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发生在荒唐年代的1967年。
田国军和肖娆是一对恩爱的年轻夫妇。国军由于天生的长短脚残疾，高中毕业以后没被高校录取。他靠自学具备了英语、法语的书面翻译能力，靠长期为书局翻译书籍谋生，属于自由职业者。而肖娆则是美术学院的人体模特。
他们原先工作、生活在一个省会城市，“文革”的熊熊烈火燃烧起来以后，他们眼看到举凡学有所成的知识分子都受到冲击，担心有朝一日烧到自己身上，于是逃离都市，逃到叔叔所在的一个小县城。由于叔叔家6口人蜗居在10多平方的小屋里，他们只好另租居所。
他们原以为这里可以是避世的桃花源。没想到，住下不到两个月，一天晚上深夜，住房的木板门突然被粗暴地踹开，一群臂戴红袖箍的人闯了进来，说是接到举报执行搜查。
原来是几户“革命警惕性”很高的邻居举报了他们。
举报的最大疑点是，这一对夫妻从来不吵架。他们深居简出，有时外出购物办事，回来后就“砰”的一声关上房门，从不与他人交往。邻居们认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不可能留有阶级斗争的真空地带，这一对来历不明的“外来人”十分可疑。于是到“工纠”（工人纠察队的简称）举报。
工纠队长一想，在白色恐怖年代，就有一些革命者，假扮夫妻，潜伏在敌占区，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如今是“红色恐怖”年代，莫非这一对男女反其意而用之？
那时候，“专政工具”被滥用，无需搜查令即可抄家。“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嘛。
工纠这么一搜查，果然搜出了大批“罪证”。
一是许多“洋文书”和写满洋文的稿纸，这分明是“里通外国”罪。二是许多裸体书画，足以证明这是“资产阶级糜烂生活方式”。
于是连夜对田国军和肖娆执行“逮捕”。
连夜突审。
田国军的名字成了第一条罪状——他取名“国军”，就是准备迎接“国军”反攻大陆。
田国军连连喊冤。他说，他们那里的田氏族人讲究辈分，轮到他这一代，男性是“国”字辈，只第三个字有所选择。
国军生于1940年代初。当初，爷爷给他起名“国君”，意为希望他长大后做君子不做小人。新中国成立后，毕竟他家成分颇高，感到名字还是小心点好，于是改名“国军”，意为欢迎解放军进城。这些工纠队员哪里肯信，认为他是砌词狡辩，于是一顿毒打。
至此，里通外国即间谍罪、梦想变天罪和“传播资产阶级糜烂生活方式”罪已成铁证，无可“翻供”。
问题是，替哪国当间谍？都犯了哪些罪行？需要一一落实。
开始时，田国军据理力争，即使被打得皮开肉绽也不招供。
工纠队采用“疲劳轰炸”手段折磨他。工纠队每天2小时换一批人，不分白天黑夜持续拷问。
人可以忍受饥饿和皮肉之苦，但无法承受几天几夜被剥夺睡眠的折磨。科学实验证明，人在太长时间得不到睡眠，就会出现幻觉，甚至暴亡。
在三天三夜持续不断轰炸之后，田国军精神崩溃，胡乱认罪，虚构了接受某国派遣，潜伏搜集我国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和“文革”情报的“罪状”，并且签字按下指模。
为此，田国军被判无期徒刑。肖娆以“协同间谍罪”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
直至1978年复查案件时，国军和肖娆才双双改判无罪释放。但这时他们已含冤被关押11年了。
30多岁时，他们才诞下一个独生女儿田蕊。
女儿长大了，读的法律系。大四那年，老师布置了一个社会调查的课题。田蕊选择的课题是《从“文革”个案看法制的缺失》。之所以选这样的选题，是因为她在日常生活中偶尔听父母讲起，“文革”年代无法无天。田蕊选择了父亲作为社会调查的对象。
于是，父亲就带着沉重的心情，向女儿讲述了夫妇俩在“文革”初期的离奇遭遇。讲到动情处，父亲几度哽咽，潸然泪下。
没想到，田蕊不但不悲伤，反而忍不住笑了起来，笑得前仰后合。她说，老爸老妈你们是书读多了，成了书呆子，是太过迂腐惹的祸。你们不懂得顺应时势。所谓“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要是你们也像其他人一样，三天两头砸锅打瓢，喊打喊杀，寻死觅活的，不就什么事也没有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