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唐诗故事，王绩应该算是第一人。
按时间排序，他是唐诗第一人：王绩生活于隋唐之间；以身份而论，他是唐诗第一人：唐代诗人大都是世家出身的文化官员，王绩出身于官宦世家，当过秘书正字；以性格而论，他是唐诗第一人：王绩纵情诗酒，浪漫旷达。以诗歌成就而论，他却不是唐诗第一人：王绩身处隋唐交际的动荡时期，他虽有诗才，却无诗心，只放达为生，饮酒无度，终于在诗坛上无功而返。不过，这也反映了时代特点。唐代诗人的经历大都体现了时代特点，唐诗故事大都反映当时的文化意识，这方面王绩无愧于唐诗第一人。所以，唐代诗人的故事还是从他说起。
王绩，字无功，号东皋子。哪个积极向上的人会给自己取“无功”这样一个窝囊名字？古人的名和字常采用同义词或反义词，绩，应该是业绩辉煌，无功，虽是反义词，却碌碌无为，倒霉晦气，他偏要无功。《自作墓志文并序》表现出他一副游戏人生的“无厘头”面目：“王绩者，有父母，无朋友，自为之字曰无功焉。人或问之，箕踞不对。盖以有道于己，无功于时也。”这表明他的生活态度，放达性情，无所追求；也概括了他的诗歌人生，放达豪迈，不求业绩。如果说没有父母，那是对自己最大的作践，但说不交朋友，则是一种骄傲放任。人家问他为什么取字无功，他叉开双腿很不恭敬地对着人家，不予回答。他只求不违背自己的生活意志，不求于时于世有什么建树。这是一种消极的人生哲学，但是那个时代决定的。隋唐之交的社会动乱，促成了他消极的生活态度；魏晋世风，老庄哲学，促成了他放诞的个人性格。“无功”二字，锁定了王绩的一生。
王绩生于官宦世家，少年聪慧，人称“神仙童子”。他15岁随哥哥王度（唐宋传奇《古镜记》的作者）拜谒越公杨素。杨素府上高朋满座，尽皆贤达，他看到王绩投来的刺（名片）很是不屑：无名之辈、黄口小儿，何来这里搅局！王绩不惧高官显宦，他说，周公礼贤纳士，吐哺握发，明公若要表明自己高贵显耀，就不应该傲视天下的士人。杨素听了甚是不快。在座的有个叫贺若弼的人站起来说，这位公子莫非是王度御史的弟弟？只看这精神气度，就知道有其兄必有其弟了。原来王绩的哥哥王度在朝任御史，与贺若弼相识。贺若弼把王绩拉到杨素身边说，从前李司隶善待小儿孔融，今天越公也会因接纳王绩而传为佳话。杨素这才改变脸色，以礼相待。杨素与王绩谈论文章、时务，王绩对答娴雅，论辩清晰，一座显贵皆大为惊讶，称他为“神仙童子”。少年王绩才高气盛，不惧高官，曾想积极入世，获得官职。他出身豪门，又才华横溢，隋朝大业年间，被举孝廉，授秘书正字。这是个掌管文化典籍、起草诏告文书的官职，为他诗歌写作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王绩当官以后，不求建功立业，但以饮酒为好。吕才《王无功文集序》说：绩性简放，饮酒至数斗不醉，常说，我怎么没有碰上酒仙刘伶啊，要是跟他同时代，闭门狂饮，摒除万念，那才是人生的享受呢。陶渊明写《五柳先生传》，王绩写《五斗先生传》，表明自己狂放不羁的性格。他又写《醉乡记》，颂扬饮酒的妙处，“可以全身，杜明塞志”，喝了酒神志模糊，万念俱灰，这样就可以保全自身了。有人说中国诗酒不分，有酒就有诗，也未必尽然。李白斗酒诗百篇，因为他有飞扬的人生理想；杜甫常酒后作诗，因为他对世事感慨无限；也有酒后唱出淫词滥调的，如《红楼梦》里的薛蟠；更有不少酒囊饭袋，胸无点墨，酒后打油，仅此而已。关键看你有无一颗诗心，有怎样的诗心。没有诗心，诗心不美，情怀不雅，附庸风雅也只能顺口打油。王绩嗜酒，却无好诗，喝酒只是动荡的年代消极避世的一种生活方式。
