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安被围，对曾国藩来说，是一个从九江撤围的好借口。曾国藩在九江久攻不下，不仅留下了兵败的伤心回忆，搭上了半支湘军，更折损了大将塔齐布。所谓三军易得一将难求，对于这样的伤心地，曾国藩打心眼里不想多呆一分钟。但是此时此刻，如果离开九江就只能去解吉安之围，而吉安已经被太平军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又有石达开坐镇——这人让曾国藩想想都觉得胆颤，当年军容正盛时尚且只能侥幸捡回一条命，如今湘军陆师只剩下李元度的两千人和周凤山带领的塔齐布旧部五千人，缺兵少将再去叫阵石达开，加上还有一直龟缩着的林启容虎视眈眈，这一去与其说去解吉安之围，倒不如说是去给翼王送些正餐后的小甜点。但是不去吧，一是机会难得，二是陈启迈既然发了话，如果无动于衷，日后——如果他和陈启迈都有幸活到“日后”的话——在人家的地盘上也很难继续混下去。所以曾国藩考虑再三，就派周其凤带三千人马救援吉安，暗地里授意周其凤，暂且在吉安外围的樟树镇按兵不动，静观其变。
对于曾国藩“按兵不动，静观其变”的授意，周其凤显然只领会了上半句，忘了下半句。他把部队驻扎在樟树镇，没有出兵，却没有好好地“静观其变”，结果石达开摸清了周其凤“打酱油”的想法之后，果断地在咸丰六年一月一举攻破了吉安城，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周其凤的樟树镇大营。疏于防范的周其凤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大败而逃，收拾残兵败将躲进南昌城内。
这一战，令江西官场“舆论哗然”，官员纷纷指责曾国藩用将无方、周其凤指挥不力。说起来大清的官场也真是够闲的，都已经被人打到家门口了，老爷们还有闲心“纷纷表示”和“强烈谴责”。直到太平军兵临南昌城下，老爷们这才慌了神，又去找曾国藩的湘军“想想办法”。可是此时曾国藩也被围困在南昌和南康之间的狭窄地带，处境极为危险，凡是奏折家书，只能用暗语写就、封入小蜡丸之中，由信差乔装打扮带出。就这样也常常有信差被太平军识破而一去不复返，送出去蜡丸，收回来人头。自保尚且无法，哪有什么办法去救别人？曾国藩在给咸丰帝上奏说：“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余昔久困彭蠡之内，盖几几不能自克”。听见风声都觉得腿软肝颤，看见贼船则慌乱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极言受困的窘迫。王闿运的《湘军志》记载这一段情景时评论说：“其在江西时实悲苦，令人泣下。”一代名将，落得如此朝不保夕的境地，自然让人唏嘘。至于曾国藩，怕是紧张过度，连唏嘘的工夫都没有了。
就在曾国藩每天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的时候，他的死敌石达开，竟被杨秀清调去天京参加进攻江南大营的战斗，这让曾国藩着实松了一口气。面对没有石达开的太平军，曾国藩的信心慢慢恢复起来，决计一鼓作气，从江西突围。于是曾国藩着手恢复江西的军事实力，把樟树镇等战役溃败的军队重新编排，凑成两支军队：一支约三千五百余人，由黄虎臣率领；一支千余人的队伍，由毕金科率领。又让江西粮道之子邓辅纶新募二千人马，与李元度合为一军。这样东拼西凑，总计军队约有万余人，但杂牌军的战斗力却与血统纯正的湘军天差地别，尤其缺乏将才：黄虎臣和毕金科，不过是有勇无谋的莽夫，甚至连勇也没有多少；李元度是曾国藩的幕僚出身，一介文人，骨子里透着文人飘飘软软的气息，对于指挥军队，缺少经验更缺少气概，完全是拿来应急的。这时候，曾国藩想起了硕果仅存的将才罗泽南，便想把增援武汉的罗泽南调回，趁石达开不在，夺回失地，挽回江西的危局。
曾国藩怎料到，他一纸求助信，竟成了爱将挚友的催命符。
罗泽南接到曾国藩的告急信感到很为难，当时他正担任争夺武汉的军事主力，若撤离武汉，将前功尽弃。可是曾国藩不仅对罗泽南有知遇提拔之恩，更有着至厚的交情，于情于理、于公于私，都没有推脱的余地。无奈，罗泽南决定加紧攻城，攻下武汉后立即回援江西。因为罗泽南归心似箭，在指挥上难免激动冒进，结果一向小心稳妥的他在攻战中不慎中弹，湘军一代将星，就此陨落。
