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他们抓住那只老虎了。”三天后，爸爸在晚餐时说。“一个印度警卫射中它了。”
我放下了手中那勺掺着沙砾的冷饭。谢天谢地。“您知道它是从哪儿来的吗？”
“看来它是从马戏团逃出来的。一个过去在奶牛场做屠夫的家伙会剥了它的皮。不知道老虎肉是什么味道？肯定只有日本人吃得到。”
爸爸说日本人的口粮几乎和我们的一样糟，老虎肉肯定最先给他们吃。想到我们和屠夫关在一起，妈妈一定正在床垫上坐立不安。在香港的社交圈里，她一定做梦都不会想到自己要和商贩混在一起。
“您估计我们这里有多少人？”我问父亲。
“保守估计，2500名英国人，60个荷兰人，还有将近400名美国人，但现在美国佬随时可能被遣返回国。”
“他们真走运。”
“他们要和一批在美国的日本国民交换。”爸爸站起来去收拾空盘，但很快又坐了回去。“该死！我的腿一点儿都使不上劲儿。”
“一定是因为伙食太差，”妈妈在床垫的另一边抱怨道。“都是精米，没有蔬菜，天气又热。”
“今天上午我们能凉快些。”我有意让自己听上去欢欣鼓舞。“别忘了，他们准许我们去游泳了！”
爸爸的嘴痛苦地一撇。“你们年轻人去吧，亲爱的。你妈妈和我力不从心啊。”
***
做完清扫，我和其他孩子排成一队，由两名警卫跟着，沿着监狱灰暗的白墙边，沿着小路往下走。茂密的灌木丛把视线遮得严严实实，一直走到树荫下的空地，我们才看见海滩。“最后到的是烂番茄。”我叫喊着，脚趾间沙砾滚烫。
我脱下短裤，穿着内裤和薄薄的棉背心迫不及待地冲进大海。查尔斯和露丝紧跟在我后面，欢声笑语，水花四溅。畅游在温暖的海水里就像在沐浴一样，我盯着海底沙床上触角舒展的海星。“我们游到礁石边上找找海胆怎么样？爸爸说它们能吃。”
查尔斯缓缓游过去，我更慢地跟在后面。运动让人有些眩晕，我吃力地攀上被太阳烤热的礁石，伸展身体躺在上面，双眼微闭。
蒸腾的雾气笼罩在远处的岛屿上。阳光穿过水雾直射下来，没几分钟就晒干了我身上的水珠。海水退去，留下刺鼻的海草味，弄得我嗓子眼痒痒的。海浪轻柔地拂过贝壳，发出好似吮吸的声响。我拂去胳膊上的盐晶，数着腿上的蚊子包，望向大海。“真希望我们能像鱼儿一样游走。”
“我妈妈看到以前逃走的四个人被抓到了。”查尔斯在阳光下眯缝着眼。“他们被装在一辆敞篷卡车里，送回了监狱。从我们阳台上能看得一清二楚，妈妈几乎都认不出他们。她说这些逃走的人像行尸走肉一样。”
“太可怕了！”
“妈妈很生气。她觉得这些人一定在挨饿。”
这时传来划水的声音，德里克·希金斯和他的两个朋友向我们游过来了。
查尔斯站起身来。“走开！我们先到这儿的。”
德里克爬上礁石。“我们和你们都有权待在这。”
他向我抛来媚眼，我垂眼避开了。我的躯体在潮湿的背心下若隐若现。太耻辱了！德里克和另两个男孩说起了广东话，他们窃笑着下流地评论我的胸部。
查尔斯飚出一连串国骂，叫他们蠢猪。他转向我的时候，我腾地一下脸红了“我带你赶回海滩，”他快速说道。“现在来不及找海胆了。我看见看守们在挥着步枪，叫我们回去。”
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双臂环抱在身前。离开山顶的时候我该装件泳衣的。但我从没想过要带，日本人本该早就被打败了。最糟糕的是，查尔斯一定看到了半裸的我，意识到我还是个孩子……
***
放学后我匆忙回家，做完拉丁语翻译，接着排队去领晚餐。大人们在餐厅前的草地上组织了一场音乐会。人人都说这不过是表面功夫。日本媒体和摄影师要拍部宣传片，反映在押犯人愉快地、心满意足地享受优待。
我紧挨着露丝坐在草地的最前排。查尔斯坐在他妹妹的另一边。最好是不理他，早先的事还在隐隐作痛。从印度营房和餐厅中间的灌木丛里传来青蛙的聒噪和蟋蟀的喧闹，几乎掩盖了下面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空气中充盈着新鲜植物的气息。傍晚下了阵雨，表演险些被取消，现在地面上还湿乎乎的。繁星满天，其间还镶着一弯银光闪闪的新月。
