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公共财政
政府管理公共财政、当前预算的效率和其管理国民经济的效率息息相关。政治家们快被公共财政和国家经济逼疯了。最初被选出来任个一官半职时，政治家们还是很兴奋的。但当他们认清自己面前那条曲折的道路时，就会马上清醒过来。政治家们在职业生涯初期，往往会承诺解决所有的事情，好像他们自己就拥有印钞机一样。但他们马上会发现，要兑现这些承诺有多么难。保质保量的公共服务和社会发展项目的实行都需要资金。这些资金需要从国民收入中拨款，国民收入主要来自税收收入及其他收入。但同时选民却希望降低个人所得税。正如我们先前所看到的那样，发达国家的税收压力已经快让他们吃不消了，各国政府似乎没有理由继续提高税率。
美国总统奥巴马、英国首相卡梅伦能给西方的经济体制带来改变吗？目前，西方在维持其经济霸权上正面临严重挑战。要想继续其地位，需要各国对包括其市场经济模式的理论和结构等在内的意识形态进行深刻变革。改变迫在眉睫，但西方社会尤其美国是否能维持其霸主地位仍是个问号。
需要有一种实际且均衡的方法来确定税收的正确或者起征点，及个人所得税、增值税、企业税存在必要性。在细致分析和权衡利弊后，这些税收的起征点应该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这种方法通过给税收设定上下限，使执政党能不受其他政党政策的影响，自主调整税率。国家采取这种方式，有的人也许会问：在这样的情况下，领导人是否能将制定财政政策的权利转交给某个独立机构，比如英国央行下属的货币政策委员会专门负责货币政策的制定。
但我们经常看到的是，政治家们如何通过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来欺骗民众，然后用增值税、消费税等间接税收手段来收取国民收入。税收一般是一种压迫方式，是民众无法摆脱的不治之症。所以，欧洲增值税税率在2020年以前调至可怕的40%也不会太让人感到意外。即使欧洲国家调低增值税税率只停留于想象，欧盟成员国40%的增值税税率仍有可能成为现实。
同时，民主国家仍然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管理国家经济。笔者认为这些政策对于今天全球化背景下的自由市场经济来说已经过时。课本里上个世纪的经济学理论似乎并不能解决今天全球经济遇到的问题和挑战。有人认为，是由于无数经济体以外的不定因素影响着各国经济，才导致经济体系极其不稳定。这样一个不稳定的大环境似乎影响着决策者和政治家有效的管理国家经济和公共财政。此外，对发达国家而言，经济健康增长显得极其困难。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纪初期，日本经历的频繁、长期的衰退伴随着通货紧缩，正在影响着部分西方国家。
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4%的速度增长，对于一个经济发展和合作组织成员国来说是个奇迹。如果增长率超过4%，则会诱发通货膨胀。西方国家正在努力控制通货膨胀率。该值低于3%真的会对经济造成不良影响吗？通货膨胀通常伴随着某种经济增长而产生，而这种经济增长是由于生产成本的增加而产生的。但基于消费者举债的不可持续消费能推高通货膨胀。当一国经济趋于饱和时，平衡增长和通货膨胀通常变得很困难。这是由于增长生命周期达到顶峰，准备走下坡路，这正是西方国家今天所经历的。
想象一下美英等发达国家的严峻形势和货币政策带来的挑战。传统的经济学教科书教我们经济衰退时须要下调利率，但如果经济衰退的同时还伴随着通货膨胀，决策者们该怎么做呢？美国、英国、日本甚至整个欧元区当前将利率调低至零的做法，并没有任何成效。这是否意味着这些工具已经失效？
在自由市场环境下的一个真正开放的经济体里，一谈到税收，就说国民大部分的收入都被国库掠夺，这种观点很落伍。虽然各种形式的税收都不能被废除，但如果我们能更富有远见，想法更新颖，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减轻纳税人压力。这点在个人所得税上表现的更明显。我们应该将国家经济视为一个实体，以市场资本化为原则，通过市场主导的创新体制和途径，获得国民收入。
