，但书店不易买到。”她请我回去一定让平凹寄书给她，并讲还要付钱。我说：“平凹是会寄书给你这位大作家的，但钱是不会要的。”她笑笑说：“我算不上什么大作家，平凹才是真正的大师级作家。我的作品不能上平凹的书架，但平凹的书却在我心中最重要的位置。”三毛又讲：“今年4月，我从新疆到了陕西，在机场本想打听平凹住所去看他，但却想去了好不好，怕干扰他的创作和生活，便没有去。”她还说等明年（1991年）上半年身体稍好一点再去西安，到时请我约几个朋友骑单车去郊外，上城墙，和平凹去看商州，吃羊肉泡馍。她越说越高兴，神情像小孩一样。两个多小时的谈话内容主要是平凹，最后三毛又问我：“去平凹家，她太太会不会吃醋，会不会不高兴？”我讲：“绝对不会，他夫妻俩和陕西人民都很喜欢你和你的作品。”她说：“那一定去。”已是晚上11点多了，我们提出与她合影，她很乐意，但又讲，今天的三毛不是三毛，披发的才是三毛。随后送了我一张照片，并签了名，留作纪念。然后她又取出一张名片写道：“平凹先生：您的忠实读者三毛。”还将她家的地址和电话变更情况一一写在上面，嘱我一定转交平凹先生，并等他寄书来。
告别三毛的第二天，我便返回西安。《陕西日报》的袁秋香得知我见三毛的消息后，几次催我将三毛谈平凹的稿子写出来。因忙，过了很久，我才写了《三毛谈陕西》一文，并在《陕西日报》1990年12月15日刊出。虽题为《三毛谈陕西》，但内容主要写了三毛对平凹的评价。次日，我带着报纸和三毛托转平凹的名片来到了平凹家，平凹夫妇细问起我采访三毛的经过，平凹一再讲，三毛对他的评价太高，他算不上什么大作家。他表示尽快将新出的几本书寄到三毛那里。后来我得知12月16日下午，平凹便将书寄走了，他等着三毛收到书后的回音。
不料，1991年1月4日，传来了三毛谢世的消息，贾平凹震惊而悲痛万分，他痛惜这位女作家，估计她没能收到他寄去的书。悲痛惋惜之余，1月7日，他撰写了悼念文章《哭三毛》。贾平凹在《哭三毛》一文中写出了自己心中的悲伤：
三毛死了。我与三毛并不相识但在将要相识的时候三毛死了。三毛托人带来口信嘱我寄几本我的新书给她。我刚刚将书寄去的时候，三毛死了。我邀请她来西安，陪她随心所欲地在黄土地上逛逛，信函她还未收到，三毛死了。三毛的死，对我是太突然了，我想三毛对于她的死也一定是突然，但是，就这么突然地三毛死了，死了。人活着是多么的不容易，人死灯灭却这样快捷吗？三毛不是美女，一个高挑着身子，披着长发，携了书和笔漫游世界的形象，年轻的坚强而又孤独的三毛对于大陆年轻人的魅力，任何局外人作任何想象来估价都是不过分的。许多年里，到处逢人说三毛，我就是那其中的读者，艺术靠征服而存在，我企羡着三毛这位真正的作家。夜半的孤灯下，我常常翻开她的书，瞧着那一张似乎很苦的脸，作想她毕竟是海峡那边的女子，远在天边，我是无缘等待得到相识面谈的。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1990年12月15日，我从乡下返回西安的当天，蓦然发现了《陕西日报》上署名孙聪先生的一篇《三毛谈陕西》的文章。三毛竟然来过陕西？我却一点不知道！将那文章读下去，文章的后半部分几乎全写到了我。三毛说：“我特别喜欢读陕西作家贾平凹的书。”她还专门告我普通话念凹为（āo），但我听北方人都念凹（wā），这样亲切所以我一直也念平凹（wā）。她告诉我：“在台湾只看到了平凹的两本书，一本是《天狗》，一本是《浮躁》，我看第一遍时就非常喜欢，连看了三遍，每个标点我都研究，太有意思了，他用词很怪可很有味，每次看完我都要流泪。