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世纪初，由于英格兰国王约翰长期对法兰西保持战争状态，英国各地的分封贵族负担逐级加码。到了一二〇四年，约翰国王失去了祖上留下的在法兰西西北部的土地。约翰国王不甘心失败，在国内加征税收再征兵。这一次各地的贵族不同意了，开始拒绝执行国王的命令。与此同时，英王约翰又和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发生纠纷，教皇宣布对英格兰动用褫夺教权的禁示令，不再提供宗教服务。国王失去了民众和罗马的支持，各地的贵族胆子更壮了。英王内外交困，只好向教皇妥协，接受了教皇任命的驻坎特伯雷的大主教，承认罗马天主教会在英格兰的权力，承认自己是教皇在英格兰的封侯，教皇则将英格兰作为采邑回封给英王。
处理好这些事情后，英王约翰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为了夺回诺曼底和安如，约翰再次发动了跟法王菲利普二世的战争。结果，又以英国的大败而收场。当英王回到英格兰，准备东山再起继续发动战争时，贵族们不干了。一二一五年春天，贵族们联合起来，占领了伦敦，和英王形成对峙的局面。双方开始了谈判，一二一五年六月十五日，在离温莎城堡不远的兰尼米德，贵族们草拟了一份文件呈给国王，国王在文件上加盖皇家封印。这就是英国历史上，也是西方政治史上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大宪章》。《大宪章》被快骑送往各郡，向所有的自由人宣读。约翰国王之后的英王们也相继表示，接受《大宪章》的约束。从此，它成为了英王和贵族关系的一种保障。
《大宪章》共计六十三个条款，堪称国王和手下二十五个分封贵族的权力划分协议书，是互相对义务和责任作出的承诺。《大宪章》明确了任何权力都必须受制约的原则。国王的从上到下的权力，必须有一个对立面。国王不能垄断一切权力，不能包办一切，不能一手遮天。国王必须把一部分权力出让给这个对立面，而这样的分权和相互制约，必须通过共同的契约，通过互相的承诺来实行，这就是法律。《大宪章》第一次明确了国王必须服从法律，没有人能够置自己于法律之上，并且，只有法庭才有权力判一个人是否有罪。在法庭判定有罪之前，任何人都是无罪的。对国王的权力作出限制，是英格兰贵族的长期努力，而在纸面文件上明确作出规定并且由国王盖印保证，这是第一次。这是西方政治史上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今日英美法制的几乎所有重要的原则，都可以在《大宪章》中找到萌芽，它种下了今日西方法制的基因。
《大宪章》制定的一二一五年，正好是中国历史上的宋末元初。那一年，成吉思汗麾下大将木华黎攻下北京，设置燕京大兴府，忽必烈也在那一年出生。当时中国的社会已是成熟的中央集权制。如果将当时英国和中国的社会制度相比较，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远比英国的分封制先进。英国的社会制度，还停留在封建主义的阶段，与中国早年春秋战国时的封藩制以及日本近代的幕藩制有诸多相似之处：诸侯各占一方，爵位世袭，拥有兵权和土地权，与国王分权自治，是真正的“封建社会”。而中国，秦始皇通过暴力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由郡县制代替了分封制，贵族和诸侯的力量相对削弱。地方统一由中央派属官员，所有土地隶属皇帝，不存在着贵族和诸侯的分权。汉承秦制，到了汉武帝手上，这种体制得到了初步完善：封建主不复存在，地方官由中央派遣，重文轻武，土地零星分割，自由买卖，社会流动性大。从某种程度上说，当时中国的政治体制，比同期英国的体制要先进得多，不仅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办事效率也更高，对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社会秩序的稳定，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中国的社会发展与西方的社会发展是不一样的。