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到1980年底，国家在三线地区建成了868个企业和研究机构，生产能力约占全国的一半，形成固定资产原值231亿元。国家动员上千万工人、解放军、干部、科技人员在西部地区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建立起约2000个大中型企业和科研单位，包括攀枝花、六盘水、酒泉等钢铁、煤炭基地，酒泉、西昌卫星发射基地，成昆、湘黔、襄渝、青藏（西格段）等重要铁路干线，湖北中国第二汽车厂，重庆常规武器制造基地，贵州、陕西飞机制造和电子工业基地，葛洲坝、刘家峡水电枢纽等，至今仍然是中国中西部地区工业的支柱。三线建设所涉及的地区从一个个不毛之地的艰苦环境中建成中国西部的一个个生产基地，大大改变了我国工业的整体布局。当然，三线建设的决策和建设过程中存在着失误和偏差，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毋庸讳言。决策者在指导思想上确实存在对战争估计过于严重的偏差，三线建设上马仓促，工程的选址、规模等前期决策工作不够科学合理。在遭遇“文革”时，片面追求政治目标，忽视规律，进程过快、过急，造成了许多不应有的严重事故。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国际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中共中央认为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是有可能的。1983年，中央财经小组和国务院作出了对三线建设进行调整改造的战略决策。1999年，中共中央作出西部大开发的决策以后，三线企业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中通过各种方式改组变革。三线建设虽然结束了，但在三线建设中形成的基础设施、大中型企业、科研院校等仍在继续发挥作用。尤其是在三线建设中的大型机械制造和军工企业为发展新兴产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三线建设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经济和国防建设，因此它没有将投资的经济效益和机会成本放在第一位，投资结构和布局以及施工方式也显得仓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的投资里面实际上包含了国防费用和成本。同时，这种主要出于备战和国家安全的投资在客观上又兼顾了缓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状况，为经济落后的内地偏僻地区带来了现代工业技术、人才以及文化，对当地经济发展起到了拉动作用。
二、为什么对三线建设的评价莫衷一是
对于三线建设的评价莫衷一是，其中基本否定或认为得不偿失的评价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三线建设是以备战为主要目的搞的，花了这么多钱，既然大规模战争没有打，说明当时决策有误；二是从经济的角度看，在当时资金那么紧张的情况下，投资的机会成本很高，将那么多资金用于基础条件极差的三线地区和国防工业，远不如当时用于沿海地区和民用工业的经济效益高。
上述两种观点的形成是有其客观环境的。这就是1978年以后，一是世界的主要问题是和平与发展，我们党也转变了对形势的估计，认为大规模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二是我国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因此，一方面资金短缺，对资金运用的机会成本和效益看得很重；另一方面，三线建设进入调整时期，还需要国家投入很大的资金来保证搬迁和转产。三是20世纪80年代实施的“两个大局”设想、优先发展条件好的沿海地区，也使得对三线建设所体现的区域均衡发展思想提出了质疑。正是由于上述三个客观原因，使得自80年代以来对三线建设的评价莫衷一是，基本否定的声音不小。
由于篇幅的原因，这里只想简单谈谈如何正确看待三线建设。我们认为，对于三线建设的评价，一定要以历史的、辩证的眼光来看待。
第一，不能就经济论经济，就战争论战争，而应放在20世纪60年代特定的国际环境中看待。20世纪60年代的国际环境对中国而言充满了威胁。从世界局势来看，美苏争夺世界霸权事件不断，美国在越南的战争不断扩大，苏联又发动对捷克斯洛伐克武装入侵，从国家间关系来看，在新疆塔城事件、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关系紧张；越战的升级和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中美关系紧张；中印边境武装冲突使得中印关系趋于紧张。在当时的决策者看来，战争是否爆发和爆发的时间、规模无法肯定地预料，因此有准备比无准备要好，准备多一些比少一些好。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把国家的安危寄托在不可预料的形势上，也不能完全用今天的国际形势和认识来断言昨天的判断。有材料证明，毛泽东作出三线建设决策时，研究了苏联卫国战争工业过于集中、主要交通枢纽和港口码头过于集中在大中城市及其附近等教训。毛泽东在通盘考虑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些见解。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危险，要对帝国主义可能发动战争有所准备。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沿海搞那么大，打起仗来是不行的，必须把三线的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搞起来，这样军事工业才有基础。
第二，要从开始三线建设时内地工业基础极端薄弱的客观情况来看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是中国的最基本国情。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面对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发展极不平衡的经济形势，选择了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改变落后农业国面貌的工业化战略。在战略实施中，沿海地区与内地经济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发展差异，特别是工业发展的较大差异成为阻碍。三线建设的上马，确实是以备战为中心的，但也有在工业化推进过程中改变我国经济布局、开发落后地区资源的长远考虑。同时，三线建设的决策是根据中央和地方各方面实际情况的变化来调整、充实的，力图利用计划经济体制集中调动资源的能力，重点开发建设内陆地区。三线建设开始后，新建项目向三线地区集中，国家还将一批工厂、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向内地进行了搬迁。到1971年底，全国约有380个工厂项目，14.5万人，3.8万台设备，从沿海迁往内地。三线建设在中国西北、西南掀起一轮工业建设的高潮，客观上形成了中国工业建设的一次战略性大转移，这对于改变我国旧有的不合理的工业布局、促进内地经济的全面发展是有巨大影响的。
三、我们应该从三线建设继承什么
三线建设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三线建设中所体现的艰苦奋斗和为国家、为人民的奉献精神，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