如果说曾国藩是湘军的首脑的话，罗泽南就是湘军的灵魂。是他，一边率领湘军在战场上攻城略地，一边用他精深的理学修为引导着湘军走在“保国安民”的正途上，不至于沦落为腐朽的绿营兵或者跋扈的土匪豪强。民国学者、钱钟书先生的父亲钱基博，评价罗泽南的作用说：“乡人化之，荷戈从军，蔚成风气。时为之语曰：‘无湘乡，不成军。’藉藉人口，而不知无泽南，无湘军。”湘军中名将颇众，但是谁能如他一般，把上马杀敌、下马讲学的风气带入军中；谁能以道义相磨砺，将知耻、爱民之心、“不怕死、不要钱”的精神切切实实地身体力行？“自泽南死后，湘军日益扩大，鱼龙日趋混杂，暮气逐渐深重，最终功成身退，不得不裁撤完事”，是曾国藩也自认的事实。钱老书中同样说得明白：“惟泽南以宋儒之理学治兵，以兵卫民，皎然不欺其志。此湘军所以为天下雄，而国之人归颂焉。傥好驰马试剑，漫事从军以攫富贵，豪闾里，而不体泽南之以宋儒理学治兵，以兵卫民之指，意气自雄，是则泽南之志荒，而湘之所以为勇者亦耗矣。”可见，罗泽南之死对于湘军，远不是损失一名干将那么简单。
消息传到曾国藩那里，如果说塔齐布之死时曾国藩感到的是痛心，那么罗泽南之死，则足以让曾国藩浑然不知苦痛为何物了。罗泽南，湘军的“教父”，名动一时的儒将，两位弟弟曾国华、曾国荃的授业恩师，这个人对于曾国藩而言，是湘军的福将，是毕生的挚友，更是当下唯一的希望。那时曾国藩的心中可能更多的是恐惧：没有了罗泽南，我曾国藩还能活多久？
但是此时的曾国藩毕竟不同于当年，不会轻易地寻死觅活。为了告慰亡友的在天之灵，他能想到的办法只有：活下去！再艰难困苦也要活下去！
在曾国藩一生当中，这大概是求生欲望最为强烈的一次。在塔、罗二将双双殒命、湘军如同被砍掉左膀右臂的废人一般的非常时期，支撑曾国藩继续走下去的，也许已经不再是报效大清、成就不世功名高远的远大理想，而只是单纯的活下去的动力。
物理学里对于太阳内的核聚变有一个形象的说法：把充满整个足球场的氢气，压缩到一个足球大小，就可以创造出微型的太阳。这对于人生也很适用，当远大的抱负如匡扶天下被环境压迫到一个小目标如“活下去”，往往会迸发出惊人的力量。曾国藩在这看似毫无生机的江西困局中，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尽自己一切所能，去迎接一切可能到来的厄运。他按照罗泽南的遗计，启用左宗棠，联合胡林翼，把罗泽南部交由李续宾指挥，顽强地在太平军的夹缝中求生存，一点一点等待着突围的良机。
3.江西官场
军事上的窘境，并不是曾国藩面临的全部困难。江西官场中的尔虞我诈、排挤倾轧，更让这位立志匡扶国家却深陷困境的大臣感到彻骨的寒冷。曾国藩自率部出湘以来，和地方官场交往不力，已经是家常便饭。如今，曾国藩与湘军都处在最困顿的时期，在这个节骨眼上，来自江西官场的每一点压力，都有可能变成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与曾国藩过节最多的，当数江西巡抚陈启迈。
早在曾国藩拜托陈启迈在江西造船的时候，两个人之间就已经摩擦不断了。陈启迈虽然最终还是答应了曾国藩的要求，但多少也有些硬着头皮的成分，心不甘情不愿，就难免时不常地给这位团练大臣找点麻烦。比如曾国藩要在江西重建水师，陈启迈就说根本没有必要；曾国藩请河南候补知府刘于浔设立船厂，陈启迈则一会儿写信要求把厂内的若干船只给江西，一会儿又写信不再需要那些船了；曾国藩调罗泽南部攻湖口，陈启迈却把他调来守卫景德镇，旋即又调他西往义宁，之后又把他调到湖口。曾国藩无奈，几次都回信答应了他。当时太平军已占领义宁，江西官军去增援，被太平军打败。知州叶济英、粮储道邓仁坤请求罗泽南率众援助，却遭陈启迈的屡屡阻止，特别是在萧捷三率部攻击湖口失利之后，陈启迈看曾国藩更是气不打一处来：看你曾国藩要兵要饷闹得欢实，以为你有多大的能耐，可惜老子白花花的银子，干砸过去好歹还能砸死个把长毛贼，投给你湘军，就给我打这样难看的败仗？从此对曾国藩再无好脸色，不仅对曾国藩的讨要毫不理会，反而造谣说：“曾国藩的湘军打仗发了大财，湘乡、平江、新宁肥得流油，只要家里出个湘勇，全家都不要做事，银子花不完。湘乡的田地没的买，都买到外省外县去了。皇帝的银子运到了曾国藩家，皇帝都没钱了，曾大人现在是富可敌国，我们哪有钱给他。”不难想象，正窝在营中陪着湘勇数着饭粒儿过日子的曾国藩，听到这样的谣言，气得咬碎多少颗钢牙。不过气归气，终究是没有办法。