西方社会所经历的阶段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国的社会发展，似乎有自己的特点，吴思说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然后是家天下社会。我与吴思的看法有些类似，只不过我以为中国自秦始皇起，封建社会结束，开始了长达数千年的专制社会或者叫极权社会，而到了明朝建立之后，更是将这种中央集权运用到登峰造极，皇帝享有绝对的权力，变得更加独裁，不仅集天下财、权、物、土地于一身，也将百姓的性命掌握手中。没有任何力量可以跟皇帝叫板。所有人的性命都隶属于天子，没有国民，只有草民、奴才以及暴民。就皇帝的权力而言，中国的和外国的，简直就是两码事！由于绝对力量无法撼动，中国自然出不了《大宪章》，那些匍匐在地的草民们，有谁敢跟皇帝轻声说个“不”字呢？
社会的发展，就是这样阴差阳错：因为力量均衡，谁也制约不了谁，所以就有了《大宪章》；因为有了《大宪章》，英国的很多事情都向公开和契约方向发展；公开和契约慢慢成为一种风气和习惯，社会走向也越来越明确。而中国呢，中国自秦大一统后，没有了均衡的力量，天平永远向着皇权倾斜，没有力量能制约皇权，也就没有了《大宪章》；没有了大宪章，一切摆不上桌面，都在桌子下面内斗，“潜规则”应运而生，而且发展成汩汩潜流，无数事情都成了“只能干不能说”。到了后来，更是积重难返，成了整个社会的毒瘤……对比着当时中国的历史道路，英国以及《大宪章》更像是斜刺里走出的一条路，条条大路通罗马，一下子就走到了中国前面去了。这真是没有办法，谁让上帝长着卷头发蓝眼珠呢！
运气有时很重要
新上映的西班牙电影《二二三》讲的是西班牙历史上那场著名的政变。独裁者佛朗哥死后，西班牙正处于转型阶段，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在首都马德里，议会正在开会，电视实况转播，内容是议员们表决国王提名的临时首相。傍晚六点二十分，刚刚开始唱票，一群民卫队武装士兵在特赫罗上校的带领下，突然闯进议会大厅，冲着天花板就是几梭子，然后命令所有人趴在地板上不许动。议员们一个个惊恐万状，狼狈地趴倒，谁也不知道这些士兵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只有两个人始终很镇定地坐在那里，一个是已辞职的前首相苏亚雷兹，另一个是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议员梅拉多将军喝令这些人退出去，被士兵打翻在地；苏亚雷兹冲上前去护卫将军，也被推倒在地。
这次行动，是军方几个极端分子发动的政变，目的是逼迫议会解散，成立军政府，重走专制和独裁的老路。政变发生后，因为政坛人物被困，群龙无首，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挺身而出，下令王宫卫队全力戒备，不让任何军人进入。国王意识到，这时候如果一个高级将领在王宫里向外发布指令，就能起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在政局不明朗的情况下，卡洛斯国王决定不依靠任何人，只是以自己的独立判断和意志来解决问题。胡安·卡洛斯国王立即给全国各军区司令、各兵种指挥官一一打电话，询问他们的立场。在得到他们的效忠表态之后，国王命令所有军队不得擅自调动、原地待命，如果擅自调动，后果自负。军队稳住了，下一步就是对政变本身进行调查和判断了，国王开始推测，究竟是谁操纵了这一场政变。与此同时，国王还启动了与特赫罗上校的谈判，摸清楚政变的原因和要求，给他们安抚和承诺，让他们冷静，以免惹出极端行动。事务初步完成之后，国王开始面对公众了，半夜一点多钟，国王的讲话录像突然出现在全国电视屏幕上，他以一贯的尊严，要求全体国民保持冷静，保持克制，保持理性。国王明确表态，坚决不能容忍这一打断民主进程的行为，政变若要成功，除非先打死国王本人。公众在此时，不能采取任何措施。由于国王在西班牙具有至尊地位，胡安·卡洛斯国王的这番表态极具影响力，一番较量之后，不仅政变的策划者在权衡了一番后不敢站出，扣押议员的特赫罗上校最后也不得不缴械投降了。