眼睛都要看瞎了。他写的商州人很好。这两本书我都快看烂了。你转告他，他的作品很深沉，我非常喜欢，今后有新书就寄我一本。我很崇拜他，他是当代最好的作家，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他的书写得很好，看许多书都没像看他的书这样连看几遍，有空就看，有时我就看平凹的照片，研究他，他脑子里的东西太多了……大陆除了平凹的作品外，还爱读张贤亮和钟阿城的作品……”读罢这篇文章，我并不敢以三毛的评价而洋洋得意，但对于她一个台湾人，对于她一个声名远震的作家，我感动着她的真诚直率和坦荡，为能得到她的理解而高兴。也就在第二天，孙聪先生打问到了我的住址赶来，我才知道他是省电台的记者，于1990年的10月在杭州花家山宾馆开会，偶尔在那里见到了三毛，这篇文章就是那次见面的谈话记录。孙聪先生详细地给我说了三毛让他带给我的话，说三毛到西安时很想找我，但又没有找，认为“从他的作品来看他很有意思，隔着山去看，他更有神秘感，如果见了面就没意思了，但我一定要拜访他”。说是明年或者后年，她要以私人的名义来西安，问我愿不愿给她借一辆旧自行车，陪她到商州走动。又说她在大陆几个城市寻我的别的作品，但没寻到，希望我寄她几本，她一定将书钱邮来。并开玩笑地对孙聪说：“我去找平凹，他的太太不会吃醋吧？会烧菜吗？”还送我一张名片，上边用钢笔写了：“平凹先生，您的忠实读者三毛。”于是，送走了孙聪，我便包扎了四本书去邮局，且复了信，说盼望她明年来西安，只要她肯冒险，不怕苦，不怕狼，能吃下粗饭，敢不卫生，我们就一块骑旧车子去一般人不去的地方逛逛，吃地方小吃，看地方戏曲，参加婚丧嫁娶的活动，了解社会最基层的人事。这书和信是十二月十六日寄走的。我等待着三毛的回音，等了二十天，我看到了报纸上的消息：三毛在两天前自杀身亡了。
三毛死了，死于自杀。她为什么自杀？是她完全理解了人生，是她完成了她活着要贡献的那一份艺术，是太孤独，还是别的原因，我无法了解。作为一个热爱着她的读者，我无限悲痛。我遗憾的是我们刚刚要结识，她竟死了，我们之间相识的缘分只能是在这一种神秘的境界中吗？！
三毛死了，消息见报的当天下午，我收到了许多人给我的电话，第一句都是“你知道吗，三毛死了！”接着就沉默不语，然后差不多要说：“她是你的一位知音，她死了……”这些人都是看到了《陕西日报》上的那篇文章而向我打电话的。以后的这些天，但凡见到熟人，都这么给我说三毛，似乎三毛真是我的什么亲戚关系而来安慰我。我真诚地感谢着这些热爱三毛的读者，我为他们来向我表达对三毛死的痛惜感到荣幸，但我，一个人静静地坐下来的时候就发呆，内心一片悲哀。我并没有见过三毛，几个晚上都似乎梦见到一个高高的披着长发的女人，醒来思忆着梦的境界，不禁就想到了那一幅《洛神图》古画。但有时硬是不相信三毛会死，或许一切都是讹传，说不定某一日三毛真的就再来到了西安。可是，可是，所有的报纸、广播都在报道三毛死了，在街上走，随时可听见有人在议论三毛的死，是的，她是真死了。我只好对着报纸上的消息思念这位天才的作家，默默地祝愿她的灵魂上天列入仙班。三毛是死了，不死的是她的书，是她的魅力。她以她的作品和她的人生创造着一个强刺激的三毛，强刺激的三毛的自杀更丰富着一个使人永远不能忘记的作家。
孙聪在《三毛眼中的贾平凹》一文中也写道：
