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债子还，夫债妻还；历史上欠的债，现实偿还；秦始皇、汉武帝等欠的债，需要我们来偿还。
牛鞭到底有没有用
我一直把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作文学或者童话书来看，这是指这一类的书非常有想象力、有意味，像是“小红帽”之类的童话。比如李时珍在谈到凡物皆有因果，皆可相生相克时，就说孝子的衣帽、寡妇的床头灰、草鞋等皆可入药；男性阴毛可以治蛇咬，女性阴毛可以治“五淋、阴阳易病”；人魄（人吊死后的魂魄）可以镇惊吓；人股可以肉疗羸瘵（割股疗亲）；人中黄可以治呕血；梁上落下的灰尘可以治昏厥；等等。真是一派童话的味道！《本草纲目》中还有很多偏方禁忌，也极有神秘感，比如说女子怀孕，有数十种东西必须禁忌：吃姜会使孩子多指、得眼病；吃桑葚、鸭蛋，会使孩子倒生，且会生心寒；吃山羊肉，会使孩子多病，羊肝更是不能吃；吃鲤鱼脍及鸡蛋会使孩子成疳、多疮；吃狗肉，会使孩子无声音；吃兔肉，会使孩子缺唇；吃骡、驴、马肉，会延月难产；鸡肉合糯米吃了，会使孩子长很多寸白虫；鸡蛋合干姜吃了，会使孩子多长疮；吃雀肉又饮酒，会使孩子的心性淫乱……如此多的禁忌真不知怎么想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哪还有东西可吃呢？只有喝稀饭安全省心了。
中医一直说“医者，意也”，这个“意”，就是联想，就是推测。中医总体上是信“神”的，觉得冥冥之中有神在操纵，药与万物都有神性，所以一直推测和试图把握这个神性。传说世界万物俱有“真名”，只是出于各种原因，真名被隐藏了。所谓真名，就是一种呈现出其真实本质的名字，由于它掌握了事物最核心的秘密，所以必须秘藏起来，隐而不彰，只有别具慧心、天赋异禀的人，才能发现它的真名所在并加以利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是如此，所以才有了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鬼为什么哭？那是因为有很多真名经过文字的标明之后，秘密外泄，透露了世界的真谛。因为如此，中医也有利用真名入药的习惯。比如石榴，因为音同“石流”，所以被用来利尿和治疗结石之类。还有百合，因为叫“百合”，所以，凡药方都喜欢加入这个东西，百合也成了“万能之药”。穿山甲能够钻，药性肯定有利于“通”，凡是血栓血淤水肿之类的，都需要“穿山甲”来“钻”一下。我的嗓子不好，一个朋友听说了，给我寄了一大束芦苇根。我收到后先是大吃一惊，然后“脑筋急转弯”，想起中医药性与药理的方法，推测中医的判断——因为芦苇是空心的，风一吹就会响亮地发出声来，既然芦苇发声响亮，那么它能治嗓子也就顺理成章了。
中医的手段主要是实践和直觉，很多药方，都是对应着天地人之间的大理论，辅之以某些经验的积累和记录，再加上直觉、臆想和推测，最后落到某个具体事物之中。“以形补形”、“吃什么补什么”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扩展，比如说吃血补血、吃肝补肝、吃猪脑补人脑、吃心补心……吃什么补什么有没有道理？中医认为是有的，在中医学看来，动物脏器为“血肉有情之品”，与人体相应内脏在结构、生理功能、形态、生化特征等方面有诸多相似性，一定藏有某些肝之为肝、肾之为肾、心之为心的东西，调养补益等方面肯定优于草本药物。这样的推测有一定道理，现代医学研究表明，胰岛素可从动物胰腺中提取，猪肝中有治疗肝脏疾病的核糖核酸等元素，动物的胆汁中有可以治胆囊炎、胆石症的胆酸钠等成分。这些，从侧面也可以说明“吃什么补什么”是有一定效果的。
不过，现代医学的研究表明，就人的器官而言，藏有“肝之为肝、肾之为肾、心之为心”的东西，实际上是极有限的，最典型的是“鞭”，即动物的阴茎，一直被中医视为壮阳灵药。现代研究的成果表明，“鞭”与普通的肉一样，主要成分只是脂肪和蛋白质而已，并没有藏有某种“鞭之为鞭”的东西。至于吃“肾”，即动物的睾丸，古方用胡椒油煎羊睾丸治阳痿，太监们以食动物睾丸企图长出新的睾丸等，同样被现代医学证明无效。现代医学研究结果表明，除老年男性发生血睾酮水平不足，可用雄激素类药物治疗低血睾酮性阳痿外，其余则很少有效或根本无效。睾丸内含有大量的雄激素，过多食用会引起肝功能异常、黄疸、肝出血甚至肝脏肿瘤。而且，雄激素还是国际奥委会规定的“禁药”，有很大的危害性。
