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琭璐[16]
自1977年高考恢复以来，38年，共计38次考试，高考这一全国性的考试，改变了超过百余个家庭、百余位学生，甚至是不计其数学校的命运。
而在高考中胜出的佼佼者，现今身在何方？他们是否如社会公众所愿，在某一领域做出超越常人的突出成就？是否依旧顶着高考状元的光环坚定前行？
“高考状元”这四个金闪闪的大字，似乎暗示着那些学子们从此会过上一种“不平凡”的生活。但冷眼旁观的我们也许从未设想过，当年那个顺风顺水的时刻过后，这些“天之骄子”面对的将是怎样的挑战：是恐为“凤尾”的低谷心态，还是永远对自己要求甚严的“看不见的压力”，抑或是对大学生生活的种种不适应？
据报载，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日前公布了《状元职业发展的调查报告》，并查阅了1977年到2009年32年来全国124名高考状元，称“他们一个都没有成为所从事职业领域的领军人物”。“高考状元不杰出”的结论，立即引发了网络热议和反思。
“高考状元”具备了一定的聪明才智，在学习上也十分勤奋。这两种素质，对其他学生来说具有借鉴作用。但问题接踵而来，“高考状元”只是初中、高中时期努力学习拼搏的结果，只能说具备进入好大学和获取更好成功机会的资本。至于今后的发展前途如何，还需靠个人努力与发展机遇。人生就是马拉松，“高考状元”只表明在某个学习阶段处于领先位置，至于今后的成功变数很大，难以预期。因而，考出了“高考状元”并非能够成就“人生状元”，没考出“高考状元”，并非不能够成才。高考只是走完了人生的一段路，另一段路才刚刚开始。何况，不少状元只是应试教育体制下的产物，多半没有走出或摆脱高分低能的困局，会不会成为现代版的“方仲永”，仍需要时间的检验。
“高考状元”毕业后职业成就远低于社会预期，其实是来源于我们对“高考状元”的另类看法与过高的评价和期待。越是过分地炒作“高考状元”，越表现出民众和社会的急功近利。
真正走进高考状元的内心世界，不难发现，当他们面对大学生活和职场考验时，内心的焦虑并不比同龄人少。人们总是惯于艳羡他人光鲜的一面，却忘记了，一次偶然的成功落幕后，酝酿着的，往往是另一场考验的开端。
他们？
“就像安徒生童话《野天鹅》里的小公主爱丽莎，为了11个哥哥，可以不说一句话，甘之如饴地赤脚踏过荆棘，空手采摘荨麻，日夜不停地编织11件大衣，宁愿被人当作巫师差点活活烧死……”
在这篇《请把我忘掉》的文章发表后，作者刘丁宁在公众视野中消失了。
她是谁？
2013年高考，刘丁宁考出了668分（含加分10分），摘得辽宁高考文科状元，被香港大学以全额奖学金录取。很多人都记得那个身着红衣、扎着马尾辫的小姑娘，在湖南卫视《天天向上》节目现场带领大家读国学经典“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刘丁宁说，她在《经师》中找到了与自己心灵的契合点，那句话是“以传承中华文化为己任”。同年10月，她离开香港大学重回母校（本溪市高级中学）复读，只为追寻纯粹国学。2014年的高考，刘丁宁又以666分的成绩获得辽宁省高考文科状元，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网友评价“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刘丁宁作为新生代表，在开学典礼上做了以《守住灵魂，留最后一片纯净桃源》为题的发言：对于未选择的路，不必留恋，也许如泰戈尔的诗句，只管走过去，不要流连着去采拾路旁的花朵，因为这一路上，花朵自会继续开放的。
这朵花开在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自会受到很多采花人的关注。
“现在说什么还都太早。刚刚过去半个学期，很难看到以后的发展。”刘丁宁的大学班主任李老师说，她的成绩目前看来在班上还是名列前茅。
媒体追逐她采访的热浪已经过去了大半年，刘丁宁似乎一点儿也不愿意提起之前的事。甚至你刚一开口，在电话里的她就会连连阻止你：“不要说了，不要说了。我不想听。”
