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品行各异，也就有各自的诗歌道路。有的人皓首穷经以求学识丰富，有的人屡赴科考以求仕途通达，有的人放旷诗酒以求释放愁绪，有的人隐逸山林以求安妥内心，还有的人专走内线以求飞黄腾达……真是人生百态，诗人百态。所谓内线，即非正常渠道，如裙带关系啦、桃色路线啦、阿谀逢迎啦、卖身投靠啦，等等。武则天时期还有一个特殊的内线——后门，北门学士就是走后门的人。沈佺期是这样，宋之问也是这样。
宋之问，汾州人（今山西汾阳），上元二年（675）与沈佺期同科进士。《新唐书》本传说：“之问伟仪貌，雄于辩。”他高高的个头，伟岸的相貌，又能言善辩，正是讨女性喜爱的条件，也就博得武后的欢心。宋之问刚刚成年，就被武则天召进宫内与杨炯一起管歌舞班子。侍奉武后歌舞饮宴，既赏心悦目，又诗酒传情，宋之问也颇为自得。他在《秋莲赋》自序中说，“天授元年，敕学士杨炯与之问分直于洛城西，入阁，每鸡鸣后。”也就是说，他进宫的时间都在半夜鸡叫时分。深夜入宫，有何隐私，不好言说，只能用个含混的词，侍奉晨昏。宋之问后来又被授予尚方监丞左奉宸内供奉，官名几个名词的叠加都是侍奉天后的。“奉宸府”是武则天时专设的内廷供奉机构，《旧唐书·武则天皇后纪》记载：“初为宠臣张易之及其弟昌宗置控鹤府官员，寻改为奉宸府，班在御史大夫下”，并以张易之为奉宸令。“宸”指皇帝住的屋宇，即内宫，这里为武则天专用；“鹤”与“凤”近，为皇后所专用。“控鹤府”也好，“奉宸府”也好，都是伺候武则天生活起居的。张易之、张昌宗二人就是武则天最为宠幸的贴身“面首”，其他的人则看天后的喜爱了。宋之问也想钻进武后的贴身侍从行列中去，他先巴结张易之，“易之兄弟雅爱其才，之问亦倾附焉”。张易之、张昌宗是武则天的面首，宋之问想通过裙带关系进入裙带集团，钻进石榴裙下，走后门获得升迁，可谓有意，也有术。《新唐书》本传更加详细地记述了宋之问在奉宸府供职的情况：“于时张易之等烝昵宠甚，之问与阎朝隐、沈佺期、刘允济媚附，易之所赋诸篇，尽为之问、朝隐所为，至为易之奉溺器。”烝，古称与母辈通奸为烝。《左传·桓公十六年》有云：“卫宣公烝于夷姜。”夷姜，宣公庶母，卫宣公与其庶母通奸，称作烝。张易之与武则天淫逸无度，宋之问、沈佺期、阎朝隐等小心伺候。张易之的诗都是宋之问、阎朝隐代笔作的，为顶头上司代笔写诗文，看来古已有之。上司获得名，他们获得利——升迁，权力可以换取诗文、成果，文人一旦出现在“交易场”上就容易成为出卖灵魂的人。宋之问等甚至为张易之端尿盆，伺候的当然不止张易之，也包括武则天。宋之问作为左奉宸内供奉，精神肉体全部供奉：一个大老粗要写诗，宋之问帮他写，供奉精神；张易之、武则天淫逸无度，宋之问为之端尿盆，也随时准备应召，供奉身体。
一个诗人为了获得女皇的宠幸，低三下四，已经失去了人格，也失去了诗格。宋之问终于获得武则天的宠信。武后游龙门，命侍从赋诗，先成者赐以锦袍。左史东方虬先写出诗来奉上，武后把锦袍赐给了他。东方虬拜谢之后，还没有回到座位上坐稳，宋之问也写出诗来献给武后。武后看了说文理兼美，将赐给东方虬的锦袍要回，让宋之问穿上。武则天对宋之问宠幸有加，才有此“夺袍之爱”。假如进行诗歌大赛、文艺评奖，有武则天为靠山，宋之问一定会拔得头筹。但他的诗怎么样呢？《唐诗纪事》有详细记述。
宋之问侍奉武皇游龙门，写的《龙门应制》是这样的：
宿雨霁氛埃，流云度城阙。河堤柳新翠，苑树花初发。
洛阳花柳此时浓，山水楼台映几重。群公拂雾朝翔凤，天子乘春幸凿龙。