牛鞭马鞭到底有没有用？这还真是一个问题。西医说用处不大，但实践也有证明它用处的地方。我的一个好朋友就真遇到过让他费解的事：前些年阜阳那地方养黄牛成风，最珍贵的一道菜，莫过于红烧牛鞭了，当地人招待客人，都会上这一盘金黄色的菜肴。阜阳人送礼，也会选择送牛鞭。有一天，一位阜阳友人来合肥，带了一捆柴禾一样的东西看望朋友，告知他那是牛鞭，很管用的。朋友不知这个，也没把礼物当回事。第二天，他在外吃完饭回家，小狗不停绕前绕后要吃的。朋友想起了昨日阜阳友人送的牛鞭，便将牛鞭煮了一小碗，让小狗吃了下去。哪知吃下去没多长时间，小狗上蹿下跳，如发了疯似的。朋友这才知道，这牛鞭还真是厉害。医学不能证明的，实践证明了，该相信哪一个？最起码得承认，现代科学也是有局限性的。
话题说到这里，是不是太严肃了？现在的中医，很有点因自卑而产生的极度自尊——往往是一说中医不行，立即就有很多国粹的“粉丝”（也叫“国粉”）跟你急，所以还是打住打住，说两个段子吧。一个段子是微博上看到的，疑是吗丁啉的广告——诸葛亮临死前料定他死后魏延必反，暗嘱马岱杀掉魏延。蜀将中人才济济，马岱武功平平，为何诸葛亮偏要找马岱担此重任呢？因为，马岱字丁琳，“吗丁琳”专治“胃炎”。这一个段子的出笼，真是深得中医三昧。还有一个故事是有关历史的：当年西方有神父兼医生来中国时，曾经对自己看到的一些现象迷惑不解，有一天，这个人实在忍不住了，他问一个中国官员：“在中国怎么看不到只有一条腿的人呢，中国从不发生事故吗？”这个很聪明的知县如此回答：“噢，有的，但我们不懂外科手术。如果一个人的腿不行了，我们就把整个人埋了。”
老子究竟哪里人
《安徽商报》近日一条考古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当涂县新市镇临川村陶庄自然村的陶庄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一座战国早期越国贵族土墩墓。奇怪的是，这座墓葬中竟然出土了西域的物件——蜻蜓眼！
考古人员介绍，蜻蜓眼是古代一种饰物的俗称，为玻璃制成，做工极精美。公元前两千五百年人造玻璃出现于西亚及埃及，先是单色玻璃，一千年后又出现彩色玻璃。公元前十世纪，在玻璃珠母体上镶同心圆，制造出“眼睛”效果的镶嵌玻璃在地中海沿岸出现。“眼睛”文化发源于西亚或印度，当地人认为“眼睛”有避邪功能，游牧民族在迁徙的路途中，喜欢在身上佩戴这种镶嵌玻璃珠，可以避邪，也可以用来交换所需之物。当涂越国贵族墓中出现这种蜻蜓眼，说明在战国时期，这里的王公贵族和西亚各国有着密切的来往。
战国时西亚玻璃制品的出土并不是孤例，前些年湖北发掘的“曾侯乙墓”，就有类似的玻璃装饰品出土。算起来时间上更早。“蜻蜓眼”在中国的出现，说明西域和东土之间，一直是有联系的。除了“蜻蜓眼”之外，还有一些活物，也可以作为东土和西域交流的实证。比如说驴，有人考证出，是周朝的时候，从北非一带传入的；骡也是稍后一点，由西域地区传入的。畜生和物件是人带来的，以此类推，当时应有贸易、文化以及人际方面的交流。高一层次的，还有思想的碰撞、语言和文字的杂糅。可以肯定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思潮绝不是现在想象的那样画地为牢，在东西方之间，存在着很多来往和交流。只不过很多文化现象，没有引起统治者以及“主流知识分子”的足够注意，或是把握不住，没有载入史书罢了。
这么一想，有关墨子的一些说法，就变得有理由了。一直以来，有人根据墨子的长相、打扮、思想学说体系，判断墨子不是史书上所说的宋国人，极可能是印度人。主要论据为：第一，墨子肤色很黑，墨子的黑推断他可能是印度人，印度虽主要是雅利安人种，但印度阳光太烈，晒了很多年后，种族的肤色也变得黝黑了；第二，印度也称摩罗，中国人称印度人为摩罗差，墨和摩同音；第三，墨子的形象“摩顶放踵”就是印度光头赤足的僧侣形象。最早持这种看法的是近代学者胡怀琛先生。这个胡怀琛，是我的宣城同乡，泾县溪头人，文字大家胡朴安的弟弟。胡怀琛在一九二八年说，古文字中“翟”和“狄”通，墨翟就是“墨狄”，意思就是一个黑色的外国人，更确切地说是印度人。
