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监控”谁？】
如果要问，当自己的工作发生失误时，首先应当做的事情是什么？恐怕大部分人都会不约而同地选择“找出原因，亡羊补牢”。这本是天经地义的正常反应，然而有人却偏偏不这么想不这么做。
震动全国的东方航空公司云南分公司多架航班“集体返航”事件发生后，该公司在“第一时间”的“应急反应”竟是“成立网络舆情监督小组，监督控制网上的负面消息”。（4月10日《南方都市报》）不去监控涉嫌失职的当事人，不抓紧时间查清事件真相，不采取应急措施恢复正常的飞行秩序，不展开补救行动妥善安置因航班延误受影响的乘客，反而急于去“监控”网络，“控制网上的负面消息”，这岂不是头痛医脚，本末倒置？也许他们最关切、最看重、最在意的并不是这起事件本身所暴露出来的管理漏洞，也不是事件背后所暗藏的劳资矛盾，更不是被他们在口头上称作“上帝”的乘客的利益和感受，而是“网上的负面消息”可能给他们带来的舆论压力，所以才急如星火般地成立“网络舆情监督小组”，如临大敌般地用主要精力去对付媒体，遮蔽舆论。这实在令人不可思议，难道他们竟不懂得“纸里包不住火”这样一个基本常识？莫非他们真的以为拥有上亿元资产就可以一手遮天，靠一个“舆情监督小组”就能“控制”住网上的负面消息，左右社会舆论？在网络资讯如此发达、民意诉求如此通畅的今天，这种以“监控”舆论为“第一要务”的“应急反应”是不是太偏、太过、太蠢了一点？
令人担忧的是，习惯于这种“防记者”“防网络”的“应急反应”的还不止东航云南分公司一家。非法煤矿发生事故，矿主及其“特定关系人”不是争分夺秒抢救井下矿工，而是千方百计封锁现场，封锁消息，糊弄政府，欺骗媒体；有的地方出了腐败案件不是举一反三，深挖严查，以绝后患，而是限制采访，钳制舆论，甚至采用行政手段强行收缴公开发行的报刊，以防“家丑外扬”；还有的单位出了问题又怕曝光，便采用各种手段对记者层层设防，阻挠正常的新闻采访，明的不行来暗的，软的不行来硬的，软硬不吃就来黑的。这些所谓的“应急反应”从本质上说，都不过是阿Q式的“忌光忌亮”心理和惧怕舆论监督的“变态反应”，都对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构成了严重威胁，不仅有违宪法和法律的基本宗旨，而且也有悖起码的职业道德和工作纪律，必须从严整治，尽快根治。其实，最应该也最需要“监控”的不是网络，不是记者，也不是报刊、广播、电视等表达民意的新闻媒体，而是那些有意掩盖事实真相、蒙骗上级、误导舆论、愚弄公众的“有事单位”和所谓的“舆情监督小组”，只有对他们严密监控，紧盯不舍，深究细查，才能透过迷雾接近真相，排除干扰理清事实，取信于民。（2008年4月14日）
【“豫O”凭啥那么牛？】
我认识的一位老司机具有惊人的“看牌识车”能力，不管什么样的小轿车，他只要瞥一眼号牌，就能猜出车主人的身份，而且往往都猜得八九不离十。他还曾经教过我，有三种车不能惹，“黑牌硬，白牌横，小号牌车不敢碰”，还有一样他没说，那就是“豫O牌车不要命”。
这并非信口开河胡编乱造，近日媒体就公开披露了河南省直某单位一辆挂豫O牌照的黑色奥迪轿车在郑州街头违法左转，对执勤民警示意停车拒不执行，并连按警笛后继续前行的恶意违法行为。（9月5日《大河报》）连执勤交警都不放在眼里，违法硬闯还公然按响警笛示威，这辆轿车的主人也堪称“世上最牛”了吧！
也许是出于可以想见的种种原因，媒体在报道这一恶意违法的“最牛轿车”时，尽管公开了车号，却对拥有该车的单位和驾车人姓名做了“技术处理”，只留下一个“某”字供人猜测。按说如此严重的恶意违法并且被当场抓了“现行”，证据确凿，法网恢恢，理应依法严惩，以儆效尤，可是河南省公安交警总队对此所做的“严肃查处”仅仅是“收回豫O号牌，通报全省”。恶意违法的成本竟如此之低，难怪有那么多人敢于“人仗车势”，肆意违法了。
其实在此之前，类似的“特殊车辆”违法违章事件就屡有发生。有的驾驶人自恃身份“特殊”，无视交通法规，强超强插、闯红灯、乱停乱放，违章后拒不服从交警管理和指挥；有些车辆长期不参加审验，不缴纳过桥费、过路费、停车费；有些人把“O牌”车当成“准警车”，即使不执行紧急公务，也乱鸣警笛、乱闪警灯，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和群众生活，造成诸多不良影响，损害了公安机关公务用车的形象。这次被媒体曝光的“豫O”牌“最牛轿车”虽然仅是其中的一例，但它所反映出的深层次问题却值得我们反思和警惕。恶意违法的驾驶人固然难辞其咎，然而“特殊车牌”实际享有的特权及其管理上存在的漏洞是否也是造就“最牛轿车”的根源？
