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期刊出版大变革。文学刊物作为一种文学出版物，虽然不同于一般的文学图书，但同样面临着文学出版与图书市场的关系问题。自90年代开始，文学刊物的读者便锐减，刊物发行量大幅度下降。据陈丽报告：“上海现在仅存的4家纯文学刊物：《萌芽》1985、1986年前的发行量35万份，现2万份；《收获》1986年的最高达百万份，现在10万份左右；《上海文学》1978、1979年达40多万份，现在2万份左右；《小说界》现在也只有3万份。”[50]与此同时，文学刊物主办部门大多由过去在经济上给国家包下来到“断奶”，自找市场、自负盈亏。这两方面因素使得90年代的文学刊物一直处于惨淡经营之中。为了摆脱困境，实行刊物自救，自90年代来，许多家文学期刊纷纷调整、变革办刊宗旨，围绕读者的需求设置栏目、组织稿件、精心装帧。归纳起来，大致有几种情形：（一）改变刊物方向，面目全非，走向大众文化市场。如辽宁《作家》一改“先锋文学”面目，成为一份供白领阶层消费的文化时尚杂志；（二）以“大文学”、“大文化”理念办刊，办成学术文化品味较高的文学、思想、文化类综合刊物，由此赢得了知识文化界的读者，如《天涯》、《黄河》等；（三）保持严肃文学品位，但以发表先锋性、实验性的新生代作家和所谓“另类”作家的作品吸引青年读者，如《大家》、《芙蓉》等；（四）追求雅中有俗、雅俗共赏，面向普通读者、底层读者。如《山西文学》主要面向乡镇、农村知识青年，《小小说选刊》面向大中学生。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总之，当前中国的文学期刊大多处于变革之中，变中求生存，变中求发展。应该说，文学期刊的主办者们面对文化市场的严峻形势，为了刊物的生存和发展，是尽心尽力了。但文化市场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文学刊物也有其自身性质、特征，往往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总体情况来看，上世纪末的文学期刊改革并未取得成功。除了极少数刊物，如《天涯》、《大家》等已逐渐在文化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外，大多数最终效果不尽如人意，甚至出人预料。如《小说家》原本专发小说，1999年伊始却把重心转移到了文学史和文化史学上，提出了一个宏大而响亮的口号：“为20世纪中国文学结账”，开辟了“中国小说奖批评”、“百年屐痕”、“坐看沧桑”、“风雨如故”等栏目，推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文章。但办了几期，不仅失掉了许多固有的读者，且遭到多方非议，导致中途夭折，主编易人，又改回了“中短篇小说仍是本刊的主打精品”的老路子上。以发表新生代作家作品为主要内容的《芙蓉》苦心经营，读者群依然难见增加。《山西文学》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与原来的设想差距甚大。[51]与此同时，像《作家》这样面目全非的改革却受到了来自文学界的众多批评。有人撰文批评改版后的《作家》“散发同《上海服饰》一样的脂粉气息，思想和艺术的深度已被放弃，形式与装饰的表面化成为潮流”。“失去了灵魂，迷失了方向。”[52]文学刊物真是不改难，改亦难：一方面即使改版，也仍然难与已在大众文化市场上占领摊头的一些休闲、娱乐、实用类杂志竞争，大众读者仍然表示冷淡；另一方面又由于淡化、放弃原先坚持的文学立场、品位、格调，而受到来自文学界和文化界的批评，真是“两头不落好”。那么，文学刊物的出路究竟何在？该怎样改革才能既在文化市场上得以生存、发展，又不致失去文学刊物自身性质、特征？看来这些问题都留给人们在新世纪里继续探讨、摸索解决。
三、在文学与出版之间——文学出版中的几对矛盾
在谈论文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范围时，德国文学社会学家阿尔方斯·西尔伯曼认为：“文学社会学是一门专门的社会学，或者说是一门应用社会学，其研究对象是社会、作家、出版和图书业、读者（观众）、文学欣赏标准相互作用的混合体。”[53]因此，将连接文学生产与消费的文学出版作为文学社会学的一个主要研究课题，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正由于如此，文学社会学言说文学出版，着重的是出版，而不是文学，换言之，着重的是作为图书读物的文学产品的生产、流通与消费，即前述的“文学事实”。当从出版角度言说文学，人们首先考虑的不是文学的自身价值，而是它的社会价值和消费价值。汉斯—诺贝特·菲根甚至认为：“文学社会学把文学作品看作是社会现象，而不是艺术现象，因此根本谈不上什么审美价值。”[54]然而，既然是文学出版，就必须一方面要以文学自身特性和价值为前提，另一方面以有利于文学自身生存和发展为目的，由此构成了文学与出版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的关系。诚如罗贝尔·埃斯卡皮所言：“如果我们想理解文学现象，我们就必须以一种纯属文学的特性来观察它。这正是文学社会学的一个基本困难，因为它要求用社会学的方法论来作出文学的盖然判断。”[55]
上述对我国新时期文学出版现状的透视，从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这一点。处于社会文化转型期的文学出版，从出版理念到出版方式，都有了突破性的变化与改革，初步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使出版真正成为一种与图书市场连接的生产，由此推动了文学出版事业的发展、繁荣，培育、开拓了广阔的文学图书市场，不仅为广大读者提供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更加丰富的文学消费品，也为众多作家和以写作为职业的人提供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充分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会。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看到：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出版难或者是出版后在图书市场上受到冷落；反之，被文学出版部门青睐的畅销书中却常常是良莠不齐；文学出版越来越着重名人，着重包装，着重炒作，着重作品的时效性、时尚性、趣味性，着重以图书市场的读者消费需求作为文学出版的标准，着重对文学创作的策划、干预、制作。这一切，单独从出版角度来看，也许无可非议，其内在因素是受图书市场制约。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文学自身特性、价值为代价的：文学追求不朽，出版讲究现时；文学着重自我，出版面向大众；文学崇尚个性化，出版讲究策划和集体制作；文学追求美学价值，出版关注消费价值；等等。因此，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当前文学出版，我们就无法否认：90年代以来文学的被社会冷落和边缘化，纯文学的生存艰难，文学创作上的媚俗与商业化、粗制滥造，文学精品的贫乏，文学大师的呼之难出，文学队伍的后继乏人等等属于文学的问题，固然与社会大环境有关，有着多方面复杂因素，但与文学出版的现状无疑是关系密切的。对于文学来说，文学出版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文学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文学出版，如前所述，没有发表、出版，就没有事实上的文学；另一方面，文学出版又常常促使文学改变自身特性而服从市场规律。文学出版也因此陷入了两难境地：作为文学生产和消费部门的文学出版和作为守护和发展文学的文学出版之间，无论是在出版理念、对象、标准上，还是出版方式上，都是既存在着相互联系的一面，又常常存在着矛盾、相悖之处。尤其是处于今日社会文化转型期，这种矛盾、相悖显得更为突出、尖锐，在文学和出版之间游移的文学出版，常常存在着“选择的困惑”。
归结起来，这些矛盾、相悖主要是：
一、文学的审美价值、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消费价值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