一天，我和《星期天》报的同志去平凹家，他讲：近几天竟连着几个晚上梦见一个个子高高的披着长发的女子，他想这就是三毛。平凹说三毛死的消息真让人不能相信，许多人都给他来电话询问，有人甚至半夜打来电话，对三毛的死表示痛惜，他们知道平凹是三毛的知音，便想和平凹说几句话，以寄托难以抑制的悲伤。我们问平凹对三毛的死有什么看法，他讲：三毛很有个性，很坚强，很潇洒，但又很孤独很寂寞。她那带有传奇色彩的生活本身就有无穷的魅力，这几点就使她深深地植根读者的心中，真可谓艺术是靠征服而存在着。最后平凹意味深长地对我说：“三毛是死了，不死的是她的书，是她的魅力。”
1月15日下午，贾平凹意外地收到三毛来信，信文如下：
平凹先生：
现在时刻是西元1991年1月1日清晨２点。下雨了。今年开笔的头一封信，写给您：我心极爱的大师。恭恭敬敬地。感谢您的这支笔，带给读者如我，许多个不睡的夜。虽然只看
过两本您的大作，《天狗》与《浮躁》，可是反反复复，也看了快二十遍以上，等于四十本书了。
在当代中国作家中，与您的文笔最有感应，看到后来，看成了某种孤寂。一生酷爱读书，是个读书的人，只可惜很少有朋友能够讲讲这方面的心得。读您的书，内心寂寞尤甚，没有功力的人看您的书，要看走样的。
在台湾，有一个女友，她拿了您的书去看，而且肯跟我讨论，但她看书不深入，能够抓提一些味道，我也没有选择地只有跟这位朋友讲讲《天狗》。这一年来，内心积压着一种苦闷，它不来自我个人生活，而是因为认识了您的书本。在大陆，会有人搭我的话，说：“贾平凹是好呀！”我盯住人看，追问“怎么好法？”人说不上来，我就再一次把自己闷死。看您书的人等闲看看，我不开心。
平凹先生，您是大师级的作家，看了您的小说之后，我胸口闷住已有很久，这种情形，在看《红楼梦》，看张爱玲时也出现过，但他们仍不那么“对位”，直到有一次在香港有人讲起大陆作家群，其中提到您的名字。一口气买了十数位的，一位一位拜读，到您的书出现，方才松了口气，想长啸起来。对了，是一位大师。一颗巨星的诞生，就是如此。我没有看走眼。以后就凭那两本手边的书，一天四五小时地读您。
要不是您的赠书来了，可能一辈子没有动机写出这样的信，就算现在写出来，想这份感觉——由您书中获得的，也是经过了我个人读书历程的“再创造”，即使面对的是作者您本人，我的封闭感仍然依旧，但有一点也许我们是可以沟通的，那就是：您的作品实在太深刻。不是背景取材问题，是您本身的灵魂。
今生阅读三个人的作品，在二十次以上，一位是曹霑，一位是张爱玲，一位是您。深深感谢。
没有说一句客套的话，您新赠给我的重礼，今生今世当好好保存，珍爱，是我极为看重的书籍。不寄我的书给您，原因很简单，相比之下，三毛的作品是写给一般人看的，贾平凹的著作，是写给三毛这种真正以一生的时光来阅读的人看的。我的书，不上您的书架，除非是友谊而不是文字。
台湾有位作家，叫作“七等生”，他的书不错，但极为独特，如果您想看他，我很乐于介绍您这些书。
想我们都是书痴，昨日翻看您的“自选集”，看到您的散文部分，一时里有些惊吓。原先看您的小说，作者是躲在幕后的，散文是生活的部分，作者没有窗帘可挡，我轻轻地翻了数页。合上了书，有些想退的感觉。散文是那么直接，更明显的真诚，令人不舍一下子进入作者的家园，那不是“黑氏”的生活告白，那是您的。今晨我再去读。以后会再读，再念，将来再将感想告诉您。先念了三遍《观察》（人道与文道杂说之二）。
四月（1990年）底在西安下了飞机，站在外面那大广场上发呆，想，贾平凹就住在这个城市里，心里有份巨大的茫然，抽了几支烟，在冷空气中看烟慢慢散去，而后我走了，若有所失的一种举步。
吃了止痛药才写这封信的，后天将住院开刀去了，一时里没法出远门，没法工作起码一年，有不大好的病。