扬汤止沸莫如曲突徙薪，既然“特殊车牌”容易滋生“特权车”“霸王车”，那就干脆取消特权，所有车辆一视同仁，执勤交警也可免去费劲识别数字0与字母O的麻烦，更有利于公正执法和社会监督。据报道，洛阳市从2004年1月就正式取消了原有的“豫O”公安专段车辆牌照，所有公务用车一律换发民用牌照，并且不设任何专段区域。实践证明，这样做不仅不影响公安机关正常执法和行使职能，对公安工作没有任何负面影响，而且有利于拉近警民距离，改善公安形象。各类车一律按规定缴纳税费，还减少了国家的税费流失。（2004年3月31日《人民日报》）可见取消“特殊号段”车牌百利而无一弊，既然如此，何不推而广之，在更大范围内施行，让更多百姓受益呢？取消了特殊车牌，就等于泄掉了“特权车”“霸王车”的“牛气”，没有“车势”可仗，目中无人、为所欲为的“最牛轿车”才会彻底绝迹。（2008年）
【查查通知书背后的“猫儿腻”】
近日，湖北省10余所高校在发放录取通知书时都捆绑了特定的手机卡，虽然也声明学生可自愿开通，但又强调如不开通就可能收不到学校通知的重要信息。（8月4日《北京青年报》）不少学生纷纷质疑学校此举是否强制消费，我倒建议有关部门顺藤摸瓜，认真查一查隐藏在这些“绑卡通知书”背后的“猫儿腻”。
向被录取的新生发放录取通知书是高等院校一项严肃认真的重要工作，而推销手机卡则是通信运营商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行为，这两件本来性质不同、目的不同、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竟会如此紧密地牵扯在一起，绝不是如同校方所表白的那样，是为了让新生能及时收到学校的重要通知。因为每个考生的报考档案中都有非常详细的联系方式，如有变更，新生入学后还可向校方及时申告，同时校内还有十分先进的校园广播系统和电子公告系统，有什么“重要通知”和信息都可以方便快捷地传达到每个学生，并不一定非要使用某个特定运营商的手机才能接收到“重要信息”。这些高校之所以煞费苦心地逼迫新生“被自愿”地使用特定的手机卡，不用多猜就可以断定，肯定是同某个电信运营商私下签订了什么协议，运营商通过学校推销手机卡，赢得大批新用户；学校则通过把手机卡同录取通知书捆绑发放，来强迫新生接受某个特定运营商的强制服务，并从中获取相当比例的现金回报。在这一秘而不宣的私下交易中，学校里的某些经办人和某个电信运营商自然是“互利双赢”，只是神圣的录取通知书却被无辜沾染上了不光彩的铜臭，刚刚入学的新生被莫名其妙地剥夺了通信消费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多少代师生勉力创造的良好校风也不幸为之蒙羞。对于堪为人师的高等院校来说，这实在是一桩因小失大、得不偿失的“赔本买卖”。
前些年，某些保险公司就曾采用同样的手段，与一些学校“利益共享”，在学生不知情的情况下强制加入某种特定的保险，并把本应自愿缴纳的保费与必须缴纳的学费捆绑在一起，由校方代为收取。随着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和人民群众维权意识的日益增强，这种“捆绑收费”“强制消费”的违法行为早已销声匿迹，偶有个案也都受到了有关部门的严厉查处。可想不到时至今日，某些电信运营商却又故技重施，借新生入学之际玩起了“捆绑卖卡”强制消费的“猫儿腻”，只不过是花样翻新，不敢公然强制，而是换种方式，通过校方要挟学生“被自愿”而已。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再隐蔽的形式和再婉转的言辞也掩盖不了这一行为的违法实质。
首先，强迫学生接受某个运营商提供的特定服务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其次，以不正当的手法排斥同一行业的其他竞争对手，独占某一区域的电信市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同时，由于涉嫌收买这些院校的个别人员以获得有利的交易机会，还违反了《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如此明显的违法行为，难道还不值得有关部门去好好查一查、管一管吗？只有把这些隐藏在入学通知书背后的“猫儿腻”统统查清并公之于众，把那些不惜从学生身上打主意、发“横财”的不法分子绳之以法，才能使我们的高校真正成为教书育人、传承知识的“净土”和沃土，才对得起莘莘学子的一片痴心。（2009年8月22日）
【“不亏群众”最可敬】
连接豫皖两省的“禹（州）—亳（州）”准轨铁路改建工程是河南省今年确定的重点项目，投资3亿多元的一期工程禹州至许昌段各项前期准备工作早已就绪，给沿线农民的占地补偿费也已发放到位，原计划赶在今年五一节奠基开工，可是正式的开工日期却一直推迟到了6月14日。