喝酒、退隐是王绩诗歌的两大题材，一种人生的两面。《全唐诗》存诗一卷，多是这种人生的书写。初春万物复苏、生命勃发，本该激起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生命情感，王绩的《初春》却是另一番景象：
春来日渐长，醉客喜年光。
稍觉池亭好，偏宜酒瓮香。
春日白天渐渐加长了，多么适合人生活啊。他这个“醉客”也喜欢春天的到来，但亭台花木只使他“稍觉”开心，让他更高兴的是暖和的天气适合酿酒，可以开坛喷香了。他开坛《尝春酒》：“但令千日醉，何惜两三春。”我就想一醉不醒，哪怕两三个春天过去。王绩既不珍惜春天，也不珍惜生命，唯求一醉，这种生活态度，难有杰出诗篇。
王绩疏离社会，摒弃功名，与其说是看破红尘，不如说是放逐人生。他这样《独酌》：
浮生知几日？无状逐空名。
不如多酿酒，时向竹林倾。
王绩独酌，李白也独酌。李白独酌问天问地，探问宇宙奥秘，探问生存价值，神采飞扬；王绩独酌不问天地社会，只叹人生短暂、生活虚无，是消极避世。酒可以激发诗的灵感，但产生什么样的诗，要看他的诗心了。
王绩当了秘书正字，不愿冠冕朝服，处理政事，他嗜酒如命，妨碍公务，惹人非议，于是称病辞职，放了外官，到扬州六合县当了个县丞。到任后他仍旧狂饮无度，不理政事，朝廷整饬法度，王绩又遭到弹劾。一天晚上，他把俸禄银钱摆在衙门口上，自己趁着夜色坐小船逃遁了。临走留下一首诗：
彭泽有田惟种黍，步兵从宦岂论钱。
但愿朝朝长得醉，何辞夜夜瓮间眠。
陶潜（曾任彭泽令）种田只是为了收获点粟米，阮籍（步兵校尉）当官也不是为了获取金钱，我但愿天天长醉，哪怕夜夜抱着酒坛子睡也不在乎。王绩不贪钱财，辞官归隐，临走还把俸禄钱放在衙门口，无功不受禄嘛。不像有的官，不但买醉，而且贪财，酒席桌上权钱交易，酒席桌下美女陪伴，是狂饮、狂欢、狂赌的三狂官员，他们只能是社会渣滓。王绩虽然嗜酒，但不贪财，也还算是有点良心。当然，他比陶潜、阮籍那样对抗腐朽官场的诗人，要低一个档次。王绩饮酒无度，只是消极放达，无所事事。
如果说王绩辞官归隐，是他消极避祸的无奈选择，那么他嗜酒如命，则是一种性格缺陷，这种性格缺陷决定了他一生“无功”。隋末他辞官回乡，感叹“网罗在天，吾将安之”！唐朝建立以后，王绩被召又出来做官，武德年间高祖授予他待诏门下省，在皇宫门前做个听候咨询的参议官。按照当时的朝官待遇，待诏门下每天可以供给好酒三升。王绩的弟弟王静也在朝中当个小官，他问王绩：“待诏可乐否？”王绩回答：“待诏俸禄很少，又冷清萧瑟，只有每天三升好酒，还算可以留恋。”这话传到主管待诏的侍中、江国公陈叔达那里，他说：“三升酒就能留住王先生吗？还是一天给他一斗酒吧。”陈叔达也算是惜才，重视这个知识分子，而王绩依旧只是傲物了。
王绩当官为了酒，不当官也是为了酒。唐贞观初年，王绩称病辞官回家，因为家贫无酒，又出去应选求官。这次他竞争的职位是太乐丞，一个管理乐府艺人的头目。招聘的官员说，你竞争的这个职位是匠人、艺人干的，非干部待遇，你堂堂的士人、诗人能屈尊干这个吗？王绩说：此中奥妙，你解不透。士人和庶民谁清谁浊、谁高谁低，天下自有公断，你没听说庄周不愿意当漆园吏、老聃不愿意做柱下史的故事吗！我竞选太乐丞是因为太乐府有个小官叫焦革，酿得一手好酒，我王绩不是冲着官去的，是冲着酒去的。选官的人同意他到太乐府任职，他有酒喝了。不久焦革去世，焦妻仍不时送他好酒。一年多以后，焦妻又去世了，王绩长叹一声：“天不作美，不让我饱饮美酒啊！”他挂冠归里，躬耕东皋，自号“东皋子”。春种黍稷，秋酿美酒，养凫雁，采草药，别无用心。床头放着《老子》《庄子》《周易》，其他的书都不读。