如果身子不那么累了，也许四五个月可以来西安，看看您吗？到了不必陪了游玩，只想跟您讲讲我心目中所知所感的当代大师——贾平凹。
用了最宝爱的毛边纸给您写信，此地信纸太白。这种纸台北不好买了，我存放着的。我地址在信封上。
您的故乡，成了我的“梦魅”。商州不存在的。
怀着悲伤的心情看了三毛信后，贾平凹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又一次挥笔撰写纪念三毛文章《再哭三毛》：
我只说您永远也收不到我的那封信了，可怎么也没有想到您的信竟能邮来，就在您死后的第十一天里。今天的早晨，天格外冷，但太阳很红，我从医院看了病返回机关，同事们就向着我叫喊：“三毛来信啦！三毛给你来信啦！”这是一批您的崇拜者，自您死后，他们一直浸沉于痛惜之中，这样的话我全然以为是一种幻想。但禁不住还在问：“是真的吗，你们怎么知道？”他们就告诉说俊芳十点钟收到的（俊芳是我的妻子，我们同在市文联工作），她一看到信来自台湾，地址最后署一个“陈”字，立即知道这是您的信就拆开了，她想看又不敢看，啊地叫了一下，眼泪先流下来了，大家全都双手抖动着读完了信，就让俊芳赶快去街上复印，以免将原件弄脏弄坏了。听了这话我就往俊芳的办公室跑，俊芳从街上还没有回来，我直急得在门口打转。十多分钟后她回来了，眼睛红红的，脸色铁青，一见我便哽咽起来：“她是收到您的信了……”
收到了，是收到了，三毛，您总算在临死之前接收了一个热爱着您的忠实读者的问候！可是，当我亲手捧着了您的信，我脑子里刹那间一片空白呀！清醒了过来，我感觉到是您来了，您就站在我的面前，您就充满在所有的空气里。
这信是您一月一日夜里两点写的，您说您“后天将住院开刀去了”，据报上登载，您是三日入院的，那么您是以一九九○年最后的晚上算起的，四日的凌晨两点您就去世了。这封信您是什么时候发出的呢，是一九九一年的一月一日白天休息起来后，还是在三日的去医院的路上？这是您给我的第一封信，也是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更是您四十八年里最后的一次笔墨，您竟在临死的时候没有忘记给我回信，您一定是要惦念着这封信的，那亡魂会护送着这封信到西安来了吧！
前几天，我流着泪水写了《哭三毛》一文，后悔着我给您的信太迟，没能收到，我们只能是有一份在朦胧中结识的缘分。写好后停也没停就跑邮局，我把它寄给了上海的《文汇报》，因为我认识《文汇报》的肖宜先生，害怕投递别的报纸因不认识编辑而误了见报时间，不能及时将我对您的痛惜、思念和一份深深的挚爱献给您。可是昨日收到《文汇报》另一位朋友的谈及别的内容的信件，竟发现我寄肖宜先生的信址写错了，《文汇报》的新址是虎丘路，我写的是原址圆明园路。我好恨我自己呀，以为那悼文肖先生是收不到了，就是收到，也不知要转多少地方费多少天日，今日正考虑怎么个补救法，您的信竟来了，您并不是没有收到我的信，您是在收到了我的信后当晚就写回信来了！
读着您的信，我的心在痉挛着，一月一日那是怎样的长夜啊，万家灯火的台北，下着雨，您孤独地在您的房间，吃着止痛片给我写信，写那么长的信，我禁不住就又哭了。您是世界上最具真情的人，在您这封绝笔信里，一如您的那些要长存于世的作品一样至情至诚，令我揪心裂肠的感动。您虽然在谈着文学，谈着对我的作品的感觉，可我哪里敢受用了您的赞誉呢，我只能感激着您的理解，只能更以您的理解而来激励我今后的创作。一遍又一遍读着您的来信，在那字里行间，在那字面背后，我是读懂了您的心态，您的人格，您的文学的追求和您的精神的大境界，是的，您是孤独的，一个真正天才的孤独啊！