传统的财政政策措施使我们对个人的全部收入征税。我们为什么不用同样的方法对公司和企业征税？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对公司、企业应该会同样适用。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对企业的总利润征收营业税。这确实是一种曾经的做法。颇具讽刺意味的是，20%的人口产生并控制近80%的财富，而富裕阶层仅贡献20%的公共收入。富人和高收入者拥有最优秀的税务会计师和律师，来帮他们逃税、减少负债。
另一方面，决策者们往往比较贪婪，征税和税收收入都变成了一种强迫。税收不应该是对辛苦工作的高收入者和创业者的一种惩罚。税收的基本目标是为全体国民支付公共服务。规模经济应该在公共和基本服务提供发面发挥作用，使这个过程富有效率。
如果国家的总体目标是对社会收入进行再分配，那么就不应该（用纳税的方式）严厉的惩罚所得人，这样也更公平。一些经济学家，甚至很多民众会认为消费税最公平。但对基本商品和服务征税则再次给社会最底层民众增加了负担。各国经济学家已经就各种形式税收的利弊争论了几十年，但仍没有争论出结果。
国家在收税过程的角色同样需要重新审视。税的征收和管理是一个耗费上百万美元的工程。西方的某些国家甚至有特殊的金融警察。美国和英国的国民收入部门，比如国内收入署，仍被认为官僚主义严重、效率低下。在英国，由雇主决定雇员是否缴纳工资税，美国的该体系则把压力转给个人，有个人处理每年的退税。税收的监管因此花费巨大。税收办公室在梳理复杂的公司税结构，解决富人、大公司的逃税问题及相关诉讼案时面临巨大挑战，所有这些都需要时间和资金。有消息称，英国的税务海关总署在2013年至2014年间税收收入减少超过250亿英镑。
管理公共财政的另一个点是制定预算和管理公共支出。预算为支出和资金分配设定目标。有人估计会说，这根本就是决策的过程最终制定出公共政策。我们已经分析了各种需要资源和资金的公共和基本服务。显然，资金的缺乏和效率的低下使公共服务的质量大打折扣。而国民收入尤其税收收入又很大程度上取决国家经济的状况。因此，国民经济的有效管理是管理公共财政的先决条件。
由此，政治家们的困境在于平衡当前预算的同时，还要提供高质量的公共和基本服务。国民收入的日益减少，使当前大多数西方国家都在这方面有巨大问题。鉴于这些情况，以及自由市场体系的背景，笔者就管理公共财政和国民经济提出了一些创新性政策建议。
国民经济的蓝图
主权债务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它和“税收”的历史一样悠久。如果说有主权国家完全没有背负债务，可能在今天会使经济学家们惊讶不已。那，一个有可持续债务的企业呢？国家不像商业机构，她的产品只有税收，且通过税收来产生国民收入。一旦不够用就需要贷款。甚至在我们思考用管理企业的方法来管理国家之前，我们就得关心为产生国民收入，国家应该试图提供怎样的商品和服务。
笔者想介绍国家经济“商品化”的概念，或者将一国经济潜力商品化，使之成为国家股权。这样有助于我们将这些股权作为投资产品提供给市场。有人也许会问，用管理大公司的方法来管理国家是否可行？在将国家转变为公司的同时，我们也把作为消费者的国民变成了利益攸关者，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小心。消费者可以说和购买过商品、服务的公司有一定关系，也许还多次在同一家公司购买。但当国民转化成顾客或者利益攸关者时，他们对国家并没有忠诚度可言。顾客或者消费者为从公司购买，而对商品和服务付费。这和国家的“利益攸关者”的概念截然不同。国家的利益攸关者纳税，并期待国家提供公共商品和服务。
通常一个国家的利益攸关者都得为其从国家那里得到的商品和服务交税。然而，同样的国民在今天不仅要交税，还得为其在私营企业里购买的多数公共商品和服务付费。当私营企业尝试根据顾客的收入和承受能力对商品和服务分类时，这就减损甚至损害了“利益攸关者”的整体概念。
民众普遍认为，国家有责任给国民提供公共和基本商品和服务，而不能因为支付能力的不足而有所歧视。社会当中某些阶层的民众也许没有能力支付基本商品和服务，但作为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不应该被剥夺享受服务的权利。有人也许会说，税收，尤其个人所得税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这是一种收入再分配，那增值税和消费税呢？这些都是不考虑民众支付能力普遍征收的。再者，富人利用法律漏洞逃税，而中产阶级却往往承受着税收压力又如何解释呢？这需要我们反思整个税收体系。