政变平息了，国王胡安·卡洛斯如释重负，不过他并没有急着欢庆胜利，而是当晚召集了各大政党领袖开会座谈，包括前首相苏亚雷兹、社会党领袖冈萨雷斯、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右翼政党人民联盟领袖佛拉加等等，他们都代表着各自的政治势力。胡安国王指出，虽然政变已平息，却并没有解决西班牙政府所遇到的问题。作为西班牙的政治家，一定要充分理解军人的情绪，理解他们对西班牙未来的希望以及对现状的失望。作为一个慢慢退出历史舞台的势力，军人的力量和正当要求不应该再被忽视。对这些发动政变企图颠覆政权的军人，如果各政党做法过于偏激，表现出公开的强硬的反弹，将是非常不明智的；如果把这一事件扩大到对整个军界的负面看法，更是非常有害的。胡安国王要求各政党回去反思自己在这一事件中的问题，思考以怎样的一个新政策，去争取更大程度的全国团结。国王最后严厉地说，作为国王，他本不应干预政事，这一次干预，纯属责任，如果下次再遇到这样的事情，自己也不会再这样做了，因为这个事件本身，也有违法的嫌疑。国王胡安·卡洛斯的话，直中要害。把军人排斥在民主政治以外，是前几年各政党都犯下的疏忽。一九八一年的西班牙，转型在政治体制上已经达成，但西班牙军队的中立化却还没有完成。
几天后，三百万人在马德里和其他大城市举行“民主大游行”，表达对这些年西班牙民主进程的支持，以及捍卫民主体制的决心。民众表达的信息是，不管转型过程中出现怎样的不尽如人意之处，转型的要求都是人民的意愿，具有不可置疑的合法性。各党派领袖如民主联合会的苏亚雷兹、社会党的冈萨雷斯、共产党的卡利约和人民联盟的佛拉加，手挽手地走在马德里游行队伍的最前列，表达了各党派在民主大方向上的一致和团结。国会通过了国王提名的临时首相。临时首相向国王保证，以后将定期会见军队的主要将领，向他们通报国家的状况和政策，以寻求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当然，这样的做法，在美国等军队国家化的政体下是一件奇怪的事，但在西班牙，因为有着上百年的军人执政传统，这样的对话和沟通，也情有可原。双方的沟通和尊重，恰恰是政府和军队关系开始走上正常化的表现。西班牙民主制度的最后一个危险，终于过去了。
在此之后，参加政变的军人们也依法进行了审判。作为证人的胡安国王没有一味“痛打落水狗”，而是积极为他们的行动进行辩护：特赫罗上校等军人，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开杀戒，也没有打算推翻西班牙的君主制。否则，他们起事后第一要做的，就是包围王宫、切断王宫的电话。如果他们这样做了，国王将束手无策，事件的演变就可能完全不一样。国王对于这些叛将的态度，充分说明了在大局面的理性、客观、公正和智慧。
“二二三”事变一年多之后，也就是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八日，经过又一次大选，西班牙由军事独裁向民主化国家的转型任务终于完成，这一次得票最多的第一大党从中间偏右的民主联合会，变成中间偏左的社会党。执政权力顺利而和平地向反对党转移，一切波澜不惊。社会党的年轻领袖冈萨雷斯出任首相。自此之后，西班牙上百年的动乱和军事干预政治的传统业已结束。一九八六年，西班牙正式加入欧洲共同体，也就是今天的欧盟。
《二二三》就是这样一个故事。我在从荧屏上回顾这一场危机完美解决的时候，不由心生感慨：除了看到国王冷静、克制，具有巨大掌控能力之外，也看到了运气的巨大作用。因为当时孤军深入的特赫罗上校或者其他什么人，情绪一旦失控，或者枪支走火什么导致个把人死去，仇恨就不可抑制，也很难说会有什么样的结局了。所以很多事情还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上帝拯救了西班牙，就让西班牙平平安安地转型了。上帝没有垂青中国，中国就从辛亥革命起，开始了灾难深重的“U”形弯。所以，我们回首辛亥革命之后的那一段乱象，设想如果当时各派势力公平谈判，齐心协力，也没有张勋、曹锟、张作霖等一干粗人捣乱，也许辛亥结束后中国是另一个样子。不过历史就是这样不带假设的，依照我的理解，中国的深重灾难，还是跟自己的历史、传统、文化、欠债有关，中国历史上的张勋、曹锟、张作霖太多了，怎么会一下子变得老老实实、清明理性呢？所以必定是乱代替不乱。更何况还有日本、俄国在一旁虎视眈眈，唯恐天下不乱。所以中国一乱便是半个多世纪，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