隐居东皋，王绩写了一首诗总结他的人生，《晚年叙志示翟处士》：
弱龄慕奇调，无事不兼修。望气登重阁，占星上小楼。
明经思待诏，学剑觅封侯。弃频北上，怀刺几西游。
中年逢丧乱，非复昔追求。失路青门隐，藏名白社游。
风云私所爱，屠博暗为俦。解纷曾霸越，释难颇存周。
晚岁聊长想，生涯太若浮。归来南亩上，更坐北溪头。
古岸多磐石，春泉足细流。东隅诚已谢，西景惧难收。
无谓退耕近，伏念已经秋。庚桑逢处跪，陶潜见人羞。
三晨宁举火，五月镇披裘。自有居长乐，谁知身世忧。
翟处士是隐居的高人，王绩向他吐露心曲：少年时也曾志向高远，博学广修，登高阁望天象，上小楼占星宿。苦读经书以期入仕，学剑习武期待建功。抛掉短衣屡次北上，怀揣名片几度进京。但是中年碰到战乱，改变了原来的追求。无路进入官府，只好遁入乡间。我也曾喜欢风起云涌，与拼搏冲杀相伴为伍。排难解纷，遵循古制。世道弃我，壮志难酬；晚年思考，人生无常。所以我归园田居，看山石嶒崚，听泉水淙淙。已经失之东隅，更难收之桑榆。只是三餐举火做饭，五月收起皮衣，享受春种秋收的自然生活，管什么生前身后的忧虑。经历隋唐之交乱世的王绩，已经完全丧失生活的朝气，变成一个无所事事的庸人。这样的人怎能成为诗人！
积极入世与消极避世，是中国士人的生活两极，是为“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中国出隐士，春秋战国以来就出现了伯夷、叔齐，魏晋又有竹林七贤，历朝历代隐士层出不穷。隐士有不同的理由、不同的个性：有的自命高洁，有的故作放达，有的沽名钓誉，有的待价而沽，但如王绩者不多。他混迹官场，无所作为，疏离社会，唯酒是从，放弃责任，自号“无功”，这样的人不会有诗人的情怀。没有诗人的情怀，即或有官，有酒，也没有诗，更没有好诗。王绩在诗坛上无功而返，就是自然的了。人生在世，总有所追求，否则便没有生活动力，更没有诗歌激情。他晚年归隐乡里，也觉空虚无奈，写了首《野望》：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
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面对乡村的恬静生活，放眼山间的美好景色，他不禁觉得孤苦无聊。农民都各有所归，自己却无所依傍，白白效仿“采薇”而隐居，却难以找到灵魂的归宿。人是需要一个生存价值支撑的，诗更需要一个生存价值支撑，尽管是隐居。陶渊明有，他参加劳动，融入自然，在对大自然的审美中追求生命的自由；苏轼有，他屡遭贬斥，生活艰窘，也能在对大自然的审美中获得心灵的解脱。王绩沉溺美酒，没有追求，既无诗功，也无事功，这也是必然的了。这与诗人情怀有关，也与所处时代有关。王绩的晚辈王勃，则是另一种人生。他积极向上，气冲牛斗，留下许多著名的诗文，与王绩形成鲜明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