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以防河对付捻军，时人都笑曾国藩笨，连李鸿章也觉得老师不知道变通，“古有万里长城，今有万里长墙”，但是，等到他自己和捻军对抗时，才感到曾国藩防河计划的重要性。一开始，李鸿章放弃了老师的防河大计，想以大兵团作战包围歼灭捻军，但是，赖文光的骑兵显然不是李鸿章所能围得住的：郭松林部在湖北安陆被捻军打败；张树珊部在湖北德安被歼灭，张树珊被杀；刘铭传在安陆尹隆河大败，要不是鲍超及时赶到，刘铭传将全军覆没。但是，这一战的黑锅却让鲍超给背上了，鲍超的“霆军”全军遣散。
一连串的惨败使李鸿章不得不好好考虑老师的防河大计了。刘铭传被捻军绕得差点丢了小命，也觉得曾国藩的防河计划的正确。捻军进入山东胶（州）、莱（阳）地区，李鸿章便根据刘铭传的建议采取“倒守运河”，即把守军从运河东岸迁至西岸设防，把捻军堵在运河之东，聚歼于胶莱海边。这下，朝廷里又流言四起，说曾国藩第二又出来了，但是李鸿章顶住压力，坚决不改变自己的计划。慈禧也没有办法，倒不是她能看懂防河战术的玄机，而是再换了李鸿章，就没人可派了，只好依着李鸿章的主意办。这一招最狠的地方就在于限制了捻军的马队优势，把捻军困在黄河、运河、大海之间的狭窄地带。不久，赖文光、任化邦的东捻军被歼，张宗禹领导的西捻军同样被阻于黄河、运河、徒骇河之间，也被清军歼灭于“河防”阵线之中。
至此，捻军起义宣告失败。
4.官场也是战场
捻军突破防河进入山东时，朝廷谣言四起。曾国藩久经官场，深知其中必定有人搞鬼。过了不久他才知道，这次的导火索竟然是九弟曾国荃。
曾国荃出山到湖北任巡抚，这使久与曾氏兄弟有矛盾的湖广总督官文心生敌意。
官文坐镇湖广，是清廷安插在长沙上游的一颗钉子。胡林翼在的时候深知其中原委，于是采取笼络官文的策略。因此，胡林翼和官文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官文对胡林翼也是有求必应。胡林翼死后，官文和湘军之间的关系急转直下，也就有了湘军的三河镇之败和多隆阿出走的事件。
曾国荃任湖北巡抚，想着既是大哥召唤，就再做一番事业，也让慈禧知道我曾国荃的能耐。谁知他锋芒毕露、目空一切，让官文的嫉恨又深了一层。
官文实在想拔掉这颗眼中钉，就与湖北臬司唐际盛商量对策。唐说可以把曾国荃保奏为“帮办军务”，让他率军去鄂北“剿捻”，离开武昌，驻兵襄阳。官文依计而行，很快旨意下来批准了。曾国荃还以为这个“帮办军务”是个大官，欢欢喜喜地领兵离开了武昌。曾国藩知道这件事以后写信告诉曾国荃，帮办军务不过是毫无实权的虚职，是给降将准备的名目。曾国荃这才知道上了官文的当，心里又气又恨。
正在这个时候，湖北粮道丁守存曾因贪污公款被官文发现，敲诈了他大部分家产才没有参劾他。丁守存想借曾氏兄弟之手报复官文，就向曾国荃拨弄是非，说“新湘军”的粮草本来就是应该湖北粮道出的，官文目无法纪，竟然阻止他给新湘军供粮。
曾国荃文章虽好，但是对奏折还是不大擅长。这时候，恰好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来湖北，曾国荃就同侄子商量拟稿。曾纪泽已经27岁，深知官场的险恶，觉得叔叔太鲁莽了。再说，这个官文可是满清贵族，为太后和皇上所宠信，自己的父亲尚且要让他三分，弹劾他非同小可，应该找父亲商量一下再作决定。曾国荃不知轻重，觉得事事都像曾国藩那样谨小慎微怎么能成大事？于是，曾国荃让曾纪泽拟稿，以自己的名义上奏。曾纪泽没办法，只好按着九叔的意思拟稿。曾纪泽也是越写越慷慨激昂，水分也多了些。曾纪泽在奏折中列举官文贪庸骄蹇、欺罔徇私、宠任家丁、贻误军政、笼络军机、肃顺党孽等多条罪状，条条都够官文喝一壶的。
曾纪泽毕竟太嫩，曾国荃也不识官场。奏折虽是洋洋洒洒数万余言，但是夸张成分很多。
曾国藩听说九弟具疏弹劾官文大惊，官文是何许人？能安然度过太平天国之乱、在一片乱套的南方牢牢占据一席之地的，哪个不是有着好几把刷子的官场老油条，又怎么可能是个把愣头青就能搬倒的？曾国藩深感此举必遭大祸，赶紧从曾国荃手中要来底稿，看看是否立得住脚，或可设法补救。看罢底稿，曾国藩心里倒是稍安。奏折里面说的都是事实，但是说到军机处和“肃党”，这怕是要招来麻烦。他赶紧写信告诉曾国荃，以后行事千万三思，这次的祸患必定要来了。曾纪泽也被曾国藩狠批了一通，同时赶紧安排他离开武昌这个是非圈子。