长达15年的三线建设形成了宝贵的三线精神。三线精神的内涵之一是艰苦奋斗的精神。作为三线建设布局的企业，根据毛泽东的思想，要使三线建设的企业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就要远离大中城市、分散布点，做到即使在打核战争的情况下，这些工厂和科研单位也打不烂、炸不垮，能继续坚持生产和科研、支援前线。战备和保密的需要，使得当时的三线企业都要“依山傍水扎大营”，建设在远离城市的地方。来自祖国大江南北，数百万的工人、知识分子、军人、干部等建设者们响应号召，打起背包，背井离乡，跋山涉水，来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风餐露宿，肩扛人挑，用十几年的艰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上千座工矿、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在三线建设中形成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艰苦奋斗精神。三线精神的内涵之二是创业精神。在三线建设中，创业精神主要体现在自力更生。三线企业是在西方强权对新中国进行政治封锁、经济禁运和军事扼杀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其目的是为了深入开发西部资源、改变我国工业不均衡的布局，因此必须依靠自力更生的钻研精神。为了克服困难，获得发展，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需要打牢物质技术基础，不断积累自身经验。文化精神的内涵也在此过程中不断升华。正是精神力量的感召，三线企业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重大建设任务，甚至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深刻阐述了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的中国梦的丰富内涵。当前，深入研究和阐释三线精神的核心内容及其时代意义，并加以宣传和弘扬，从中汲取实现中国梦的有益精神力量，对今天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可能产生的浮躁思想和短视行为，鼓舞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道路上，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长期的重要指导意义。这充分说明，历史虽已远去，但是，党史、国史研究在今天树立和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凝聚人心、发掘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遗产方面具有特殊重要性。
四、从对三线建设评价看当代史研究的立场和方法
从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对三线建设评价的变化，尤其是最近几年有意或无意地贬低甚至丑化三线建设现象来看，我们可以从如何以正确的立场、方法来研究三线建设来寻找规律、总结经验。
第一，通过如何评价三线建设，看到在努力探索历史真相、客观评价事实的前提下，仍然有一个史学研究的立场问题。例如三线建设关乎中国的国家统一和安全问题，换句话说，关系到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如果我们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站在中国经济发展和改善区域经济布局的立场上去看，就不会以偏概全，横加指责，只见问题和缺点，而看不到国家根本利益和长远发展战略。同样的，如果我们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去研究问题，站在那一代为中国的安全和发展呕心沥血、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广大干部和职工的立场上去研究问题，就会感到历史研究的责任，感到为人民说话的责任，就会有强烈的代表人民群众书写历史和建立话语权的责任感。
第二，评价历史事件，应该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即将历史事件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下去评价。例如对三线建设，就应该将其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评价。如果我们关注到中央决策三线建设时的国际环境：越南战争升级、中印边境紧张、中苏关系恶化、美国构筑了《马尼拉条约》和《巴格达条约》对中国实行包围，就不会仅从投资的经济效益来评价三线建设了。而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对三线建设的评价，就是因为脱离了当时的历史条件，仅仅从投资的机会成本来计算，从后来大规模战争没有爆发的结果来判断三线建设的得失，认为三线建设得不偿失，这显然有悖于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其结论也必然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
第三，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或重要人物，给后世留下的遗产，不仅有有形的，还有无形的，或称其为精神遗产。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文化，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最具现代性、最先进的组成部分。而这个文化的形成，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那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合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今天，我们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距中国梦实现的距离，从来没有这么近过，但是，毋庸讳言，我们在思想文化方面遇到的道德滑坡、失去信仰、失去理论自信的问题也从来没有这么严重过，腐败问题严重就是一个例子。在对外方面，我们的软实力与我们的硬实力相比，也显然处于差距甚大的状态。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就有可能功亏一篑，在距离登顶仅一步之遥时止步不前、甚至滑落，从而真的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以保证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必须对文化建设高度重视，充分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基因、品质和传统，而近代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斗93年历史中所蕴含的优秀文化，最值得发掘、继承和弘扬。从三线建设来看，其所表现出来的“艰苦奋斗、勇于创新、集体主义、为国奉献”的精神，有助于我们今天确立和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通过这种实实在在的事例，增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吸引力和示范作用，提高其传播效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
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中的中央统筹与地方执行关系
◎江红英
20世纪60年代开始延续至80年代的三线建设，是新中国建设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战略部署，对以后国民经济结构和区域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迈入21世纪之际，中央又作出了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部署和决策。从三线建设到西部大开发，中央和地方党委政府在这两次重大战略部署和决策行动中关系非常紧密，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一、中央始终是战略的统筹者
无论是三线建设还是西部大开发，都是由中央而非地方党委政府作出的战略部署和决策。这个决策的过程基本上都体现为：中央主要负责同志提出设想；中央有关机构负责进行调研，并作出决策参考；成立专门机构负责具体事宜；召开相应的会议进行部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