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初，根据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央作出了三线建设的决策。决策的最初提出者是毛泽东，其依据是1964年4月军委总参谋部提交的一份关于我国经济布局不适应未来战争需要的报告。在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他说：“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9、1200页。）由此，三线建设作为“三五”计划时期的重点被确定下来。此后，中央有关机构负责调研并很快参与到三线建设的规划部署中。西南、西北三线建设指挥部很快成立，负责组织中央有关部门在三线地区新建、扩建、迁建项目的计划协调和物资供应工作。国家计委、建委、经委等有关部门也有了明确的职责与分工：在三线建设新的工厂，扩建部分工厂，由国家计委负责组织；把一线地区全国仅此一家的重要工厂和配合后方建设所必需的工厂搬迁到三线，由国家建委负责组织；组织好全国的工业生产，为三线建设提供设备和材料，由国家经委负责。此后，三线建设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三线建设的决策和实施，完全体现出中央的战略统筹者地位和作用。
时隔30多年，在21世纪来临之前，中央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与当年提出三线建设一样，同样体现出中央是战略统筹者。“西部大开发从明确开发目标、部署重点任务，到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双重作用，合理界定开发范围，规划开发空间布局，明确开发重点任务，以及启动重大工程建设，无不体现出中央领导的宏观视角和深谋远虑。”（曾培炎：《西部大开发决策回顾》，中共党史出版社、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79页。）同三线建设一样，中央主要负责同志首先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江泽民从1995年起开始考虑实施邓小平提出的“两个大局”问题，并于1999年3月正式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思想。之后，中央有关机构负责进行调研，并作出决策参考。4月，国家计委相继召开了四个座谈会，分别听取部门、地方、专家对西部大开发的意见。在调研探讨过程中，出现了搞西部大开发是否正当时的疑虑，但最终国家计委“在认真学习领会江泽民同志讲话的基础上”，得出了“我国已经具备了开发西部的条件”（曾培炎：《西部大开发决策回顾》，中共党史出版社、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的结论。由此可见，中央主要负责同志的意见对西部大开发决策起了重要作用。1999年9月，西部大开发战略被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国家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在1999年的最后两个月里，党中央、国务院连续召开三次会议，专题听取国家计委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初步设想的汇报。2000年，国务院成立了由朱镕基总理任组长、19（后增至23）个部委主要负责人组成的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负责组织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西部地区开发的方针、政策和指示。
因此，对比三线建设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的形成，可以看出，虽然两次战略决策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作出的，但中央在其中所起的战略统筹作用是相同的，即中央在决策之际，考虑问题的角度或出发点以全国为“一盘棋”，着眼于全局。
二、地方党委政府始终是决策的执行者
中央在三线建设或西部大开发中始终起着战略统筹者的作用，其战略意图和统筹作用能否实现关键在地方党委政府的执行上。地方党委政府始终是决策的执行者。中央与地方党委政府之间的关系就是战略统筹者和决策执行者之间的关系。
在三线建设时期，中央一旦形成决策，地方党委政府的职责就是执行好中央的决策，自身并无决策权。以攀枝花建设为例，“毛主席提出建设攀枝花基地后，国家计委立即组织80多人的工作组，由程子华、王光伟两位副主任带领，到成都同西南局和四川省委商定建厂事宜。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的部分同志建议另选厂址，理由是攀枝花交通不便、人烟稀少，农业生产基础差。国家计委工作组对此展开了调查论证，但仍与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的意见不一致，最终攀枝花选址还是由毛泽东决定的：“乐山地址虽宽，但无铁无煤，如何搞钢铁？攀枝花有铁有煤，为什么不在那里建厂？钉子就钉在攀枝花！”（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4页。）当然，地方党委政府也参与战略决策，但作用只是局限在提建议、意见以及请示汇报上，并没有最后的战略决策权，最后的战略决策权在中央。
中央的意志占主导地位，这在西部大开发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地方党委政府的作用则集中体现在执行上。2000年“两会”期间，针对中央刚刚作出的西部大开发决策，西部各地方党委政府反应迅速，立即提出本地贯彻落实的具体政策、措施、办法。如“重庆要利用自身西南工商重镇、三峡库区和区位承东启西重要连接点的三大优势”；四川要“重点做好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经济结构调整、科教兴川和扩大开放‘五篇文章’”（曾培炎：《西部大开发决策回顾》，中共党史出版社、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95页。）；“内蒙古自治区提出要发展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屏障、主要能源资源开发区、向北开放的前沿阵地和保卫祖国的北大门等”；“云南、甘肃、西藏转变政府职能，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简化行政审批程序，取消和精简行政审批事项”；“贵州、广西壮族自治区对过去遇事少章法、做事随意性大的现象进行了反思，开始注重制定规划，完善政策”；“宁夏、青海、新疆等地想办法‘用活现有的，引进外来的，培养自己的’，出台了稳定、培养、使用现有人才和引进人才智力的若干规定。”（曾培炎：《西部大开发决策回顾》，中共党史出版社、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55页。）
从2000年至今，西部大开发从第一个十年进入第二个十年，中央出台了许多政策，如下发《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若干意见》等，《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也正在实施之中。地方党委政府作为中央决策的执行者，为贯彻落实中央各项政策做了大量有效工作。以退耕还林为例，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造林数量最多、投资规模最大、涉及范围最广、效果最为显著的重大生态工程，由于地方党委政府有效执行了中央的决策，截至2010年，“10年来退耕还林累计实施4亿亩；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有效保护了13.9亿亩森林资源，占全国森林的60%，新增森林面积9500万亩；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累计完成治理任务1.27亿亩，大气释尘量减少。”（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 /2010-07/05/c_12300837_5.htm）
三、中央统筹与地方执行关系的调整变化
虽然中央和地方党委政府在三线建设和西部大开发中总的职责一个在统筹，一个在执行，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时代已经发生了调整变化。
三线建设时期，是实施计划经济体制的时代。计划经济的指令性特征给中央和地方党委政府已分别定位，中央责在做计划、定指标、下命令，地方党委政府责在执行好中央的意图，二者之间的关系比较简单。中央作为战略统筹者，统筹的内容庞杂，甚至事无巨细；地方党委政府作为执行者，执行过程中强调严格忠实于中央意图，完成国家计划的任务。地方党委政府实际是中央的执行机构，代中央执行其决策部署。虽然地方党委政府执行中央的决策也涉及地方自身的利益，但中央与地方党委政府并无明显冲突，特别是不需要地方党委政府自身通过一定方式或途径来显示其经济发展方面的成效。因此，地方党委政府执行中央的决策，其积极性或主动性多体现在政治层面上，考核地方党委政府官员的主要标准也主要体现在贯彻中央指示是否得力上。一般来说，地方党委政府不必要也无权进行项目的规划、设计与审批，需要做的工作是在中央的决策部署与规划设计下，进行辅助性的工作，以执行好中央决策。这些辅助性的工作也是根据国家计划来开展的，并严格遵循国家计划进行安排。或者说，地方党委政府的主要任务和工作就是将中央的决策具体化、细致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