我向后靠在胳膊上观看表演。日本人不知从哪儿调来了一盏探照灯给舞台打光，成群结队的蚊子和飞蛾围着灯光上下飞舞。一队俘虏载歌载舞，给他们伴奏的是管弦乐队——由那些成功地把乐器带进营房的人组成。他们的演奏并不协调，但是没关系，那曲调反倒帮我们不用在意拍摄这件事了。
“真是愚蠢，”我自言自语道，“那些摄像师和记者怎么会认为我们很乐意被关在这里？”
“那就让我们做给他们看！”查尔斯说着做了个胜利的手势。
“没错，”露丝也加入进来。
我再也没法无视查尔斯了，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也比划出手势。其他孩子很快心领神会，连德里克·希金斯也不例外。没过多久，大多数大人也把手举到了空中。
摄像师停了下来，新上任的日军司令官山下从椅子上跳起来。“一个月不许有娱乐活动，”他唾骂起来，双脚来回跳着，像个躁狂的踢踏舞者。
一阵沉重的靴子声从身后的小路上响起，我猛地转过身。查尔斯呢？我拼命忍住不叫。一个蹲坐的日本看守正用刺刀直指着他。“你！男孩！大大的坏！”
9
八月末，在一个炎热的，蚊子肆虐的夜晚，我醒了过来，想着查尔斯。他在监狱里待了24小时之后，身上出现了某些变化。他一直躲着我，这些天甚至都不来游泳了……
我爬下床垫，发现床单中间有个小黑点儿。“那是什么？”
“我想是个臭虫吧。”爸爸用拇指和食指捏住那个斑点。“太臭了！”
我捏着鼻子，但还是闻到一股苦杏仁味儿。
爸爸从厨房里拿了把刀出来，把床垫翻过来，在上面挖了个洞。里面有上千只黏糊糊、有光泽的黑色虫子在蠕动，好像因为被打扰而有些恼怒。
我极其厌恶地退避三舍，盯着腿上的一个个小包，胃里翻江倒海的。“我还以为那些是蚊子叮的。你觉得你们的床上也有吗？”
“非常有可能，”爸爸说。
妈妈撩起睡衣，查看大腿上的红色疹块儿。她的脸失去了血色。“我再也受不了了，”她啜泣起来。
“好了，好了。”爸爸拍着妈妈的后背。“我会想办法把它们都清理干净。以后我们还要经常抽查。”
我歇斯底里起来，双手抓住衣服两侧。“哈哈哈，还抽查！”
“小声点儿，我的傻女儿！”妈妈在我的胳膊上打了一下。“不能让邻居们知道我们的床上有臭虫。他们会怎么想？”
“如果我们有，他们可能也有。凯特，和你妈妈待在这儿。我去找个容器来。”
几经努力，爸爸找到了一个旧的煤油桶，把它从警察局那边滚了回来。我把床单拽下来，妈妈无能为力地站在旁边。
半小时后爸爸和鲍勃一起回来了。
“有小东西啦？”
鲍勃把石碳酸从桶里倒到我们家唯一的一口锅里，往里加了我昨天接的雨水。“我们就这么对付这些小畜生。”他边说边把锅放在电炉子上。
水烧开了，爸爸把三个床垫都浸到那液体里。然后鲍勃和我把所有东西拽出来，晾到阳台上。妈妈站到一边，死盯着这个警察。
“现在我得走了，”鲍勃说。“我要回去值班，今天轮到我做米饭。你们听到好消息了吗？”他微笑着。“今天会送猪肉来。新界的一个养猪场染了瘟疫，他们把所有的猪都杀了。我们今天晚饭能吃次猪肉了。”
爸爸和鲍勃握了握手，谢谢他来帮忙。我把这位朋友一直送下楼梯，目送他慢悠悠地走过绿野。他停了下来，给一群孩子来了个“勾手大力发球”。多好的一个人啊！
我回到屋里，帮着爸爸搓洗那些泡在碱液里的床单，希望妈妈能对鲍勃有些感激之情。
“我们竟然沦落到这步田地，都要开始吃病猪肉了，”她说。
爸爸喘息着，叹了口气。“我敢肯定殖民地兽医站会好好检查、确保安全的。”
妈妈瞪着他。“如果你没把我们的闲钱用来买那些该死的烟草，我们本可以从小卖部多买些牛肉罐头的。”
“早就没有什么肉罐头了，亲爱的。你觉得对我而言，烟斗比你们的需求更重要吗？”
“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还要吸烟，现在买烟草那么难。我已经努力戒了烟。你也不应该再抽烟斗了。”
“抽口烟能清理我的气管，你不想我再得上肺结核，对不对？”
