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北大，学术气息浓厚。艺术家常在北大首发作品，“好像不这样就不正式似的”。很多诗人带上作品集，到学生宿舍朗读作品。徐永恒说，当年的学生宿舍是文化艺术的创新中心。“学生的诗歌创作反映了中国新诗继朦胧诗以后新的变化，很快被编入老师的教材。”
“那时北大学风单纯，培育大学生的土壤非常好，”77级、78级的学生正是经历了“文革”动荡十年，而这之后，一直到87级，这些学生开始正规接受高中教育，再考入大学的，是受过完整教育的高中生。
徐永恒说，那是充满理想主义的年代，也是中国当代诗歌大繁荣的年代。接触西方现代文学渐深，大学生们的诗歌愈为“先锋”。徐永恒以“徐永”为笔名写诗，诗风独特，迅速在北大成名。
因编辑北大诗刊《启明星》，徐永恒常向校外的学长约稿，由此认识了诗人海子和骆一禾。海子北大毕业后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徐永恒入校时，他刚毕业。
“海子到了中国政法大学，学校认为他思维不严谨，让他教公共课——哲学和美学。他当时在偏僻的昌平区，很寂寞，在那里也没有共同语言的朋友。”徐永恒说，海子常给《启明星》写诗，也常回到北大参加诗社活动，多次当众朗诵自己的诗歌。
徐永恒感到海子的诗最有“共鸣”，崇拜海子并和他成了好朋友。1986年，海子获得北京大学第一届学生艺术节五四文学奖特别奖。1987年元旦前一天，徐永恒拎着两瓶“山寨白兰地”去昌平看望海子。“他住在单身宿舍，桌上地上全是书，当时正写一部他称之为‘大诗’的诗。令我惊异的是，他将屋子的墙壁全刷成了红色。”徐永恒说，当天下午，有一个女孩来看海子，她有些腼腆，没待多久就走了。“她可能不是海子的女朋友，但我知道她是爱慕海子的。”
那天晚上，他们吃着海子烧的干烧鱼，喝着“山寨白兰地”，酩酊大醉，喝得“都吐了”。“海子对我讲起了在安徽乡下的妈妈和弟弟……”他回忆说。
1988年4月，海子来成都找徐永恒，住在他在桂王桥南街的宿舍里。“海子说起对四川盆地的观感，说这里的植物比他去过的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更为丰茂。”徐永恒说，翌日他和海子在成都逛古旧书店，并相约将来同游敦煌。4天后，海子前往四川沐川县。
同年4月23日，海子从北京给徐永恒寄信，说他在陕西遇到了塌方，用了两天两夜才回到北京。这封信徐永恒至今珍藏着，连同海子的部分手写诗稿。
1989年3月26日，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我认为他是‘殉诗’，死亡是他的最后一件作品。”徐永恒说，“他没留下遗书，也可能是一时精神失常。”
80年代各行各业都需要人才，大学生选择工作比较宽泛，1987年班上的20多个学生一毕业就去工作了，成绩最差的同学留在了北大教英语。徐永恒先后任《四川日报》《中国青年报》两家报社记者、《成都日报》编委、重庆青年报社社长，2005年起任《课堂内外》杂志总编。他并不后悔没有沿诗歌那条路走下去，相反，有一种“庆幸”：海子和骆一禾的死（骆因1989年编辑海子诗稿突发脑溢血去世）曾给他带来很大影响，“诗人命运的单薄，一下子就感觉出来了”。
尽管已经“息诗”，但他对与诗歌有关的那些日子仍非常怀念。那些时光给他留下了永恒的北大情结。他的女儿也考入北大，他让女儿像当年的自己一样，和同学一起坐火车去北大。
如今，他在重庆和北京两个城市忙碌，时而在博客上抒发自己的教育观点。“我崇尚博雅、自由的教育，我就是用这种教育培养出了我的女儿——下一代北大人。”他说。
这个时候，诗人“徐永”的30年之后，更像一个普通的父亲。
2000年徐永恒回到北大进修了半年，从文学专业转到了经济学。
徐永恒转型的原因在于，他并不满足于自己是“一滴水”，他想为教育付出更大的努力：做一些事情影响师生和家长。2013年底是个好的契机，徐永恒从教育的旁观者，直接进入高校做管理者，对前面的经历既是对过往的梳理，也是对未来的挑战。任艺术院校的高职副院长，从教育圈外走到了圈里。
以培养人才为目标，这才是好的教育。
如果你只认为状元就是学习好的，那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徐永恒不断地试图帮助家长们跳出怪圈——