龙门近出王城外，羽从淋漓拥轩盖。云跸才临御水桥，天衣已入香山会。
山壁巉岩断复连，清流澄澈俯伊川。塔影遥遥绿波上，星龛奕奕翠微边。
层峦旧长千寻木，远壑初飞百丈泉。彩仗猊旌绕香阁，下辇登高望河洛。
东城宫阙拟昭回，南陌沟塍殊绮错。林下天香七宝台，山中春酒万年杯。
微风一起祥花落，仙乐初鸣瑞鸟来。鸟来花落纷无已，称觞献寿烟霞里。
欹舞淹留景欲斜，石间犹驻五云车。鸟旗翼翼留芳草，龙骑骎骎映晚花。
千乘万骑銮舆出，水静山空严警跸。郊外喧喧引人看，倾城南忘属车尘。
嚣声引飏闻黄道，王气周回入紫宸。先王定鼎三河固，宝命乘周万物新。
吾皇不事瑶池乐，时雨来观农扈春。
诗很长，阿谀逢迎无微不至，歌功颂德夸大其词。开头铺叙周围景物，无非花红柳绿、楼阁亭台；接着描述天后幸临，山峦增色，河川低头，祥花飞落，百鸟和鸣。又铺陈鸾驾出行，旌旗飘舞，龙骑高昂，声音喧闹，万人欢呼。诗歌最后更作了提升：天后巡行带来祥云瑞气，天后出行不为个人享乐，而是春天恤耕勤农。总之，诗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也就极尽渲染铺陈之辞令。应制诗歌无非如此，应制诗人无非如此。全诗没有一点真情实感，没有一点诗意发现，这样的诗即或拔了头筹也无非是文字垃圾。
不过从这首诗也可看出宋之问诗歌技巧娴熟。它铺陈充分，辞采艳丽，属对工整，音调和谐。这是沈佺期、宋之问等宫廷诗人的共同特点，时称“沈宋体”，五代的绮靡文风在他们那里仍在延续。这些内廷诗人，只知阿谀逢迎，歌功颂德，人格猥琐，诗格绮靡，是写不出好诗来的。
宋之问得到武则天的赏识，还想往上爬，成为北门学士。用句文雅的话说是“得陇望蜀”，用句通俗的话说是“得了锅台就上炕”，宋之问还想上武则天的炕。《本事诗》“怨愤”条载：“宋考功天后朝求为北门学士，不许，作《明河篇》以见其意，末云‘明河可望不可亲，愿得乘槎一问津。更将织女支机石，还访成都卖卜人。’则天见其诗，谓崔融曰：‘吾非不知之问有才调，但以其有口过。’盖以之问患齿疾，口常臭故也。之问终身惭愤。”宋之问当了应制诗人，还想进一步亲昵武后：银河啊高高在上，我可望而不可即，什么时候我能乘个小船，到达你的港口呢。这与其说是颂诗，不如说是情诗，宋之问试问，我何时能与你有肌肤之亲呢？《明河篇》一诗所用的词语多有猥亵之意，也有试探之心。这样的诗照说是有辱圣上，但习于狎昵文人的武则天不觉其有过，反倒有些得意。她对自己的宠臣说，我不是不知道宋之问有才气、有情调，只是他常有口臭，不堪接近。武则天看懂了宋之问的诗意，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宋之问由于自身的缺陷，终于没有走进武则天的后门。
宋之问攀附不上武则天，更加巴结张易之，张氏被杀后连坐遭贬，发配岭南泷州开阳郡（今广东罗定市南）。宋之问发配途中写了一些诗，记录“严程无休隙，日夜涉风水”的艰辛。
不老实的人总是不老实，宋之问后来从流放地逃回洛阳，隐匿在张仲之家。张仲之允许流放犯人住在自家，应该说是宋之问的恩人，但宋之问很快把恩人出卖了。《新唐书》本传记载了这件事：“之问逃归洛阳，匿张仲之家。会武三思复用事，仲之与王同皎谋杀武三思安王室。之问得其实，令兄子昙与冉祖雍上急变，因丐赎罪，由是擢鸿胪主簿，天下丑其行。”张仲之与王同皎密谋杀害再度掌权的武三思，宋之问告了密。学者考证，告密者是宋之问的哥哥之逊及其子昙，称宋之逊为武三思的“五狗”之一。作为武三思的“走狗”之一宋之逊告密，已算是卖主求荣了；作为隐居张仲之家的宋之问告密，更是忘恩负义了。宋之问寄居张仲之家，最先知道张仲之谋杀武三思消息。他是逃犯，不敢出头露面，让他的哥哥出面告密。武三思得知消息，杀了政敌，权力更加巩固。他不再追查宋之问的逃跑之罪，反给他升官，当了考功员外郎，主管官员的考核封赏。宋之问因告密加官进爵，但士人却视他为不齿于人类的叛徒。