因为爸爸得了肺结核，所以日本人来的时候，我和母亲仍然滞留在香港。当局早就觉得战争必定会爆发，所以大多数英国妇女和儿童，包括玛丽和我学校里的其他朋友，早在18个月前就已经撤离了。如果不是害怕结核病发作，妈妈不会有借口留下来护理他康复。
爸爸从来不相信日本人会发动进攻，所以他很高兴她能留下来，而我也不想独自一人离开。妈妈给他补充了大量的蛋白质，还把他的床挪到阳台上，这样他就能呼吸到很多新鲜空气。当大雾笼罩山顶的时候，她就会把他拖上车，摇下车窗，把车一直开到浅水湾。渐渐地，他恢复了，但由于健康状况不佳，他还是不能参加志愿军。
感谢上帝。如果参战，即便爸爸能在战争中死里逃生，他也会被囚禁在九龙的战俘营，而不会像现在这样，和平民一起住在赤柱。
我把床单晒在阳光下。床垫还放在阳台上通风，所以我一屁股坐在水泥地上。雷声突然隆隆响起，我跑到外面。雨横扫过整个绿野，人们慌乱地找寻避雨的地方。所有东西都湿透了。
妈妈泪流满面。“我受不了了。”
“或许，我们今晚会睡在潮湿的充满石炭酸臭味的床单上，”我说。“但那也比被臭虫活活吃掉要好，你说呢？”
“振作起来！”爸爸把妈妈搂在怀里，不满地看了我一眼。
“对不起，”我结结巴巴地说。“我不是故意要那么说的。”
***
从那以后，我就很少见到爸爸的烟斗了。有时，我看到他弯腰捡起被丢在路边的烟头。他从那里面收集到很少量的烟草，然后混上干番薯叶和卫生纸——实际上就是从《香港新闻报》上剪下的纸片。
很快，种种迹象表明，我们的邻居们也因为房间太小而苦不堪言。他们把旧床单缝在一起，拼了个帘子，把房间一分为二。与钱伯斯家和莫里斯家共用厨房和卫生间也很麻烦。我们时常就谁负责打扫公共区域而争吵。
我记得我是去年二月第一次见到那两对夫妇。那是我们到这里的第一个晚上，吃过糟糕的晚餐后，我和父母站在我们的房门口（这扇门划分了我们的区域）。一位花白头发的男子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我是香港大学的教授斯图亚特·莫里斯，”他说。
一个看起来很文静的女人从行军床上爬起来。“我是他的妻子，戴安娜。”
我看到另一个女人熟睡着，身上盖了件很大的棕色外套。一头红色的波浪发散乱在枕头上。
“请你们原谅，我妻子起不了床，”一个身材魁梧，留着黑胡子的男子走上前。“她得了很重的感冒。这里晚上太冷了。我们是钱伯斯一家，托尼和杰西卡。欢迎来到赤柱！”
“我们以前是不是见过？”妈妈伸出手。“你去年是不是去了节礼日[1]聚会？”
“是的。我怎么会忘呢？”托尼·钱伯斯用手拍了拍额头。
他棕色的眼睛微笑着看着我。“小姑娘，你就是那位女骑师，对吗？”
“我可受不了马，”母亲插话说，“他们会让我打喷嚏。好了，我们得走了，还有事要安顿。我们肯定会再见面的。”她以一种近乎歇斯底里的方式大笑起来。我跟着她穿过门口，觉得尴尬至极，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从那时起，我就常在学校见到莫里斯教授，因为他是我的拉丁文老师，而他的妻子帮我们辅导法语。但钱伯斯一家不常与外人打交道。
***
发现臭虫之后，妈妈坚持让我做清洁。她要求我每天都擦洗房间的各个角落，然后还要洗衣服。我用碱液肥皂洗衣服，一直搓到手都流血了。
“靠一边去，”一天早上我做完家务活儿，妈妈对我说：“真受不了你总在我眼前晃。”
“我从没挡过你的路。我一直抱着洗衣板在给你当牛做马。你就不能多干点儿活儿？”
妈妈举起她的手。我躲闪开，母亲的手还没落到我身上，杰西卡·钱伯斯在门口探头探脑。“你女儿偷了我的唇膏。”
妈妈睁大了眼睛。“你说什么？”
“不然还能有谁？孩子们都管不住了，偷东摸西的。”
妈妈严厉地看着我。“你拿钱伯斯太太的口红了？”
我把手指交叉[2]在背后。“当然没有。”
“警告你，纸里包不住火，”杰西卡吐了口痰。“如果你再敢来我们的房间，你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