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骂着想伸手打秃头，一来没力气，二来要拎裤子，父亲的反击滑稽异常，像一只剥光毛的鸭子乱划水。炙烈的日头下，满街的人不知从哪里钻了来，都伸长着鹅头观看这场把戏。那时，父亲挣扎着护不住下身，干脆屁股一崴坐在了石板子街面上，父亲团曲着身体把头差点埋进了裤裆。我不记得我是怎样跳起来的，我不记得我是怎样摸着一块石头的，我把石块举过肩膀想要给秃头一击。秃头却一点不怕我，挥着茶杯对我挑衅：“小害屌弄你想发作呀？你发作试试，老子一茶杯砸死你！”我被打翻在地后，秃子还找准我胯裆补上了几脚。
又一次受了侮辱，回来的路上父亲又一次要跳塘。父亲抠住塘坎说：“我喜（死）了都不要紧，可怜我儿子……”我知道父亲说的是，他死了都不要紧，可怜他的儿子……
拉扯着父亲，拉扯着父亲的手，拉扯着父亲抠紧塘坎要飞出去的手，我哇哇地哭着。
可是，父亲仍不愿收回投塘的姿势，渴渴地望着满塘的碧水对我说：“鹅（儿）啊，你让我套（跳）吧！你让我套（跳）吧！”父亲说他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我什么也不说，死死地紧抓父亲干瘦的手胳膊，我竭力把屁股向后“坐”着，我知道我又小又轻，没有大地的帮忙，会拉不住父亲的。在大地的帮忙下，我嚷着：“爸，你不能死，你不能寻死！你死了，我，我们怎么办？”我用我四十五斤的身体重心，直到把父亲拖离危险地带。
娘整天地让我扒柴，拾粪，捡山芋根子，如不能按质按量完成，便迎来爆栗子和黄荆条子，娘把我身体搞出一道道血痕。天上出星星了仍然空着柴筐，弟弟喊我回家吃晚饭，路过斋塘埂我便做出投塘的姿态，我对弟弟说：“活着太难，我活着有什么意思呢？！”弟弟嫩嫩的小手死死地扯住我的胳膊，芭茅丛中，把身体重心竭力向后“坐”着。“哥，你不能寻死！你死了，我，我们怎么办？”弟弟嚷着，指甲把我的皮肉抠得出血。记不得多少回我模仿着父亲的死亡游戏，总是在那一刻，在被弟弟的小手抠得出血的那一刻，我感到被需要着，感到了一股异样的亲情的温暖。
三
打针吃药，父亲的病况没有再恶化下去，但仍然不能参加生产队上工。那时我们生产队年底“决分”，一个男劳力十分工可值一角三分钱。我们家一点可怜的工分全靠娘一人挣来，娘累死累活一天得七分工，男劳力上工一天记十分工。春天的布谷鸟儿，在嫩绿的秧田上空一声声催：禾哥禾哥，插棵插棵。开了秧田门，满村无闲人。生产队插秧那天，父亲想想实在坐不住，便跑到了田畈里连滚带爬下了田。父亲过去是个插秧能手，他会插一手“开花秧”，秧苗落泥即活，秧趟子横平竖直，秧棵子像弹了线一般。但是这一次父亲滚下田非但没能裁一棵开花秧，还差点一头栽进了泥巴眼里。父亲被粪脾气青年丁大宽一把牵起时，已是一只精湿的落汤鸡。
丁大宽将父亲拎上田埂，父亲仍然爬动着，执着地要重来。大宽拎起父亲的泥巴胳膊，直拎了一条田埂远，对那一摊泥骂道：“你看看你，可还像个人！”
娘跑上田埂来，带着两手泥巴，两手秧苗，又拉又踢父亲：“你都不像个人了，跑出来现世做么事啊！”
那些日子里，娘跟父亲没一日不吵嘴，吵着吵着的某天晚上，娘一脚将他蹬到了床下。从此“目”字形的三间矮草屋里，父亲在“目”字中间那个“口”子里，扁担加木凳另搭了一张小铺。奶奶每天在早饭锅里蒸上一碗蛋花，那碗芝麻蛋花时不时泼洒到山芋粥里，黄水里漾一小块黑汤，我和弟弟盛稀饭时舀着了，娘拿起锅铲子要我们把它撇开。娘怕父亲的病传染，一直让我们离父亲远一点，吃饭时也不准父亲上桌的。
第二年父亲的病情开始好转，像春光里开冻的枝头一样日见起色。可以参加生产队劳动了，先是一些轻活：拔秧，锄地，割牛草。继而连一些力气活也能干了，扬谷的时候父亲挥起扬锨能把谷粒扬高丈余。父亲扬谷手艺出了名的，纵然没有足够的风，也能把黄灿灿的稻谷一粒粒“拎”出来。