她把连续获得两年高考状元的殊荣，归结为自己多做对了几道选择题而已。“本质上并不能分出胜负和输赢。”刘丁宁坦言，她更愿意聊聊当下的教育制度问题，而不是单一的高考状元。“我现在看淡很多事，自始至终都没有接受过媒体采访，很多事都是他们编的。”这个刚刚过了20岁生日的女孩，希望自己一个人能安心地走“北大中文系之路”，而提到港大和北大的比较，谨慎的她只字未提，只答，每个人都有选择，是否适合，不需要别人评判。
“我不赞成刘丁宁从香港大学退学重考北京大学的做法，并不是因为复读会晚上一年大学，也不是说为了梦想就不可以舍弃一些东西，而是我认为这种舍弃根本不值得。”一位网友坚决反对刘丁宁的做法。他说，既然要上大学，先得搞清楚什么是大学吧。什么是大学？什么是职业技术学院？两者的区别就是前者教的主要是思维，而后者教的主要是具体的技术。如果把学习比作练武功，那么在大学修习的是“内功”，而在职业技术学院修习的是“招式”。
网友认为，中国内地的大学根本无法提供训练思维的教育。“中国内地怎么会没有思维教育呢？中国内地学生解题能力那么强。但解题能力是一种思维，但那只是一种低端思维，不是先进教育理念要培养的思维。作为一个真正的大学，应该引导学生把做题作为一个台阶以此迈向多元思维，而不是在低端思维阶段纠缠太久。然而，中国内地的大学却不是这样，因而，中国内地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有的只是以‘大学’为名的职业技术学院，包括清华北大也是如此。”
“香港大学和北京大学哪个更好”根本就是一个无须回答的问题，它们不是谁比谁好的问题，而是存在“代差”，就好比导弹作为新一代的武器，老一代的武器弓箭根本无法与之相比一样。“如果我是她，我会在有真正的大学教育的环境下先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教育，真正的思维能力，然后再自学我想学的东西而不是退回去考内地的大学。”
也有学生以刘丁宁为榜样，欲复读转专业向她学习。而在公共留言板上，他被很多网友们劝阻：你试着想一下，为什么要转专业？重读一年代价很大，这一年还是要读别的专业，并且要面对转专业失败的风险。而他自己回应：从现实上看，基本上没有人同意我重读，而自己有这样一个执念，现在却觉得很难承受其代价。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则认为，刘丁宁能够连续两年高考均成为状元，这充分说明她稳定的学习状态和良好的考试心态。这样高素质的考生，能够不为金钱诱惑所打动，理性地在不同大学之间进行抉择，这一点可能比她的高考成绩还能显示其优秀素养。“希望她不要骄傲，把进入理想的大学当作人生的一个新的起点。”而孔庆东不知，他曾经的那篇《温酒一杯话高考》，影响着高考复读中的刘丁宁。
“如今的高考，成了一个全民性的沉重的话题。”孔庆东也是这份沉重的参与者和反抗者之一。“我愿意把我心中那份刚健清新的波涛和涟漪，传递给年复一年的考生、家长、老师，传递给所有为中国的高考改革呐喊和叹息的高考人。”
而为高考改革呐喊和叹息的又一人，清华大学附中语文老师徐海鹰也教出了高考状元。
但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那个唯一能听懂他的江西乡音、平时稍微看看书、便能考到全年级前几名，却时常需要班主任做思想工作的男孩子，竟是2013年北京理科高考状元。
徐老师连连说了好几个想不到。他口中的状元叫朱宸卓，祖籍江西，曾在北京中关村二小就读，高中毕业于清华附属中学，后考入清华大学，徐海鹰是他的高三语文老师。“他并不是单纯以学习成绩考进去的，朱宸卓的综合素质很强，”在老师眼里，朱宸卓初一便开始在各路竞赛中崭露头角，数学、物理、化学、计算机、作文，哪项比赛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他也是个“有心计”的孩子。“很早就明白事理，做事有计划性，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譬如，“追他的女生很多，但他懂得如何与女生保持合适的关系。不跨界限。”
但就在2013年高考前四个月，徐海鹰曾以“老乡”的身份郑重地和朱宸卓谈了一次。“当时他不好好学，没把全部心思放在学习上。”高考前徐海鹰找他谈了四次，“效果很显著，这孩子终于开始翻开书本认真读书了。”
在朱宸卓摘得高考状元参加一档电视台节目访谈时，徐海鹰吃惊地发现，“朱宸卓阅读量很少。主持人问他读过什么书？这孩子一时竟答不上来。”即便这样，朱宸卓的高考语文考了142分。“2013年高考，北京语文得142分的学生才6位。”