果不其然，曾国荃的奏折在朝廷引起了轩然大波。特别是曾国荃说官文笼络军机处，军机处“故意与鄂抚为难”等，更是引起军机处的强烈不满。军机大臣胡家玉连夜找到慈禧，说曾国荃处心积虑地诬告军机处，实在是居心不良，要告曾国荃诬告之罪。慈禧要曾国藩剿捻，刚起用曾国荃，又不好明着袒护曾国藩，只得让军机处派人去湖北调查。那人回北京时，把曾国荃的奏折所列各条全部驳回，认为曾国荃是诬告。慈禧想治罪，但是举棋不定。她知道，现在无数的汉官都在看着，如果治了罪，只怕汉官怨言四起，特别是曾国藩还在剿捻；但是不治罪的话怎么也说不过去，官文后面那帮仇视汉官的满清贵族、官员也不会善罢甘休。
正在慈禧思考如何应对的时候，先后接到曾国藩和左宗棠的奏折。曾国藩说，官文是好官，应该提升；左宗棠则以自己在湖广多年所见，指控官文种种劣迹，要求惩处官文。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曾国荃的奏折捅了大娄子后，曾国藩和湘、淮的大员交换意见，大家都认为曾国荃太鲁莽，得罪了权贵。李鸿章让曾国藩保举官文，请求朝廷不要追究曾国荃的罪，或许可以息事宁人。曾国藩尽管因曾国华而仇恨官文，这时也不得不这么办。但是在西北镇压回民起义的左宗棠得知曾国荃弹劾官文后，早年和官文有仇的左宗棠大感称心，也来落井下石。
慈禧只得大事化小，按照督抚同城不和的成例处理：官文被调回京师，升了官。曾国荃仍做湖北巡抚，未被治罪。官文走了，湖广总督的位置就了空出来，慈禧就调李鸿章的大哥李瀚章来做湖广总督。这一闹，倒让李氏兄弟从中占了个大便宜。
但是，官文并没有就此善罢甘休。曾国藩的防河大计被捻军突破后，官文便四处活动，煽动满清贵族重弹老调，认为曾氏兄弟及其湘、淮系统大将占据地方的许多高位，并非国家之福，规劝太后和皇帝重视汉人宜防的祖训。这就是朝中突然谣言四起的原因了。
经过官文联合众言官孜孜不倦的弹劾，慈禧慢慢也改变了态度，开始大肆打压汉官。所以当曾国藩希望留在剿捻军中做散员时，满以为朝廷会下旨挽留他，哪知等了一个多月，等来的是一顿指责，并无让他留任“剿捻”钦差之意。曾国藩心里老大不痛快，说了句气话，不如回家养老算了。哪知才过两天又收到旨意，让他把剿捻的差事交给李鸿章，回家休假一个月回两江。曾国藩不高兴，上书说不如连两江总督也辞了干脆。十天后，慈禧的圣旨来了，说：“曾国藩怎么可以固执己见？立即遵前面的旨意，到了期限就到任上，使得李鸿章能够专心剿贼。”寥寥数语，曾国藩看慈禧的态度变了，再闹的话，恐怕慈禧就没这么多客套话了。曾国藩只得回到两江。
事实上，慈禧还真有罢免曾国藩的想法，只是想到事情牵连太大才作罢。在曾国藩遭到严旨诘责之时，一批湘系大员被开缺回籍，如陕甘总督杨载福，陕西巡抚刘蓉，广东巡抚郭嵩焘，湖北巡抚曾国荃，直隶总督刘长佑等。
慈禧不愧是善于玩弄政治的高手，她玩的就是一套平衡的策略。当感到曾国藩的势力过大时，就利用曾国藩“剿捻”无力加以打击。任用李鸿章掌管淮系，一可以用淮军镇压捻军，再则可使湘、淮对峙，而自己从中掌握主导权。
5.两大措施：吏治、秩序
曾国藩“北征”无功，清廷撤掉他的钦差大臣，但是慈禧深知“打一下给一块糖”的道理，又补给曾国藩一个体仁阁大学士头衔。
算起来，曾国藩在江督任上已有七年之久。但这七年之中总在带兵打仗，没有好好治理地方的机会。现在，曾国藩认为是该实现自己“国之藩篱”梦想的时候了。
在回来的路上，曾国藩见到因为年年战乱而民不聊生的惨景，路上饥民不断，人人都没有一件完整的衣服。曾国藩知道，这些年战争的创伤太重了。联想起湘军在破城后的所作所为，曾国藩更是感到脸红，这就是自己带的兵，这就是自己给人民带来的“恩泽”吗？曾国藩已过知天命之年，仕途名利之心大为淡薄，这时的曾国藩，真是想着如何恢复生产、安顿民生了。
早年读书的曾国藩，心里想的是治国平天下，达到尧舜禹三代的辉煌。做了京官以后，他认为三代的梦想不切实际，又想着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恢复清代前期的“康乾盛世”。但是，一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了，连年的战乱使得中国大地满目疮痍。如今，他的想法就是好好治理自己管辖的两江之地。