我考上初中后进入牛集中学上学，父亲关心我学习成绩，时常跑到学校和老师沟通。他每一次的光临都会给我带来难堪，同学总是说：“你爸来学校了，你爸讲话讲不圆。”我便躲避他，讨厌他，憎恨他。我听见很多人都在叫他“半边脸”。多年后，我娶了小学同学做妻子，她承认那时候确实称未来的公公为“半边脸”。起初，被折了骨的父亲捂着半边脸总不敢见人，奶奶便开导他：“我儿你是半路里得的么，又不是胎里带来的。”奶奶还劝导父亲：“吃盐的人哪有不生灾，生灾的人哪有不破相。”
那年冬天娘又怀上了，屋子越来越不够住了。在一次说笑中父亲被生产队副队长激了一将：“月发你做得起屋，上梁的桁条都由生产队提供。”父亲问副队长讲话可算数。副队长说扯根屌毛当当，讲话算话。等到父亲和娘商量着真的动起手来，才知道连请人工的粮食都不够。当时家中六个人，我，妹妹和弟弟，父母和奶奶。
记得是一个不见月亮的夜晚，半夜过了家中的煤油灯亮了一下，接着又被吹灭，我揉揉眼听到移动大缸的声响。那只盖着木盖的大缸一只空着，像一个饥饿朝天的肚子，但是它很快吃饱了，两担稻谷让它饱满得肚儿圆。是父亲和堂叔一人一担挑回家的。堂叔当生产队长，一贯秉公，不知道父亲怎样和堂叔说通了，使得他打开了生产队粮仓并监守自盗。
从打土砖到盖上芭茅草竣工，用时一个多月，一幢“黑四间”新草屋挺立了起来。经历无数个不眠之夜，父亲看上去仿佛衰老了十岁，但是他变得精干而有力气，也能吃得下饭，有时一顿能干三大碗，除了“半边脸”上残存的残疾，与一般人已然无异。尤其是，他那张“照光”后的黑脸蜕皮后变白了，流汗的额头看上去光彩照人。土墙砌好后到上桁条时才发现，缺少一根下须（斜长形桁条），父亲和娘商量来商量去决定向小姑妈家借。正月里小姑父还没去淮北上班，也来我家帮忙，忧愁中的父亲换上一副笑脸，围着姑父打转转，嘻嘻地笑，想开口又不好开口。请堂叔跟小姑父说了，小姑父拎着泥盆冷笑了一声，口桁条我们倒是有几根，嗨，他要下下来还要费点儿事呢。姑父也打算盖屋，购好的松树木料被他架在了碓屋的老房梁上，用铁丝编穿了起来。父亲没再开口，跑向了副队长家——听说父亲向对方低了头，他甚至开口以妹妹和副队长的儿子为婚……借得了二十元，一根通长的杉木下须终于得以撑起我家的房子。
上梁那天，福祥表叔终于被请了来，给正梁下的一根看梁上写“公元一九七八戊午年正月落成”。此前几天，瓦匠表叔只肯派几个徒弟来，本人迟迟不肯出现。奶奶叹息她的娘家侄子：福祥也三眼睛看人喽。但上梁之日连表婶都来喝喜酒了，顺便带来大表姐相女婿。父亲表达感激的方式是：一，把几只特大号冬瓜南瓜绑上表叔的自行车后座。二，介绍丁大宽给表叔当女婿。
那个早春的晚上，土砖墙壁还没糊上，四面透风，全家人以地当床，睡在一堆芭茅草上。煤油灯光放大着父亲的身影，跑进跑出地忙着，看看天，怕它落雨，望望家什，怕人偷了，父亲不时地发出咳嗽声，把痰吐到高低不平的地上。
四
小姑妈一生再生，第一胎生女儿，第二胎生女儿，第三胎又是女儿，到第四胎还是女儿。女孩子就像蔓生的杂草，都懒得给取名了。大的叫清，二的叫秀，到第三第四干脆叫三子四子。小姑父在淮北地质队工作，吃国家饭，他人在钻机心在家乡，上缴一定数额工资，全家享受“四属户”待遇。四属户人家始终不养儿子，小姑妈成了我们友谊生产队的一个笑柄。
当小姑妈第五次隆起高高的肚皮，奶奶隔时便会去抚摩它，根据肚皮的高低大小预测性别。又看小姑妈是不是喜欢吃酸，奶奶说酸儿辣女么，这回必定是个争气的啦。正月尾小姑妈果然生了个争气的，奶奶亲手接下那个肉墩墩的男婴。小姑妈激动得流着鲜血流热泪，父亲高兴得拿起笔给姑父写信，找啊找，找来一张过年写对联留存的红纸，父亲把红纸裁到八开纸大小，又把它均匀地对折成信纸的条形格子，父亲提笔思了思才运起了笔。