曾国藩眼看从陈启迈那里讨不到银子，只能自谋出路。就在这个时候，江西举人彭寿颐跑到曾国藩的大营给曾国藩指出了两条生财之路：一是劝捐，就是动用各种关系以各种名义，让当地的乡绅富商捐助湘军。当时的刑部侍郎黄赞汤家在江西，此时正在家里守制，他一直很赞赏湘军的抗敌义举和曾国藩的为国为民。能让黄大人出面劝捐，必定事半功倍。曾国藩自己也可以去好友、同乡、同窗处募捐。其二，就是在江西就地设厘局，抽厘助饷。说白了就是设关卡收费。虽然难免有滋扰民生之嫌，不过此一时彼一时，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曾国藩恍然大悟，着令募捐之事立即去办，抽厘之事容再商量。果然，在黄赞汤出面大力张罗之下，在乡绅之中很快募得白银十万两，彭寿颐也募来三万两，一下解决了很大问题。设厘局之事，经过商量也搞了起来。曾国藩让彭寿颐负责，在南康设总局，在各县设十几个关卡，出手便抽得数千厘金。
看见曾国藩在江西日子越过越红火，陈启迈心里老大不爽：你跑到我家吃喝卡要也罢，居然还开始生火起灶、过起营生来了！于是以曾国藩擅自启用江西人彭寿颐，认定曾国藩这是越权用人；又说曾国藩带着一群湖南兵，跑到江西的地盘上收保护费，天理何在，发动整个江西官场与曾国藩对抗，甚至直接派人去查封曾国藩的厘局，抓捕了曾国藩“擅自启用”的彭寿颐。终于，曾国藩忍无可忍，决定向陈启迈反击。恰逢此时湘军碰巧查到地方官员走私鸦片，证据确凿，曾国藩直接向咸丰帝参了陈启迈一本。除了鸦片一事，曾国藩还把这些日子暗自搜集的陈启迈私底下搞的一系列勾当全都抖了出来，比如陈启迈曾为已革职总兵赵如春冒功请赏，为奉旨正法的守备吴锡光虚报战功；不认真安排战守，丢了江西的八府五十四州县；自己不能守土安民，还阻挠破坏千里迢迢赶来对抗长毛贼的湘军作战。收到奏折的咸丰帝清楚在这个时候，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曾国藩的湘军再落魄也要比一个陈启迈可靠得多，加上这帮地方官确实也没干什么好事，于是就顺了曾国藩的心愿，撤了陈启迈的官。
尽管成功逼走了冤家陈启迈，但是这样一来，“喧宾夺主”的曾国藩在江西官场的口碑就更差了，而新到任的巡抚文俊，更是吸取了陈启迈的“前车之鉴”，对曾国藩的排挤和打压更胜于前。文俊为了削弱湘军的力量，到任不久就设计陷害湘军将领毕金科。毕金科向文俊讨要军饷，文俊先是假意答应，又提出要毕金科先打下景德镇的要求。太平军在景德镇布防严密，如果孤军深入必然没什么好果子吃，但是此时湘军求饷心切，再拖下去就饿死了，还不如战死，哪还顾得考虑那么细。于是毕金科硬着头皮带着部队扑向景德镇，结果自然是有去无回。文俊只用了几斗米，就骗了湘军的一员大将和几千将士。
事情传到曾国藩的耳朵里，差点没把曾国藩气个半死，不仅气文俊设计谋害自己的人，也气这毕金科实在是没有脑子，为了几斗米丢掉了自己和上千兵士的性命，死得如此窝囊，只能长叹塔、罗之后，湘军再无大将。曾国藩自然也想到过报复文俊，可是细细一想报复了又能怎么样？走了陈启迈来了文俊，走了文俊谁知还能来个什么玩意，而自己在江西的日子似乎还遥遥无期。咸丰帝没有撤军九江的意思，自己也不得不继续这丢脸而无奈的东讨西要的生活。但是曾国藩既然选择了在逆境中生存下去，那就只能隐忍再隐忍，在漫无边际的困苦日子中，咬紧牙关，等待奇迹的出现。
4.血案注定了灭亡
被困江西的曾国藩，日日期待着奇迹的出现。但曾国藩是一个聪明人，一定也很清楚，种种期待，不过是绝境中求生存的望梅止渴、画饼充饥罢了。
也许，曾国藩根本就没想到奇迹真的会出现。
更想不到，给他带来奇迹的，不是他日思夜想的咸丰帝，也不是与他同袍而战的湘军将领，竟是带给他绝望的石达开、杨秀清一干人等。
历史就是这样有趣。太平天国自称受天父天兄之命扫荡“扰乱人世”的“清妖”，可是老天却偏偏站在了“清妖头领”曾国藩的一边，在曾国藩最为困苦彷徨之时，不仅为他开辟了一条生路，更令曾国藩为之奋斗的“护国剿匪”事业峰回路转。
这一切的变故，来自惊天动地的“天京事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