曾国藩为官多年，在千头万绪的事务里，他着重抓了两件事：一件是整顿吏治；一件是理顺地方秩序。曾国藩认为，这两件事都是关系民生的大事。吏治不正，则钱粮难以积累；秩序不好，则难以安居乐业。
清朝后期，可以说是无官不贪，官场黑幕重重，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在官场少贪，但打仗时却是明抢。曾国藩办团练的时候，在湖南、江西吃够地方官的苦头，也看清了官场的黑暗。现在他不能看着这帮贪官腐蚀整个国家，所以他到了两江以后，几乎把两江的官员换了个遍，都换成自己的亲信。他的选官标准是“能做事，不爱钱，不怕死”。几年下来，曾国藩很满意手下官员的表现。但曾国藩不知道的是，能做事、不怕死也许能做到，但不爱钱却难以做到。曾国藩手下的将领、保举的人员太多，他根本就控制不了。何况，即使某个官员在开始时确实清明，但是在任上待久了，自然就生出贪腐的毛病。这就是整个政治体制的问题了，除非从根本上推翻这个体制，别无他法。
他知道，湘军之所以能打仗，就是因为提供了一个科举之外扬名做官的机会。抛开这些，湘军将士干嘛要拼命呢？现在，要由自己来整顿他亲手提拔、保举的官吏，才知道这里的黑幕有多深。这些官员在金陵城破后的表现他是亲眼所见，湘军将领领着人大抢特抢；即使自己不抢，也暗中指使人去买抢来的东西；南京城外车水马龙地运送战利品，闹得全国皆知。如今，曾国藩要整顿，很可能整顿出来的就是手下从南京抢来的财宝。这么一来，不就给了慈禧、言官们指责自己的理由吗？当时慈禧明令交出南京城的财宝，自己是通过裁撤湘军才蒙混过关的，这下旧事重提，又该怎么过关？处境险恶，官文时刻准备揪住小辫子再参他一本，慈禧也在借机打压汉官。曾国藩是汉官之首，当然是首当其冲。
但是，吏治腐败已经到了不整治就难以维持正常运转的程度。曾国藩知道必须动手，但是怎么动手，从哪里入手，曾国藩不知道。他问赵烈文，拿谁开刀？赵烈文说得很干脆：“江苏布政使丁日昌。”因为这个人是名副其实的大贪官。
丁日昌原来是江西万安知县，曾经因为贪污庸劣而被革职，后来曾国藩困顿江西，丁日昌进入了他的幕府，做了收税的官员。后跟随李鸿章去了上海，被李鸿章提升为苏松太道，兼任江南制造局总办、两淮盐运使，后来又被李鸿章保荐为江苏布政使。大家都知道，盐运使是名副其实的肥缺，丁日昌在这个任上久了，贪性也上来了，甚至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
但是曾国藩为难了，因为丁日昌和李鸿章打得火热，李鸿章又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丁日昌虽然贪，但是李鸿章每月所需的粮饷丁都给他准备得妥妥当当。李鸿章北上剿捻，正是需要丁日昌这样的人的时候，曾国藩怎么忍心动手？连最明显的贪官都动不得，还谈什么整顿吏治？
吏治难以下手整顿，地方秩序也同样不敢“肃靖”，因为在三江两湖地方闹乱子的祸首也是湘淮官兵，尤其是被他裁撤的湘军官兵。
当时两江之地闹得最凶的是哥老会，又称兄弟会。里面的成员三教九流，有破产的农民、社会流民、遣散士兵，他们的组织很松散，虽然有时候反清，但是更多的时候是抢劫、杀人，成为危害地方的恶势力。太平军起义后，因为老百姓的钱都被政府搜刮光了，没什么可抢的，于是，很多哥老会的成员参加了太平军和湘军。战争结束后，曾国藩大量裁撤湘军，很多人没事可干，又操起了老营生。哥老会的势力迅速壮大。
在鲍超、成大吉甚至曾国荃的队伍里，哥老会的成员很多。曾国藩、曾国荃都知道湘军中混进了不少哥老会的成员，但是用人之际，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有些哥老会成员甚至被保举为一、二、三品武职候补官员。裁撤湘军时，曾国荃拒不执行裁撤命令，清政府曾派官员对湘军施加压力，说再不裁撤就要派人到湘军中清查哥老会。曾国藩也知道湘军里有哥老会，怕清政府真来查究，同时也怕哥老会作乱，所以才痛下决心裁军。但湘军裁了，反而增强了地方哥老会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