“向敬爱的小姑爷文礼报喜！”顿住笔，父亲想把“敬爱”擦去，这两个字是通常用来歌颂领袖的。父亲的半边脸羞得和红纸一样红，想想决定不改了。
父亲的钢笔字一贯清秀，个字分明，有点像印刷出来的行楷。但是这一回父亲的字体严重变形放大，激动使得它们在红纸上手舞足蹈起来。三十一年后的一个炎热的夏日中午，我专程赶到合肥为新婚的表弟证婚，在一百多双热切的目光里，我宣读证婚词道：“三十一年前，我的父亲用写对联的红纸写信给远在淮北的姑父报喜，那时候表弟还是一个光着屁股赤裸的婴儿。今天，这个曾经的光屁股婴儿不知使了什么法子，大家请看——他让另一个四个月大的婴儿鼓起了美丽新娘的肚皮……”那一刻，我注意到幸福得白发苍苍的姑父在台下冲我挥了挥手。
然而当年，红纸“报喜”后的父亲，渐渐走入了苍白的困境。
小姑妈家种有近两亩多自留地，父亲用病弱的双肩和双手为之犁耕播插，得到的常常是一顿可口的饭菜。记得给小姑妈家帮忙总是奶奶掌厨，奶奶做的饭菜不晓得多么好吃，多么可口。父亲常常吃得嘴儿油漫漫地回家，有时也会带上一小碗给娘。当然我娘是不会独享的，一小碗再分作三四份，我和弟弟妹妹各尝了半筷头子汆肉挂面，简直美得舔掉了嘴唇。弟弟几口吞完了嚷着还要，他用小手拉着父亲的大手叫道：“大，还有么？人还没吃够么？”父亲的表情不置可否着，娘斥责弟弟：“小孩子吃而无厌！”
夏天的晚餐在竹床上进行，奶奶总会弄出几样小菜，腌菜瓜是用花皮菜瓜切开后伴上盐，奶奶拿碗盛了连碗一簸一簸着，直到簸出了盐水来。咸鸭蛋拿陈年的雪水腌的，腌熟后呈淡绿色的壳，菜刀切成四瓣，蛋白如冬雪，蛋黄赛春日。父亲扒着稀饭解决了第一块鸭蛋之后，总要拿筷子赶着飞来的苍蝇带一点护卫的意思。我和弟弟妹妹六只眼睛都盯着那三瓣蛋，眦吃简直是眦得眼睛出血了。奶奶拿大芭叶为父亲打着蚊子，少不得给我们三个分了一块，迅雷不及掩嘴之间我感到嘴里有了咸香味时，它已溜下喉咙了。当我们再次把目光盯向蛋碗时，发现已只剩下一块了，父亲正拿变形的牙齿剔除蛋壳。当弟弟馋得要伸出小手时，父亲终于以筷头子相向了，还向我狠狠地“猴”了一眼。
“半边脸，丑死啦！”我在心里恨恨地骂他。
那天放学归来，我看见奶奶在斋塘埂上坐着，手里端着一封厚厚的来信。娘看过了把它丢给了奶奶。睁眼瞎么，字认得我我不认得它么。奶奶跟我念叨着念书的作用，让我念内容给她听。我接到手上发现这封来自上海的书信并不是熟悉的舅爹体，是几张厚厚的打印纸，其中一栏询问道：胡绍传是否已死亡？于何年何月何日死亡的？我把它团成一团，往水田里就是一扔，我吐着口水：“呸，呸！”奶奶问我怎么了。我仍然气不平，把那落地的纸恨恨地跺上一脚。我说：“操他娘的，咒人死呢！”上海那家肿瘤医院真是敬业，直到父亲去世后两三年，仍有“问卷”寄来。无一例外，在我家它不是化成了水，便喂了火头君。
娘的肚子越来越大，娘的脸色像涂了一层黑锅烟，戴着肚儿上工。她终于生产了，产下一个锹把儿头男孩，奶奶唤他“大扁头”。大扁头出世第三天就发烧，小肚子膨得像个小坟墓。父亲抱着他去往义津街卫生院，那时候父亲已敢以半边脸示人了，说话仍然说不圆，但人们绝对能听明白了。这个奶奶起名海元的弟弟终于活过命来，父亲抱着他走在小徐庄田畈的田埂路上，两条黄瓜似的腿子直绕直绕。适逢大旱天天车水，父亲车啊车两只脚腿车不动了，一屁股坐地半天爬不起。婶娘背后跟我娘说：“小平大的黄瓜腿子，只剩豆角杆儿粗了。”几个月之间父亲已变得面黄肌瘦。那天去卫生院得了诊断书，路过生产队队屋父亲把脚步走得劲干干的，堂叔问：“月发从哪儿来？”父亲撒谎说：“小舅爹寄衣裳，取包裹来！”回到家屋里往小竹椅上一坐，父亲就成了一个失落的包裹，呆傻着，继而哭开了。父亲的泪珠无声地滚落，把小竹椅上的刻字都打湿了。那几个黑漆阴刻的字“丰收在望”，父亲已经归期在望了。
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