“不知是语文教育的失败，还是学生的失败。只能说他在应试方面非常优秀，学习目的性强。”据徐海鹰介绍，朱宸卓目前在清华大学依然是“学霸”，学习很轻松，“从没听他说过‘我怕谁’”，但同时暴露了一些问题，“他几乎不做大学中的社会工作”。在清华大学实行的“新百年计划”中，朱宸卓作为清华附中的候选人之一，在清华大学享有“一对一”导师的优待。课余时间，他爱打网球，“很有底子”。但另据某位老师说，朱宸卓虽然在学习上不吃力，但压力很大。“这个曾经让大家颇为骄傲的得意门生在短期内并未做出很大成绩。”徐海鹰对此解释：“他本是大海中的一滴水，别无其他。”
而徐永恒则希望自己这“一滴水”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副院长，这是徐永恒在新浪微博上的认证。他以1983年四川省高考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入北大后，在那里度过了难忘的四年大学时光。
“我的博客里，有我写的诗。”徐永恒在电话里一字一顿地说。
他另有一本诗集，徐永与凸凹等合著。“徐永”是徐永恒的笔名——更确切地说，是曾经的笔名，他曾是一名诗人。“徐永曾是名满北大校园的诗人。抄写徐永、海子的诗曾是我的日课。”北大毕业的诗人西渡在这本诗集的序中说。
照片上，不论从哪个层面来看都显得中规中矩——曾是写出“只有女人们在水里生长/并从水里爱着我们”等诗句的北大才子。
现在，他已很久不写诗了。“坦率说，看都不看了。”徐永恒有些说不下去了，电话那头陷入了久久沉思。
作为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副院长，他很忙。“现在即便很多诗人也不见得知道，‘徐永’曾是重要的北大校园诗人。”他叹道，语气谈不上伤感，“现在再看曾经写的诗，全是回忆。”
令我意外地，徐永恒对“高考状元”的标签，不像杨君武（现为湖南大学哲学系教授）、李贤玉（1982年高考状元、现为第二炮兵装备研究院某研究所总工程师）、周开让（1984年高考状元、现为北京市委统战部副部长）那样反感（上述三位坚决拒绝了我的采访）——如果能借此谈谈青春，也未尝不可。
他轻轻地谈起那本诗集，想起了许多人。
上高中时他就开始写诗了，“不过那都是文艺腔”。那时，他喜欢到学校图书室看书。“但那时书籍很少。出书常引起轰动，作家是个令人羡慕的职业。”他说，因此报考了北大中文系。
他记不清当年考了多少分。高考成绩公布后，他成了1983年的四川省文科状元，引起“震动”：县委、县政府举行会议，专门为他颁奖，奖金1000元；四川省教育厅厅长带工作组专程来校考察，省拨款为学校建了三幢楼。他的老师说：“算是你这个状元为母校挣的。”徐永恒说，80年代高等学校是精英教育，全国才招30万学生，那时能考进大学，各个都是精英，大家向往基础学科，在中文系文科专业集中了很多位状元，上了大学后开始重新划定起跑线，那时提状元完全是为了激励，但现在，徐永恒轻轻地叹气，“但现在是商业作秀，我认为对人的心理正常发展起不到太好的作用”。而当年的万源中学集中了很好的老师，“我的英语老师和数学老师都是四川大学毕业的，物理、地理老师是西南大学毕业的。语文老师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一位英语老师毕业于北大西语系。老师们都很敬业，没有受外界蛊惑和诱惑，现在却只有重庆一中和南开中学才会出现好的人才，边远地区的学校能出个状元那是很意外的”。
如今，徐永恒每次回到万源中学，学校都邀请他做报告。近年来，万源中学在“打造西部诗歌基地”时，也常提及“徐永”的名字。
18岁的徐永恒坐火车来到北大。他所在的中国文学专业班（也被称为“文八三”），有50名同学，男女各半，“大部分同学身出寒门”。
有件事让他记忆深刻：报到时，他和同班同学阿忆（现为著名主持人、北大副教授）、臧棣（现为著名诗人、北大教授）、孔庆东帮新生运行李，接到同学杨君武，杨从包里拿出一条毛巾问：“河在哪里？”他们一下子“蒙”了。
“杨君武家在湖南农村，是第一次见到城市。孔庆东的父亲是哈尔滨一家工厂的工人，他从小就帮家里拾煤渣。”徐永恒说，他父母也是小工厂的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