持这种看法的还有王国维的弟子卫聚贤，他也认为墨子之学源自印度。卫聚贤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五年出版的《墨子小传》中说，墨子“产生地究为印度或亚剌伯亦不易定”，且认为墨子的弟子随巢子也为印度人，并认为《山海经》作者可能就是随巢子。卫聚贤上世纪二十年代曾在清华研究院读书，导师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等，同学有陆侃如、冯沅君、刘节、王力、姜亮夫、高亨、蒋天枢、吴其昌等，都是声名显赫的人物。卫聚贤跟梁启超、王国维两位大师情谊很深，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清华研究院举行毕业典礼，王国维情绪消沉，卫聚贤请王国维到自己老家太原休养，王国维没答应。第二天一早，得知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卫聚贤悲痛万分，号啕大哭。卫聚贤对中国历史的著名看法还有：中国人发现了美洲，也发现了澳洲，并且，很多中国名人先于哥伦布到达美洲。卫聚贤说东晋高僧法显就曾到过美洲，这个还算靠谱；比这不靠谱的，说孔子、张衡、李白、杨贵妃女士等，都去了美洲。卫聚贤也不是乱说一气，为了有理有据，他还亲自带队现场勘察——一九七四年，七十五岁的卫先生带着一帮人乘坐仿汉代的木船，带着仿汉代的食物，不载现代化仪器设备，从香港起锚一直驶向浩瀚的太平洋，以模拟证明早期中国人到达美洲的航行。船只快到彼岸百里处失事，幸得遇人搭救，方免予罹难。
梁启超在墨子一事的观点上，与胡、卫二人也有些相似。梁启超曾说过《墨经》与印度《因明学》暗合，墨子之学不像是中原学说。近代佛教大师太虚法师则撰文说，墨子的学说不像是佛教，更像是婆罗门教。这又佐证了墨子是印度人的说法。
卫聚贤属于“在野”派学者，在野派与在朝派史家，是有区别的。在朝派原则性、方向性强，不敢乱说乱动，后面有一根无形的线牵着；在野派则不一样了，可以顺着历史的现象，大胆设想，小心求证。卫聚贤对于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很多见解是颠覆性的，他的观点和判断，有时候就像是在放“原子弹”——他说中国的龙形象由鳄鱼转换而来（这一点与周作人的观点一样）；他怀疑屈原的存在，提出“屈原”就是贾谊“冤屈”的改字颠倒。卫聚贤不仅说墨子是印度人，还认为老子与扁鹊也是印度人。老子出关是干什么呢？不是去西域“化胡”，而是回家，回自己的老家——你们中原人太痴迷于权力和战争了，算了，不跟你们玩了，我回我的老家去了。
说老子与墨子是外国人并不奇怪，中国历史上的很多人，都不是中原人，尤其不是炎黄这一系的，随后慢慢变成“中国人”的；并且就当时而言，国家和民族的概念并不明确和固定。孟子就说周文王是“西夷之人”，秦也被称为“戎狄”。至于唐朝的皇帝，是李家人当皇帝前被赐姓的。陈寅恪考证说李家人是天生的“虬髯”，就是卷毛连鬓胡子，这样的生理特征显然不是蒙古人种。唐太宗死前嘱咐“丧葬当从汉制”，那是生怕把他当胡人埋了。至于唐代其他一些人，安禄山是突厥人，史思明是波斯人，李白很可能有吉尔吉斯斯坦血统……既然后来有这么多是“胡人”，那么，春秋战国时东土有一两个入了中国的“胡人”，也就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就像荣格转引的李提摩太和佐伯好郎的观点，认为中国道教金丹支派的创立人吕岩，也就是传说“八仙”之一的吕洞宾，曾是一个信奉景教的基督徒！这就相当令人震惊了。连奇崛突兀的道教也不是孤立诞生的，它也有滋生的营养。这真是——“哪有东方西方，不会各自一方。”这话不是我说的，是歌德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