许多人都对此大惑不解，本来已经是“万事俱备只等开工”了，为什么偏要放弃节日“献礼”的好日子，再“磨蹭”一个多月呢？经过了解方才得知，工程延期是为了照顾当地农民的利益。项目建设者到现场勘察时，看到被征用的近千亩农田里的麦子即将成熟，考虑到若按原计划开工将使当地农民损失一季收成，便毅然做出了“宁推工期，不亏群众”的决策。这样虽然会造成施工企业的“窝工”损失，却使被占地的农民多得到一分收益。对于一个以“企业利润最大化”和“股东收益最优化”为追求目标的民营股份制企业来说，能有这种“宁推工期，不亏群众”理念和胆识不仅难能可贵，而且可钦可敬，值得称道。
“不亏群众”这四个字说起来轻巧，要真正践行却并不容易。在一些唯利是图的企业主和开发商那里，所谓“群众”只不过是想多讹几个补偿金的“刁民”，是在他们的成本核算中要尽量减少以至剔除的“可压缩费用”，只要能够早一天开工，早一天赚钱，群众利益蒙受多大损失也在所不惜，毫不手软。有的企业只支付少得可怜的“青苗费”或“补偿金”，就迫不及待地出动铲车、推土机把即将收获的庄稼或已经挂果的果树扫荡一空；有的开发商为抢工期强行拆迁、野蛮拆迁、暴力拆迁，从不考虑被拆迁群众的合理要求和实际困难。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顾大体、识大局的禹亳铁路建设者“宁推工期，不亏群众”，在维护农民利益的同时也赢得了民心，营造出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和谐融洽的施工环境，大大加快了工程进度。而那些目无群众、损人肥己，奉行“宁亏群众不亏自己”信条的无良老板既得罪了群众，也断了自己的财路，不仅要给“钉子户”高额的赔偿，还要为协调周边关系、化解企地纠纷而被迫支付更多的“交易费用”，自食其果，损人害己。两者相比，不啻霄壤之别。
“不亏群众”不光是企业需要担承的社会责任，而且也应当成为每个党员、干部、公务人员的自觉理念和行为准则。我们党和政府代表了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的事业和群众的利益休戚相关，因此不论是做决策、定政策还是干工作、上项目，都要把群众利益、群众意愿、群众需求、群众困难时刻放在心头，以群众“愿意不愿意、满意不满意”作为一切工作和行动的出发点、落脚点，宁可自己受屈，不让群众吃亏，宁可少出政绩，也不能损害群众利益，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只有“不亏群众”，群众才不会亏你，只有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让你坐在台上，懂得了这个浅显而深刻的道理，才能彻底摒弃“父母官”的“治民”心态，牢固树立公仆意识和服务意识，像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那样执政为民，造福百姓。（2009年）
【从李明博“挺股挨批”说起】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连锁冲击，许多国家领导人都忧心忡忡，千方百计寻求避险良策，身为韩国总统的李明博也不例外，赴美访问时还不忘透过洛杉矶的韩裔人士向国民喊话：“现在不应卖股票，反而应该买股票。我认为，如果现在购买股票，至少在一年内会成为富翁。”他的本意是想提振股民们的信心，防止出现股市崩盘。可孰料他的这番苦心非但不被国民理解，而且还遭到了国内舆论的激烈批评和严厉攻击，民众纷纷指责他“不该公开说这种话”，连他的执政党议员也不得不承认“总统在敏感时刻失言”。（11月27日人民网）堂堂一国总统，教人买股致富也要挨批，你说这冤也不冤？
要说冤，也确实冤。总统也是公民，也有言论自由，咋就不能就当前国内股市发表意见呢？光看每天报纸上电视上那么多朝秦暮楚的“大嘴股评家”信口开河，翻云覆雨，不知失言了多少回都没见有人追究，为啥总统刚一“挺股”就立马招来骂声一片，“群起而攻之”？这不是明摆着拿总统不当“干部”，专给领导找碴儿吗？
可要说不冤，他也真不冤。正因为他是总统，是国家权力的代表，所以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才要格外谨慎。特别是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蔓延，股市动荡不安的复杂形势下，更不应轻易表态，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散布所谓的“利好”消息，鼓动公众逆市买股。否则，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总统是否与某些“庄家”有不可告人的利益关联，甚至难脱“恶意操纵股市”之嫌。从这个角度来看，李明博“挺股挨批”纯属咎由自取，一点也不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