初中招篮球运动员，第一个学生从没摸过球，连续投五个都没进，但他身体素质很好，很适合打球。另外一个男孩上过体育学校，受过良好教育，但个子矮，分数最后很高，学校通常会录取第二个。但实际上应该录取第一个，因为他的基本条件好。个子高，虽然没投进球，但是经过后天培养就会成功，徐永恒说，这些孩子就是那些处在边缘地区，没有老师开发，就像埋在土里的黄金一样，一门心思考进重点中学或父母使劲往好学校送的学生，考试得高分，甚至经过不断地训练也许会成为高考状元。但天才是正态分布的，无论城市或乡村。那些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受外界的影响小，一旦进入书本之中，沉下心学习，就会有很大发展。“这就是教育不均衡造成的，这些孩子没有开发机会，拼爹的时代没有拼过别人。现在，清华北大每年都会有一些不是很适合培养的学生进入名校。”
郭建业恐怕是徐永恒眼中“从农村开发出来的学生”。
“真的没有太多用，就那一阵儿有用。”20年了，再提起高考状元，已经38岁的郭建业禁不住地笑起来。笑声中却有掩饰不住地兴奋。“但找工作时一点儿用都没有，找工作的时候从没说过自己是状元，在单位也从没提过。”
郭建业是从农村走出来的状元。山西共有11个地级市，郭建业所在的县排名第六，1995年山西省的文理科状元都在太原和晋南。“我偶尔运气好，赶上了。”仅仅是高兴了两分钟，郭建业就从状元的梦境中醒来了。高考第二天，“我对完答案知道自己能上大学了，谁知道考的这么好”。
郭建业的学校当年成立了“穷孩子基金会”，专门资助贫困大学生，“贫穷程度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衣服补了又补，好几间屋子有一盏灯”。虽然家庭负担极大，但郭建业家的四个孩子全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那年，经济学和法律学很热门，但他看了学校宣传，毫不犹豫地报考了北大国际关系。
“没有必要过分炒作状元，因为他们压力会很大，比如我，会担心达不到大家的期望，过了多少年，我仍是普通人。高考有很多的偶然因素。”我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普通人，状元离成功还很远。“小小年纪被捧那么高，能正确认识自己吗？”与郭建业熟识的一位状元，总把状元头衔挂嘴边，逢人便炫耀。“他做了编辑又改做翻译，做了翻译又换部门去内参，后来干脆跳槽。”是单位真的屈才，还是认不清自己的现状？“他自恃清高，在状元的光环下醒不了。上大学后，发现自己就是普通生，很失衡，有落差。”
上大学时，郭建业的同学是河南某地区第一名，经常被邀请回老家讲状元经验。“我很难理解这些做法，现在的状元参加各种选秀节目，在网上大肆售卖状元笔记，这是在误人子弟。”
“我害怕采访，我不会吹牛，我怕大家笑话，我不会装。”当年，郭建业盼望着自己大学毕业后能尽快找到工作，对得起父母，自己养活自己。“别人夸奖你，你要打很多折扣，别人批评你，要放大很多倍来看待批评。”
本科毕业后，郭建业读了外交学的硕士研究生。毕业时恰巧《参考消息》缺一名编辑，顺理成章地，他在编辑岗位耕耘了20余年。
“状元不能写进简历之中，就像在幼儿园得的大红花一样不能写进简历里一样。”上了好大学，意味着有机会拥有更加开阔的视野，在耳濡目染的学术氛围下，得到良好的教育。山西人口少，四川有1亿多人，而和山西一样，都出2个状元，这样的评判本身对人口大省是不利和不公平的，“在山西考了第一名，不算什么”，国家分配名额基本平等，人口大省的学生更难，“现在想想，我是站在很多人的肩膀上考上状元的”。
郭建业的想法代表了大多数，1996年湖南省文科状元欧阳觅剑认为：“状元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太大作用，只是帮他进入了北大社会学系学习。”而多年过后，已经38岁的欧阳觅剑认为，情商的重要性高于智商。
2000年，欧阳觅剑毕业后进入《中国青年报》工作。后来因不满意北京的生活环境，改投到广州一家杂志社工作，又因觉得收入太少而转为报考香港大学的研究生，但因与导师理念不合和不想参加考试，没有读完就离开了，之后进入广州另外一家经济报纸工作，现在为自由撰稿人。
“当时有很多媒体找过我，我个人对采访不喜欢。因为心态不好。”生活在彼处，不在此处，当年27岁的欧阳觅剑并不安分，他不甘于给杂志写文章，在做了两年的媒体评论员之后，欧阳觅剑放弃了。