宋之问内线求升，不择手段，不择对象。太平公主权重，他谄事太平公主；安乐公主权重，他谄事安乐公主。太平公主为武则天之女，在唐朝的宫廷斗争中地位特殊；安乐公主为唐中宗之女，嫁给武三思之子崇寻，骄横无忌，“宰相以下多出其门”。宋之问既写诗奉承太平公主，有《太平公主山池赋》，又写诗奉承安乐公主，有《宴安乐公主宅》，脚踩两只船，获得户部员外郎兼修文馆直学士的高位。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宋之问因谄事武则天、张易之获罪流放，跑回来之后又谄事公主权臣。人们常说，狗是忠臣，猫是奸臣。狗忠于主人，猫谁给吃的跟谁走，宋之问不是走狗，而是走猫了。
采取卑劣手段牟取升迁的人，必定官风恶劣。宋之问任考功员外郎，主管科考收受贿赂，被贬为越州长史。“睿宗立，以无悛悟之心，流钦州，御史劾奏赐死。人言刘希夷之报也。”《唐才子传》这段记述后面还有一个故事：宋之问为剽窃他人诗句，将作者害死。诗人刘希夷年轻有为，有“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佳句。宋之问想据为己有，就让人给刘希夷透口风，谁知刘希夷是个视自己的精神创造为生命的人，不肯让给他。宋之问嫉恨在心，命下人用土袋子将刘希夷压死。出卖灵魂、出卖肉体的人，是不懂得诗歌的精神价值的，他自己写诗让武则天的面首署名，也要剽窃他人的名句，直至将原作者残害，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宋之问没有道德，不讲信义，出卖恩人，残杀朋友，早已超出了中国文人的生存底线。老百姓骂他，死在流放的道路上是罪有应得，上天报应。
也有人怀疑宋之问谋害刘希夷这件事，这是对人的简单化。中国有个不好的传统——“为名人讳”，名人也是人，人是复杂的，也常常暴露其丑陋的一面，所以才要褒扬美，鞭挞丑。宋之问有文才，有些诗也写得很好，但要结合人来看，结合创作情境来看，才能读出真实的内容。他有一首《渡汉江》，影响广泛，至今为人称道：
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诗歌表达了久别故乡、突然回家的感受，细腻而复杂心理颇近人情。如果以一般的游子之情来看，这确实是好诗，因为它传达的人情十分微妙。这是“作者未必然，读者未必不然”的阅读现象，因为人们总是以个人的生活经验理解作品。宋之问这首诗的写作背景是：他获罪流放岭南，与家乡音信不通，即为“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后来从流放地偷偷逃回来，违反王法，自然是“做贼心虚”了。此诗正是他这种特殊心理的写照：前两句是流放边地的经历，后两句是偷跑回乡的感受。作为逃犯，唯恐被人察觉，自然是“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了。不过，宋之问能写出这样微妙的感受，毕竟还是诗，较那些应制之作有更多的心理感受。但也须揭开此诗的写作背景，还原它的本来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