现在，人们到处都在说着您，书店里您的书被抢购着，热爱着你的读者在以各种方式悼念您，哀思您，为您的死做着种种推测。可我在您的信里，看不到您在入院时有什么自杀的迹象，您说您“这一年来，内心积压着一种苦闷，它不来自我个人生活，而是因为认识了您的书本”，又说您住院是害了“不大好的病”。但是，您知道自己害了“不大好的病”，又能去医院动手术，可见您并没有对病产生绝望，倒自信四五个月就能恢复过来，详细地给了我的通讯地址和电话号码，且说明五个月后来西安，一切都作了具体的安排，为什么偏偏在入院的当天夜里，敢就是四日的三点就死了呢？！三毛，我不明白，我到底是不明白啊！您的死，您是不情愿的，那么，是什么原因而死的呀，是如同写信时一样的疼痛在折磨您吗？是一时的感情所致吗？如果说这一切仅是一种孤独苦闷的精神基础上的刺激点，如果您的孤独苦闷在某种方面像您说的是“因为认识了您的书本”，三毛，我完全理解作为一个天才的无法摆脱的孤独，可牵涉到我，我又该怎么对您说呢，我的那些书本能使您感动是您对我的偏爱而令我终生难忘，却更使我今生今世要怀上一份对您深深的内疚之痛啊！
这些天来，我一直处于恍惚之中，总觉得常常看到了您，又都形象模糊不清，走到什么地方凡是见到有女性的画片，不管是什么脸型的，似乎总觉得某一处像您，呆呆看一会儿，眼前就全是您的影子。昨日晚上，却偏偏没有做到什么离奇的梦，对您的来信没有丝毫预感，但您却来信了，信来了，您来了，您到西安来了！现在，我的笔无法把我的心情写出，我把笔放下来，又关了门，不让任何人进来，让我静静地坐一坐，不，屋里不是我独坐，对着的是您和我了，虽然您在冥中，虽然一切无声，但我们在谈着话，我们在交流着文学，交流着灵魂。这一切多好啊，那么，三毛，就让我们在往后的长长久久的岁月里一直这么交流吧。三毛！
对此孙聪在《三毛眼中的贾平凹》一文中写道：
元月15日下午，我正在办公室，忽然省作协的闻频老师来到了我面前，让我立即和他去作协。我问什么事，他讲平凹在外面车上等我立即去。我莫名其妙地上了车，来到了作协。平凹对我讲，三毛收到了他的信和书，今天上午他收到了三毛的回信。我看完三毛给平凹的信，悲喜交加，总算两位作家成了知音，有了交往。闻频让我很快再写一篇关于三毛和平凹的文章，并准备出特辑。平凹当即写《再哭三毛》一文，写时，他含着泪水，情真意切，令人感动。省作协本想将此消息封锁，谁知外界已有人知道。17日，《陕西日报》《西安晚报》将要刊登此信。为了扩大影响，我半夜打电话给《文汇报》传稿。17日，《文汇报》《陕西日报》和《西安晚报》同时刊登了三毛给平凹信的消息。中央电台、新华社都发了此讯，台湾那边也收到了消息。给平凹来信的、来访的络绎不绝。平凹为三毛能在生前看到他的信和书感到欣慰，但又为失去这样一位才女和知音而深感痛惜，以致很长一段时间里情绪难以稳定。
1991年5月的一天，台湾陈达镇先生（三毛生前好友）受三毛父母委托专程来西安拜见平凹。他讲：三毛临死时，在医院病房枕边放了两本平凹寄的书，还用笔画了一些章节。陈先生将三毛生前用过的一些东西和三毛的作品及照片送给了平凹和我。据陈先生讲，三毛父母很感谢平凹和他的作品，使三毛在最后的日子里不孤独、不寂寞，并邀请平凹到台湾去。我们在一起谈了很久。送走了陈先生，平凹对我讲：“我无法用笔去写我的心情，仿佛我和三毛仍在交流文学、交流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