而从2014年11月开始，欧阳觅剑又开始了评论员工作。“状态是经过反复调整才得到的，我现在确实有些想法要表达。”这位在广州待了足足有14年的年轻人，决定开始在公众发声，表达自己的意愿。
几年前，有记者采访欧阳觅剑，想让他抨击一下当今的教育制度，但他却说：“何必呢？我甚至还要感谢高考。”他并不需要每天坐班，“评论员的工作虽然不会发财，也不荣耀，但自己过得舒服”。
现在，他终于拥有了自己眼中小富即安的生活：儿子快乐，家庭幸福。
而舒雪松，将这种常人看来的幸福放大了许多倍。
这位生于重庆市铜梁县，1985年以该县文科状元的身份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的高才生，硕士学历毕业后剃度出家，法号“明舒”。现为宝鸡金顶寺住持，陕西省佛教协会副秘书长。
陕西省宝鸡市的金顶寺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佛教寺院。它位于宝鸡西关街道办事处的新春村，也并不在山顶上，而是在半山腰里。按照舒雪松的描述，沿着新春村的盘山水泥路往上走，经过数亩葡萄园、杂树，拐过几个看似荒凉的土坡，并不雄伟、也更难称得上金碧辉煌的一处院落突现眼前。“相反，它甚至有点零碎、灰暗、落寞。”
舒雪松，现在已没人这样叫他了。他在寺院里的一间办公室里办公，时常穿着浅黄色的长衣长裤、深黄色的布鞋——僧衣僧鞋，静静地坐在那里。
寺院占地大约30余亩，但大部分土地并未被开发，肆无忌惮地长满了杂树和荒草。正殿、食堂、海会堂、米聚塔、水塔等，分散在各个山头上——事实上称土坡更准确。
除了两座老殿之外，包括山门在内的其他建筑均为2005年之后所建，砖瓦之间显露着当代气息。唯独那棵据称有着500多年历史的老槐树，被众多僧人像宝贝一样保护着，枝繁叶茂。常常，来烧香拜佛的人寥寥无几。
彼时，舒雪松坐在办公椅上，轻轻地扶了扶眼镜。舒雪松是释明舒法师的俗名，他是宝鸡金顶寺的住持，也是宝鸡市金台区佛教协会会长、宝鸡市佛教协会副会长、陕西省佛教协会副秘书长。有记者曾这样形容他：眼镜背后那双明亮的眼睛，依稀映出当年历史系大学生、“世界经济学”硕士的影子。
舒雪松用一部“小灵通”电话接受了我的采访。
舒雪松已经忘记了当年的高考分数。那时的高考，分预考和正考两关。因“国家给各县的参考名额有限”，故当时各县都举行预考，预考通过了才有权参加正考。他记得，预考他也考了全县文科第一名。
在自己的“童年经验”里，他找不到有关佛教的痕迹。乃至小学、中学时期，他也从中找不出一丝影响他日后做出人生重大选择的事件。他的父母曾经都不信佛。“我和其他人没有区别，就那样长大。”他反复对我说。
高中时，别人眼中的他，是个典型的书呆子。从高二开始，他在铜梁中学，不论大小考试，成绩均为第一名，且远远领先第二名。“要知道，铜梁中学是当时四川省很有名的中学，升学率1985年为全省第二，为有权招收全省生源的四个高中之一。”他说，当年他是学校的“名人”，深受老师偏爱。他至今记得当时的副校长兼数学老师陈新伟辅导他做数学题的情境。“我数学曾经其实不好，多亏了陈老师。他有人格魅力。”
后来舒雪松“出家”了，当年高中的老师和同学听说后都大吃一惊。其实，从1990年读研究生一年级开始，舒雪松就动了出家的念头。他对宗教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到文殊院、昭觉寺等寺院里“请购”了不少佛教书籍，认真研读。“川大有个数学系的同学当时鼓动我出家，但后来人家结婚生子，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在舒雪松看来，“出家”更是一个偶然的契机。1992年，临研究生毕业，那位数学系同学鼓动舒雪松：“我考虑成熟了，要出家。你和我做伴吧。”舒雪松说：“我还没考虑，你让我认真想想。”最终，舒雪松下了决心，再去找那位同学时，没想到他正谈恋爱。“结果，我出家了。”
一个偶然的事件，使他皈依佛门。1990年农历四月四日（这天是“文殊菩萨的生日”），已在川大读“世界经济学”研究生的舒雪松和那位数学系的同学到昭觉寺拜佛。走到后院，见一群人围着干什么，他们便去看热闹，突然听见一个“师傅”大声喊：“你们新皈依的往前站！”就这样，他们皈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